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他们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将一个国家的制度区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制度和汲取性（extractive）制度两种。他们认为，汲取性制度由于生产者激励不足等原因会导致其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之下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有一个漏洞，他们的分析对于封闭经济体的国家是成立的，但对于实行国际自由贸易的国家则不成立。采取汲取性制度的国家，在后工业时代和自由贸易（或低关税）国际贸易体系下仍然可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我们需要拆分生产者激励。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了生产者激励的概念，但没有进一步分析。按照经济学传统，可以把生产者进一步区分为投资者和劳动者。生产者激励因而也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投资者激励和劳动者激励。当今世界经济普遍进入后工业时代。在后工业时代，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均大量采用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包括当下时兴的数字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甚至出现了机器代人、人工智能代人、黑灯工厂等趋势。各种先进技术的采用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的最主要推动力。而先进技术采用的广度和深度均取决于投资者。因此，在后工业时代，投资者激励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劳动者激励。

其次，我们再拆分汲取性制度的汲取对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只是笼统地指出了汲取性制度过度汲取社会资源，但没有说明向谁汲取。我们沿着把生产者分为投资者和劳动者的思路，可以进一步把汲取社会资源也分为向投资者汲取和向劳动者汲取两种。在利润的驱动之下，投资者资源（资金）除少部分用于自我消费外，绝大部分将用于扩大再生产，即提高先进技术采用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投资者资源被过度汲取，就会延缓、降低先进技术的采用，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衰退。劳动者资源（资金）主要用于自我消费，包括更富足的生活和生育抚养子女等。如果劳动者资源被过度汲取，劳动者自身的生活水准和生育抚养子女的水平都会下降。但后工业时代，在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先进技术投入的情况下，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

于是，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后工业时代，汲取性制度经济增长的途径——向劳动者汲取、向投资者反哺，通过保持、甚至提高投资者激励来实现经济增长。向劳动者汲取的方式有：（1）低门槛值的个人收入所得税；（2）高比例的劳动公积金制度；（3）普遍性的消费税制度；（4）教育和医疗商业化；（5）房地产市场土地政府专营制度；（6）名目繁多的收费和罚款等。向投资者反哺的方式有：（1）投资减税免税；（2）厂房土地减租免租；（3）出口退税；（4）产业专项补贴；（5）新技术采用补贴；（6）高失业率的劳动力市场等。通过向劳动者汲取、向投资者反哺，采取汲取性制度的国家一方面可以汲取到丰富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投资者激励，虽然劳动者激励受到了影响，但在各种先进技术源源不断投入到企业生产的情况下，经济不仅不会衰退反而会高速增长。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种向劳动者汲取、向投资者反哺的汲取性制度有一个内生的缺陷——它会导致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不足。因为采取这种制度的经济体，劳动者资源（资金）被过度汲取，国民总购买力远小于本国企业生产的全部商品，这导致了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不足，企业产品积压。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就会破产倒闭，经济仍然无法持续增长。但由于劳动者被过度汲取，这个问题仅依靠内部是无解的。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国内无力购买的剩余商品全部出口到外国。采用向劳动者汲取、向投资者反哺的汲取性制度的国家，其生产商品的总成本中人工成本的总量和占比都比较低。再由于原材料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球流动，全球商品总成本中原材料成本、资金成本（含设备折旧成本）是大致相当的。商品总成本中人工成本低的优势将使得商品总成本也会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生产同类商品的总成本。如果（出口商品总成本+海运成本+进口国关税）仍然小于进口国自产商品总成本，那么采用这种汲取性制度国家的剩余商品就能成功出口到外国，从而解决本国消费市场不足、企业产品积压的问题，就能维持本国的经济增长。

如果正好有一个自由贸易或低关税的国际贸易体系，那么采取这种汲取性制度国家的商品将会畅销全球。商品畅销进一步提高了投资者激励，企业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生产技术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又进一步降低了商品总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市场份额。在这样的正反馈循环下，采取这种汲取性制度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国家也会从海量出口贸易额中获得巨量的外汇硬通货，国家实力将变得非常强大。

可见，全球自由贸易或低关税贸易体系是采取汲取性制度国家最主要的成功因素之一，当然这也是采取汲取性制度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的风险点之一。

为分析汲取性制度国家经济增长的风险，可以做如下的思想实验。假设A国是采取包容性制度的传统经济大国，由于包容性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其商品成本中的人工成本较高。假设C国是采取向劳动者汲取、向投资者反哺的汲取性制度的新兴大国，也由于其汲取性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其商品成本中人工成本将大大低于A国。由于原材料成本、资金成本大体相当，同样商品在C国生产的总成本就会大大低于在A国生产。在自由贸易或低关税情况下，C国就会使A国形成巨额贸易逆差，A国国内原来的工业体系也会逐渐萎缩甚至消失。

A国第一波反击的方法必然是对C国商品提高关税。但如果A国还有B国、E国、D国、M国、Y国等自由贸易体系，那么C国只要与其他这些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或低关税贸易，C国商品就会绕道B国、E国、D国、M国、Y国等以转口贸易或者贴牌生产等方式再次进入A国，还是会让A国形成巨额贸易逆差，A国国内原来的工业体系仍然会逐渐萎缩甚至消失。

A国第二波反击的方法必然是对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提高关税。如果A国对所有国家商品的普遍关税高到使（C国商品总成本+海运成本+转口贸易成本+A国普遍关税）大于在A国自行生产商品的总成本时，C国将无法再继续向A国出口商品。C国商品无法出口到A国后，C国必然加大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外贸出口，同样道理会让全球其他国家产生巨额贸易逆差，也同样会使全球其他国家原来的工业体系逐渐萎缩甚至消失。全球其他国家也必然会学习A国的做法，对包括C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商品普遍提高关税。关税逐步泛化的结果可能是，全球所有国家对所有国家都恢复高关税。至此，全球自由贸易或低关税的贸易体系就可能会逐步瓦解，而采取汲取性制度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就会消失。

所以，各国以关税为主要手段的贸易纠纷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全球自由贸易或低关税体系是采取汲取性制度国家经济能否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