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在中国金融市场的20年布局

2010年11月12日，中国股市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跌，上证指数单日跌幅高达5.16%。这场股灾背后，竟与一份神秘的“双面”报告密切相关。

就在暴跌前夕，华尔街的顶级投行高盛还公开宣称“中国股市表现强劲”，然而紧接着却向其重要客户发送私密邮件，建议“清仓中国股票”。

这种出人意料的操作手法，甚至引起了《人民日报》的罕见批评，而这仅仅是高盛在中国金融市场20年布局的一个缩影。

1994年对中国金融市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启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外资金融机构纷纷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作为华尔街的金融巨头，高盛的眼光显得格外独到。

他们并没有像其他外资银行那样急于在中国开设分行，而是选择了一条潜伏的路线——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设立了代表处。

当时高盛的低调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既不大肆宣扬自己的实力，也不急于扩张业务范围，而是以“金融顾问”的身份耐心等待。

在这个过程中，高盛抓住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机遇，为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大型央企的海外上市担任主承销商，在中国企业和监管部门面前树立起了“专业可靠”的形象。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高盛开始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布局，他们瞄准了中国最具潜力的行业，通过参股的方式逐步渗透。

1996年，高盛以3500万美元入股中国平安，获得6.8%的股份。

2000年，他们又投资6000万美元，拿下中国网通2.4%的股权。

2002年，高盛继续出手，以5000万美元收购中芯国际4%的股份。

除此之外，他们还作为金融顾问，参与了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中海油收购尼日利亚油田等多起重大海外并购案。

到了2004年，高盛在中国的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

这一年，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北京高华证券合资成立高盛高华证券公司。

这个方案的精妙之处在于，高盛虽然只持有33%的股份，看似遵守了外资持股上限的规定，但实际上通过向高华证券的6个自然人股东提供总计8.04亿元的商业贷款，间接控制了这些股东手中占公司总股本四分之三的股份。

这意味着，高盛成为了第一家实际控股中国内地合资证券公司的外资投行，获得了在中国承销A股和交易B股的资格。

然而就在高盛高华证券成立的同年，高盛却在中国上演了一出戏。

他们发布了一份震动市场的研究报告，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接近40%，是亚洲最糟糕的。

这个结论立即引发市场恐慌，银行股估值大幅下降。

结果在外界还在消化这个利空消息时，高盛已经悄悄开始大举买入银行股。

他们先后参与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其中，仅在工商银行一家，高盛就斥资37.8亿美元认购了164.76亿股。

这笔投资在随后几年为高盛带来了惊人的回报——近120亿美元的净利润，相当于让每个中国人都给了美国100元。

这种“唱空做多”的手法，显示出高盛在金融市场运作上的老辣和精准。

他们深谙“恐惧”和“贪婪”这两种市场情绪，善于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市场波动，并从中渔利。

在中国市场上，这样的手法屡试不爽。

在攻克银行业这个“堡垒”之后，高盛的野心进一步膨胀，2003年，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期货市场。

这一年，高盛新加坡子公司杰润以“专业顾问”的身份，建议中航油大量卖出原油看涨期权。在高盛的“指导”下，中航油不断加仓，甚至在亏损开始显现时还在继续补仓。

到了2004年1月，中航油已经深陷泥潭，不得不与高盛签署重组协议，谁知这份协议却成为了致命陷阱——

中航油在平仓后又买进了更大规模的卖出期权。

紧接着，国际油价开始飙升，从2004年1月到6月，原油价格一路上扬。

有意思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高盛一面诱导中航油继续做空，一面却在国际市场上大举做多原油。

最终的结果是，中航油亏损40多亿元，不得不进行债务重组，而杰润公司却以债权人的身份坐收渔利。

这样的“对赌陷阱”，让中国远洋、深南电、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中国国航等多家企业都在与高盛的期货交易中损失惨重。

高盛利用其在国际市场的信息优势和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一次次让中国企业陷入精心设计的“完美陷阱”。

2007年，高盛开始将触角伸向实体经济，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

这次收购的手法更加高明，为了规避30%的收购红线，高盛联合鼎晖中国成长基金、香港罗特克斯有限公司等多方力量，最终拿下了双汇35.72%的股份。

随后，他们又通过收购海宇投资25%的股份，实现了对双汇的实际控制，令人惊讶的是，在收购双汇之前，高盛就已经持有雨润食品集团13%的股权。

而雨润恰好是双汇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意味着，高盛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掌控了中国肉类加工业的两大巨头，在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里获得了巨大话语权。

到了2010年，高盛的中国布局达到了巅峰，除了前面提到的股市“双面”报告事件，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运作也愈发大胆。

2011年，高盛开始大规模减持工商银行股票，引发市场震荡；到2013年5月，他们完全清空了工行持股，这笔投资的总回报达到惊人的72.6亿美元——他们最初投入的26亿美元，在短短几年间就获得了近180%的回报。

就连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未能逃过高盛的“法眼”。

2007年，他们以1.9亿美元（约合1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了上海虹桥的“上海花园广场”项目。

三年后，高盛选择在房地产市场最火热的时候出手，以每平方米2.5万元的价格将项目脱手，总价高达24.45亿元人民币，获利超过50%。

为什么高盛能在中国市场如此游刃有余？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初期，监管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诸多“真空地带”。

而且这一时期的中国金融机构初出茅庐，如雏鸟一般没经历过风吹雨打，普遍缺乏与国际资本周旋的经验，在面对高盛这样“专业”的外资投行时，往往存在盲目信任。

可在国外资本的眼中，谁跟你真诚换真诚？只要发现你是羊羔，有漏洞可钻，狠狠地宰就完了。

更别说高盛本身就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投行不仅在全球金融市场建立了庞大的信息网络，还与美国政界保持着密切关系。

多位高盛高管曾在美国财政部等重要部门任职，这种“旋转门”现象为高盛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提供了强大支持。

这段跨越20多年的金融史，虽然让许多中国企业付出了惨痛代价，但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本身就说明了国际金融竞争的复杂性。

再看看现在还在屡屡唱衰中国的高盛，成长，总要有些必经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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