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0日的马家堡，一个暗黑盖顶的漫漫长夜。

已连续超过120多个小时的审讯逼供，他已陷入狂乱崩溃。

不让休息，缺吃少喝，各种严酷的折磨和拷打，他想起了十八年前的地狱魔窟。

但他始终想不通的是，当年九死一生的自己，如今却又踏入了另一个万劫不复的炼狱。

早晨，他被凶神恶煞地押往3楼厕所打水洗脸的当口，突然一双不知名的罪恶之手，从黑暗处向他猛推过来。

他带着满眼的难以置信，如枯木般从三楼飞速坠向地面。那一瞬，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无从选择的家庭和无法掌控的爱情，电光石火之间已回溯一生。

一声巨大的沉闷撞击声过后，他静静地俯卧在楼下冰冷的地面上，身下涌出一大滩不甘的鲜红，生命就此永远地定格在了年轻的43岁。

黑手并没有放过他的遗体，当专案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发现他背后粘着一张纸条，上面触目惊心地赫然写着几个大字：“大叛徒死有余辜！”

他就是著名的当代作家，有着传奇人生的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

罗广斌

1924年11月22日，罗广斌出生在四川忠县（今重庆市），从小随父母在成都生活。

他的父亲原是清末秀才，学识渊博，在民国时期担任过教育局长。他的母亲则在民国政府高等法院担任要职，父母均为国民党党员。

罗家当时声名在外，富甲一方。在洪雅县每年收入过千石，在成都收入约百石，另有房产三处。

作为家中幼子，罗广斌从小备受宠爱，被家人亲昵地称为“幺老爷”。

1939年2月，为躲避日军飞机对成都的轰炸，罗广斌全家搬至洪雅县城居住。

他进入洪雅县中学读初中，在这里邂逅了美丽的初恋。

他的心上人叫牟学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商人之家。虽然长得亭亭玉立，但贫困的家境却在两人之间划出了一道巨大的现实鸿沟。

父母知晓小牟的家世后，都坚决地反对儿子与她交往。这让生性热血倔强的罗广斌在品尝到爱情的美妙滋味的同时，又体会到了门第观念的苦涩障碍。

但年纪不大的罗广斌却坚决不肯放弃这段背景悬殊的伟大爱情。

母亲的话直接而尖刻:“我们罗家的子弟，不可能当商人的女婿。就是我们不管别人也要说闲话，骂我们家教不严。”

眼看儿子不肯放手，父母索性将罗广斌严加看管起来。他在家中度过了三年囚徒般的封闭生活，见不到心上人。

为追求自由爱情，他奋力抗争，甚至和父亲打了一架。

这期间，他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伯乐”——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

年轻时的马识途

1944年，在马识途的帮助下，他离开家乡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

罗广斌从此投入到了一个广阔的新世界，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爱国青年和有志之士，杨振宁先生也曾经也指导过罗广斌的功课。

1945年，在马识图的推荐介绍下，罗广斌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并参加了“一二·一”等一系列爱国运动。

经过一番革命的洗礼，他开始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真实面目，也更加痛恨排斥自己的原生家庭。

“一二·一”运动

1947年6月，罗广斌任教的秀山中学的30多名师生被国民党当局以“敌特分子”之名逮捕。他不顾个人安危，奔走营救，并组织群众声援，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了所有被捕师生。

1948年，经《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此，罗广斌终于完成了人生和思想的双重蜕变。

一心向阳的他，急于与那个腐朽的资产阶级原生家庭一别两宽，可随后遭受的一系列磨难还是让他感叹断绝太难。

江竹筠

罗广斌的大哥罗广文，出生于1905年，曾任15兵团司令，官拜国民党中将。

虽然兄弟俩年纪相差了19岁，但毕竟是一奶同胞，感情依然深厚。最为关键的是，由于这层兄弟关系，国民党当局对罗广斌还是有所忌惮。

1948年春，罗广文被任命为第七编练司令，统领西南新组建部队。

同年7月，组织上派罗广斌去成都和家庭恢复关系，对罗广文进行统战工作。

罗广文

但由于叛徒冉益智和刘国定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巨大破坏。这年的9月10日，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被关押于重庆白公馆监狱。

对于这个“赤色”的同胞弟弟，罗广文最初的想法是让他在狱中改过自新，转变立场。

国民党当局先是让罗广斌的父亲前来劝降，父亲声泪俱下地苦劝他签了“悔过自新书”后好回家。

本来就对父母反感的罗广斌丝毫不为所动，还将父亲痛斥了一番。

特务头子徐远举慑于罗广文的身份，并没有对罗广斌过多用刑。和其他被捕的同志相比，罗广斌在狱中的日子相对好过一些。

但也就因如此，罗广斌遭到了狱中一些同志的猜忌，对他的入狱也产生了某种怀疑，甚至有人说他是内奸。

见罗广斌坚持不动摇，徐远举十分恼怒，给他戴上了四十斤重的脚蹽，但罗广斌依然毫不屈服。

在狱友们组织的“新年大联欢”上，罗广斌咬着牙拖着沉重的脚蹽跳起了欢乐的舞步，他的革命乐观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大家。

1949年初，狱内党组织曾提出让他利用哥哥罗长文的关系出狱，将狱中的斗争情况汇报给上级。

但罗广斌坚定地拒绝了，他选择了和同志们一起留在狱中坚持斗争，同生共死。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彻底而无畏的真正革命者。

罗广斌

在狱中组织斗争的江姐也对罗广斌的表现非常认可，评价他“忠诚可靠”。

1949年，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势如破竹，高奏凯歌。狱中的同志都无比兴奋，似乎已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到来。

他们同时也做好了迎接凶残的敌人举起最后屠刀的心理准备。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狱中的人们无比激动和振奋。他们满脸幸福，相拥而泣。用脚镣和手铐碰撞出的清脆声响，作为对共和国的独特贺礼。

罗广斌和其他狱友一道用红色被面制作出一面五星红旗，代表着他们在黑暗恐怖中永不屈服的坚定革命意志。

他们也非常清楚，反动派不会让他们活着迎接胜利的黎明。

毛人凤于专门从台湾飞抵重庆，详细布置报复性的最后破坏与屠杀任务。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和白公馆制造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300多名革命志士遇难。

屠杀持续到半夜，白公馆已经只剩下19名难友。生死关头，罗广斌争取了一直同情共产党人的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并组织了包括自己在内的19名难友越狱。

幸运的是，这19人最终得以逃出生天。

1949年12月，罗广文率部在川西起义，后担任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历经劫波的罗广斌也迎来了新生，他担任了重庆共青团市委统战部部长。

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将整理而成的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中共党组织。报告共15页，分为七个部分。著名的“狱中八条”就在这份报告中。

但他为之奋力抗争的美丽爱情却再也回不去了。由于各种原因，他和牟学莲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1952年春节，他与市妇联工作的胡蜀兴结为夫妻，婚后生育了一子一女。

1961年，他与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著作还被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短期内就印刷了惊人的350万册。

至今为止，发行量高达千万册，《红岩》成为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品。

1958年，罗广斌作为重庆市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干部来到重庆市长寿湖农场工作，先后担任农场团委书记和代理场长等职。

1962年底，罗广斌经上级安排调离长寿湖，和刘德彬、杨益言一道去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工作。

由于《红岩》的巨大影响，既是作者又是亲历者的罗广斌成为了全国热血青年们崇拜的英雄。

但他的历史疑点一直没能彻底消除。到底是“越狱逃出”还是“被敌人放出”，在文革之前就反复地历经四次审查，却始终没有明确定论。

文革大风暴开始后，1966年8月3日，罗广斌被第五次审查，得出的结论是：罗广斌被捕、狱中表现、出狱及解放后的一系列活动，都存在着严重问题。

据此，工作组决定发动群众对其进行揭发批判：首先批判他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二是说他别有用心写出《红岩》“反动”小说；三是揭发他是“叛徒”。

1967年1月31日，经过精心策划，罗广斌的的黑帽子开始了满天飞：“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

1967年2月5日，罗广斌当着妻子和朋友的面被工作组从家中抓走。

而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是这样的度过的：

审讯人员轮番逼供，要他彻底如实地交待“11·27大屠杀”时是怎样被特务放出监狱的。

不论罗广斌如何申诉辩驳，审讯人员都不予理睬。他被强迫写自己的狱中生活和怎样出狱的交代。写写停停，痛苦不堪，整夜不眠。

2月10日早晨八点半，生不如死的罗广斌的生命最终被命运黑手彻底终结。

妻子胡蜀兴一直不相信，在国民党监狱中宁死不屈的丈夫，几天前还要自己给他送粮票，会这样轻生。

1978年，罗广斌的冤案得以昭雪。

有关部门调查后告知了胡蜀兴真相：罗广斌当年是被人推下楼摔死的，并非自杀。

但那双不知名的黑手至今还湮没在历史的谜团里……

结语：罗广斌的短暂一生，经历了从富家少爷到革命青年，光荣入党，铛锒入狱，在大屠杀中幸存，最终成为红色作家。他的人生可谓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但他当年的激情和理想，却在一心向阳的途中嘎然断翼，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