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曾聊到，有天他跟刘震云要去沈阳踢球，两人几乎不给史铁生反应时间，三下五除二就扛着他上了火车。到了沈阳文学院，他们在篮球场上踢球，让史铁生当守门员，吓得沈阳文学院一起来踢球的学生们都不敢踢了。
见此情形，余华笑呵呵地说：“你们可小心点，要是踢到铁生身上，可能直接给他踢坏。”现场一片爆笑。
当天晚上，余华和刘震云去地里摘黄瓜，兴尽而归，用路旁大水缸里的水，随便涮了涮黄瓜，就拿给史铁生吃。
“嘎吱”一声，黄瓜的清香在史铁生舌尖绽开，他惊呼道：“嘿！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新鲜的黄瓜！”
余华挑眉得意地说：“那废话，这黄瓜从摘下来到你嘴里，还不过十分钟呢。”
这些鲜活的场景，真切地发生在那群作家身上，想想，那时候虽苦，亦充满温情。
即便是生活困苦如史铁生，也能让贫瘠的生活开出一朵花来。
王安忆曾这样回忆初见史铁生的场景。
那一天，他满怀忐忑不安，已准备好安慰史铁生，听他倒苦水。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晴空万里”的史铁生。
“在北京习惯吗，咋这么瘦？”史铁生先开口询问王安忆，王安忆则说：“吃不惯面食，所以瘦。”
一句话打开了史铁生的话匣子，他说：“北京的面食里，饺子还可以。”
此后的近一个小时里，史铁生都谈论着怎么包饺子才好吃，饺子要煮多久，什么馅的才地道。
其乐融融的氛围，一直延续到王安忆等人要离开时，史铁生并未尽兴，便邀请王安忆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王安忆等人局促不安，准备冲向厨房去做菜，奈何史铁生轻轻摇了几下轮椅，竟比他们都快。
随着菜刀敲击案板“嘟嘟嘟”的声音，烟火气腾空而起。
那一刻，王安忆他们感受到，史铁生跟自己一样健全，甚至比自己更健全。
一桌菜很快上桌，结果，那天吃饭的人都泪流满面，唯独做饭的史铁生吃得喷香，一脸淡定。
史铁生的文字平淡且热烈，虽偶尔浸润着一抹淡淡地忧伤，却仍能从倒下的轮椅上，看到清晨叶子上的露珠落下，“摔开万道金光”。
他38岁那年，遇到了28岁的陈希米，两人一见如故。
从此，史铁生再也不用为逛书店烦恼，他说：“我以前逛书店都得带个望远镜，自从有了希米我再也不用挑书了，希米负责挑书，她买什么我就看什么。她喜欢的，我恰好都喜欢。”
人生最后一程，身患尿毒症的史铁生，嘱咐病床前泣不成声的陈希米，他说：“我身上能用到的器官，一个也不要剩，我要让其他人帮我感受这个世界。”
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没能等到敲过新年的钟声，似乎是不想让自己逝去的悲伤，蔓延到崭新的一年。
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却留下了经久不衰的《我与地坛》。
白岩松曾这样评价道：“如果那一年中国没有其他本土文学，只有一篇《我与地坛》，那一年都是中国文学的丰收之年。”
人们在《我与地坛》中感受着母性的伟大、生命的魅力，人们记住了他母亲那句：“咱娘俩，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是啊，正如白岩松所说：“史铁生这一辈子，始于年关，终于岁末，他用一辈子练习如何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史铁生能四处奔跑时，抱怨世间不公；坐上轮椅时，却无比怀念20岁以前的自己；生褥疮时，他怀念没有褥疮安然坐在轮椅上的日子；尿毒症时，他怀念只有褥疮不用透析的自己。
人生的苦难，总有个更字，既然这样，那不如不要怀念，也不要比较，就好好活在现在吧。
史铁生在《我二十一岁那一年》中这样说：“死是一件不必求成的事，是个必然到来的节日。”
既然人生亦苦短，那就让我们活着的时候，坦诚一点，快乐一点，享受一点，疯狂一点，竭尽全力，治愈自己，温暖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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