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利用汉奸力量临时管理上海。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曾秘密筹建“地下军”，组织工人武装起义，以配合新四军解放、接管上海。

01

“清乡”行动与反“清乡”斗争

1940年春，汪伪南京政府上台后，日伪调集重兵，对上海郊县的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扫荡”行动，各游击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41年7月，汪伪政府又开始在长三角地区进行“清乡”行动。

据《新四军反清乡斗争述略》载：（日军）日夜追踪我军，大批残杀党员和人民群众，妄图从肉体上消灭抗日力量；还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进行欺骗、拉拢，妄图从思想上分化、瓦解抗日队伍；再就是在经济上实施严密封锁，妄图从物质上削弱反“清乡”的力量。

1942年7月浙东区委成立后，直接领导了上海郊县尤其是浦东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并派浦东地委军事委员朱亚民坚持和发展抗日斗争。1943年6月，这支队伍已由最初的十来人发展到150余人，并正式改编为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浦东支队。1944年3月，该支队在奉贤县（现奉贤区）北宋村英勇抗击1000多日伪军的围袭，粉碎了日军以重兵围歼浦东支队的企图。

1945年前后，黄浦江两岸坚持斗争的游击武装，奉命整编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淞沪支队。

“事实上，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就多次指示上海地下党发挥大城市优势，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支援新四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韩洪泉说，以“江抗”部队东进为例，数月间上海爱国青年纷纷加入部队，1939年9月西撤上海时，已从最初的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这支部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而原游击区又重建出新的游击队。

02

日军悬赏十万军票买他的首级

1943年，盘踞上海的日军在浦东“清乡”，到处张贴布点，悬赏十万军票要买“诸亚民”的首级。这个诸亚民，其实是新四军淞沪支队队长朱亚民。

朱亚民原名朱永林，老家在江苏常州戚墅堰石家桥。1930年，14岁的朱亚民就到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日渐不稳，中华书局印刷厂在香港设立分厂，朱亚民去了香港，化名朱复参加工人运动，1938年3月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2月，朱亚民奉命从香港返回上海，潜入浦东开展游击战争。朱亚民很快打开了局面，打鬼子、除汉奸、斗顽军、灭土匪，深得浦东人心。

1942年8月，日伪开始对浦东进行大规模“清乡”，为保存力量，朱亚民带队从海上撤离浦东。一个月后，他又率领11名队员潜回浦东。很快，这12人发展成为一支上千人的独立支队――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到1944年下半年，淞沪支队已经基本上控制浦东农村区域，1945年春天，淞沪支队跨过黄浦江，打出了一个连结浦东浦西的抗日游击区，控制了浦东浦西的广大农村。

在残酷的战斗中，朱亚民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敌人还多次试图暗杀朱亚民，阴谋没有得逞。

03

上海起义“朝令夕改”

1945年6月，在多个战场上重挫日寇的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收复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通过夏季攻势，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包围越来越紧，取得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7、8月间，日本败局已定，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张祺在焦急等待上级的指示。此前，为了迎接胜利，张祺等身处沦陷区的中共党员，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下做了大量准备。

一是“统一战线”，通过各个系统向上海各阶层人民群众以及伪军伪警做工作，大力宣传国内外胜利形势，进一步激发了人们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二是“武装斗争”，通过工人运动委员会和近郊区工作委员会两条线，分别在上海市区和郊区组建“地下军”，为发动上海起义作充分准备；三曰“党的建设”，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力量，到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9月底的475人恢复至2850余人。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指出：“须准备于日寇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同一天，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新四军准备包围并占领上海及其他城市，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11日，命令终于来了：“华中局已经决定组织上海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各阶级民主联合的上海市政府，迎接新四军进占上海！”

8月18日，华中局给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发动群众性的上海起义问题的指示》，要求上海地下党乘敌伪统治基本垮台，国民党力量尚未到达的混乱之际，迅速发动群众做好起义的准备。

8月19日，华中局致电上海市委正式下达起义命令，要求上海各工人区用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等方式发动起义，并派干部和部队领导、策应起义工作。华中局为此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于8月20日批准了华中局的报告，上海起义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在浦东、浦西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寻找战机，收缴敌伪武器，打击不肯投降的日伪军，建立县、区抗日政权，积极为策应和支援上海地下军起义并占领上海作准备。

8月22日清晨，沪西工人“地下军”60余人编成3个战斗突击队，带领地下党发动起来的2000多名各业工人冲进工厂，在“没收汉奸财产”等雷鸣般的口号声中，迅速控制了电话、要道和制高点，并设立了起义指挥部。

然而，到下午4时许，队员和工人等来的是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停止上海起义”“部署退兵行动”的命令。

04

起义缘何被叫停

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广大沦陷区坚持斗争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各地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奋勇进击，准备迅速占领被我包围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正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将西南、西北的军队空运至上海等大城市和战略要地，抢占城市、港口、交通枢纽，甚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阻挠和限制人民军队进击日伪军，要日伪军队“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在上海，伪上海市市长、大汉奸周佛海竟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市行动总队总指挥，公然率领伪军抗拒新四军接收。另一方面，蒋介石发出邀请，请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中共中央总揽全局，从全局利益出发，决定终止上海起义，于1945年8月21日中午和午夜连续两次急电华中局。

韩洪泉分析说：“从战略层面看，中共中央已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华中、华南人民武装向北转移，以集中力量，巩固华北，力争东北。关于大城市工作，将准备起义、里应外合的行动要求，改变为保存力量、继续贯彻精干隐蔽原则，领导群众更有力地开展民主运动。在战术层面，党内此时已发现上海存在敌我力量悬殊、起义时机不成熟等问题。”

张祺回忆，华中局此前之所以督促上海地下党执行起义计划，与听信一则“我党在上海掌握了一个10万群众的团体”的不实汇报有关，而经过严谨调查，单凭淞沪支队、工人“地下军”和其他方面的少数力量，难以应对起义后要面对的敌人——尚未放下武器的10余万投降日军和大批伪军，以及正在加紧空运抵沪的国民党正规军……

肖春飞 潘旭 吴振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