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李硕
李硕，历史学者。他因《翦商》而出圈，该作品被评论“惊心动魄”“离经叛道”，在业内外引发热议。在此之前，他著有《孔子大历史》《南北战争三百年》《楼船铁马刘寄奴》等历史作品，贯通多个朝代。李硕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大师班”，工作五年后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他是个 “不走寻常路”的历史学者，2013年博士毕业，放弃内地高校，选择到新疆大学。2020年，他辞职离开，专心写书和游历。2023年，一则“李硕游历巴基斯坦突发绝症”的消息传开，万幸回国后手术成功，凶险癌症得到控制。“两世”为人，有的改变了，不变的是他仍在旅途。
历史学者是什么样子？身在书斋，心系庙堂，坐而论道？李硕显然不在这个刻板设定中。他不肯囿于象牙塔，到处“乱跑”，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他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比如这次采访，他表示不想多谈历史，想聊点儿其他“有意思的”；进棚拍时尚大片，并不在意能不能把他拍得有范儿，只是好奇时尚杂志的拍摄流程，看看能把他拍成什么样儿。
刚接触李硕，感觉他谦和实在，偶尔有点儿小别扭。说好一起吃开工饭大家熟悉一番，他临阵退缩。身为走遍四方见惯三教九流的“游子”，他解释，自生病手术后，很容易疲惫，“现在见陌生人，哪怕不说话，要察言观色，心也特别累。”
给他拍摄短视频，提前沟通即问即答环节，他说随便问，现场却跟一些小问题“较劲”：你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谁？你交友最看重什么品质？……他或卡壳，或干脆道：平时没想过这些；琢磨这些问题的人是不是有点儿自恋？……后来记者跟他谈及此事，他坦诚：自己不是一个“急智”的人。
几番长谈之后，李硕更是打破了记者对精英学者“清高自恃”的固有印象。他称得上学贯古今，涉猎广博，面对采访却不似大多数“名人”那般擅长自我营销，或热衷于将观点“兜售”给大众。在他看来，自己的所有成就、光芒好似都不值一提，要么觉得无甚可说，要么就是回看过去“问题一堆”。他不上价值不谈情怀，只对于市井百态兴致勃勃。他笑谈各村各寨奇人怪事，从不道德评判，哪怕淡淡的嘲讽也透着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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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谨言慎行的大多数被访对象，李硕称得上“大胆”，有的见闻太过匪夷所思，有的观察太过犀利尖锐，他敢说，也不管记者敢不敢写。
越是和李硕接触，了解他的经历，看过他的作品，你越会发现：李硕很难被定义。我们请与他相交多年、意气相投的藏区老友描述他眼中的李硕，对方沉思后道，“一个纯种读书人+屌丝+天才”。
说起李硕的经历，绕不开2023年那场突发的癌症。当时他行至巴基斯坦的小城巴瓦，忽然病发倒下，癌症来势汹汹，一发现即是晚期。当地医院宣告无力回天，他已准备好坦然赴死。万幸回到成都后，遇到华西医院“全球排得上号的名刀手”为他主刀，手术很成功，但大夫直言告知：这种癌型复发率挺高的……
他没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九死一生反倒让他想开了，“如果没有这场大病，我的人生轨迹大概率还是会写历史；如今既然续了命，就想玩点儿更新鲜更嗨的东西。”他以此为人生分水岭，将“术后存活期”视为新生——“前世”的学者李硕已去，影视人万玛扎西· 李硕转世重生。
当时特别巧合，他术后要定期去华西医院复查，于是在成都驻扎下来。也是在这期间，他认识的几位藏族小伙儿陆续来到成都，就住在藏街，离华西不远。老友相聚，一拍即合——一起玩儿影视。他们最终决定拍进城的藏族年轻人，最后拍出了70分钟的纪录片《成都》。
李硕回忆那段经历：“我们是纯草台班子，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我是策划人，也是演员；导演乔玳瑁又兼了摄像师，现场他忙不过来，我又替他操了导演该操的心，比如骂演员或骂投资人。”
拍完了李硕也没搞明白专业影视人的拍片流程和分工，“因为我们的草台班子太草台了。”但这不影响他兴致勃勃地带着《成都》去北京“路演”，并没有商业抱负，就图个乐呵。
结果有的老电影人看完生气了。“他们理解的少数民族纪录片，应该拍原生态的，在他们家乡，穿着传统服饰，说着老家方言，忧郁沧桑深沉。”
可他们拍的啥？“我们拍的是进城的藏族年轻人，因为老家不一样（藏区主要分为三大区域：卫藏、康巴和安多，分布在不同的省份），他们说家乡话互相听不懂，就都说普通话。他们过得很快乐，有人拍手机短剧，还挣到钱了……它不是之前那种所谓的少数民族纪录片，定位不一样。”
一个老电影人批评了这片子，然后觉得话说重了，又安抚他一下：其实你当个演员还是挺不错的。
李硕对此也不介怀。只是时隔数月再提此事，他平和中透着股执拗：“做纪录片我想带给大家的还是真实，真实的喜怒哀乐。我身边的藏族朋友就是这个状态，没那么沧桑忧郁。”
拍完纪录片，李硕又开启到处跑的模式，边游荡边积累素材。被他称为“乔导”的藏族小伙儿乔玳瑁也是个影视爱好者，就跟他一起玩儿：“李硕说一起拍片子，这片子那片子，纪录片、电影……我们攒了很多素材，大都还没完成，也不急，就先放着呗。不知道他能活多久，开心比较重要。”这笑谈生死的超脱劲儿和李硕如出一辙。
“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夭也。”南朝大臣萧惠开真乃李硕跨越时空的知己也。
在生病之前，李硕就不是规行矩步之人。原是出身名门正派的学者，完全可以选择更舒服、更易功成名就的坦途，他却选择了一条被形容为“边缘、艰辛、危险的歧路”，长年漂泊，有时还免不了为稻粱谋。
而那些所谓主流的精英学者，习惯高居象牙塔中，埋首卷宗，坐而论道。他们或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或对外界保持着一种疏离和淡漠——此二者皆对普罗大众带着些俯视的意味。
云游天地间的李硕则不然。他最爱去藏区，藏民们察觉到了这位“天才学者”身上的 “屌丝”气质。乔导回忆和李硕的结识经过：2017年，李硕到甘南藏区，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出租屋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会儿我对他带着一点儿戒备心理，因为来我们藏地的乱七八糟学者挺多的，我们习惯谨慎点儿。”
后来多次接触，他们发现李硕和其他学者挺不一样的：“他能够下沉。”乔导举例， “比如做一个田野调查，有的学者就坐在酒桌上和地市的小领导们空谈，李硕会真的在老乡家里扎上一段时间，也不轻易发表议论。”很多学者到藏地做调研，一番操作下来搞得大家都挺尴尬，“李硕能用一种谦卑、敬畏的心待在这儿，不是假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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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李硕在新疆大学当老师，每年寒暑假都会到甘南藏区。几年下来，乔导发现：李硕和老乡们绝不是泛泛相交，不是住几天走了就没信儿了。“只要他去过的地方，待过的人家，具体是什么情况，孩子当时干什么现在干什么，他都很清楚。”小友是个直率人，“《翦商》出版之前，他也就刚混饱肚子的水平，平时花钱也不大手大脚，但是遇到老乡有困难，他就会操心着帮一把。”李硕认识一个郎木寺的阿克（也叫喇嘛，对出家修行的男性藏传佛教教徒的称呼），他造访时那个阿克在修房子，没过多久他接了一个短视频广告，挣了几万块钱，就想着要把这钱捐给盖房的阿克。
李硕没料到自己经历了藏族小友对他的多番观察，他只觉得和老乡们的交往很自然：“我非常适应。我从小家在农村，十来岁才搬到县城，后来我跟农区、牧区的老乡们打交道，很容易融入，他们想啥关注啥我能理解。”
一些大城市甚至国外的年轻人也会来到藏区，有的人也能吃苦，能跟这里的老乡们生活在一起，“但在精神层面，彼此是没办法互相理解的。”对此藏民们其实看得很清楚。而他们和李硕的相处就自在多了，把他当作了自己人。
李硕的“下沉”，不是“学者下乡体察民情”，他本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哪怕在学术界已经“混”出了江湖地位，他身上仍带着朋友调侃的“屌丝”属性。如今的“精英”太多了，李硕则忙不迭地给自己去精英化。
有人撰文评价他：“从著作书目来看，他的研究跨度非常大——孔子、中亚、南北朝、夏商周……让我叹为观止。毕竟人家是学霸出身，正儿八经的北大文学学士、清华历史博士……”他一听“学霸”标签，连忙“撕下”：“我不是学霸，我是学渣，初中还留过级，高中也是差生。”
他生怕记者不信，继续道：“真是学渣，尤其数学差。只是到了高三，我老爸说，你不上大学没别的出路啊，咱普通人家也帮不上你，你得靠自己去挣。没办法了，才开始发奋。”其实若考不上，他还有方案B，就是去跑长途货运，“我觉得开大货也挺厉害的。”
至于后来逆袭，他否认是因为天才潜力被挖掘，而是归功于自研出来的一套“差生数学自学宝典”：“学数学就像骑自行车，有一个地方掉链子了，从这儿开始你就永远跟不上了。问题关键就是，找到掉链子的起点，从那儿开始补……”说起这个他少见地露出得意之色，“从方法论来看，就这么简单！”
后来上了名校，他也没自视精英，直到读研时去支教，他仍开心地以差生代言人姿态表示：我特别会带差生。差生什么心态什么状态，我可太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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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天生和朴素、真实的人与事同频。到北京上大学，有室友形容他们都是迷茫的 “进城青年”。有人欣喜于见到了大世面大人物大舞台，他却一下识别出最简单最清晰的那个世界：“大学里经常有机会见识到各个专业的人，跨度非常大，天体物理学、古生物学、经济学、生态学……大家军训啊打个饭啊，或者随便什么活动，聊聊天，打听一下对方专业到底是干啥的，相当一部分人有能力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把外人看来深奥抽象的专业说得清楚明白。”
李硕认为，这是他在北大受到的最深远的影响，“它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真懂这东西的人他不装X，他不会说让你听不懂的话。” 后来搞学术也好，跟各种人混各种圈子也罢，他都有这种意识：我不装X，不拿自己都稀里糊涂的东西去哄人。
上过北大清华这种牛校，见过务实低调的牛人，自此，高谈阔论的精英在李硕心里祛了魅，“这个圈子我见过了，以后别人再唬不住我了。归根结底都是正常人过正常的日子，跟外面的人没啥不一样。”
在与他认识七年的乔导看来，李硕既没有、更防备所谓的精英意识：“他在基层没什么戒备心，但是到了所谓的精英圈子里就会有一点儿。他不喜欢虚伪，不喜欢商业互吹，觉得无聊。”
昔日北大的同窗曾调侃李硕“不安分”，别人都留在“象牙塔”吃“学术饭”，李硕则走“野路子”到广阔天地去历练——同窗说他与其同乡先贤颜元很像，强调“实践出真知”；博导则赞他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李硕认为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背包客，始于2012年。那一年他博士毕业，选择了远离“学术中心”北京，去到西北边陲之地——新疆大学。此举被朋友形容为“自投于四裔”，对本可以留在内地高校的李硕而言，是个放飞自我的选择。
“我也不是生来就打算跟别人不一样的。如果我本科毕业就考上研究生，也许会在北上广工作、买房、成家、评职称，走‘正常’的人生轨迹。但我工作了几年再回校读硕博，好几个环节耽误了，既然赶不上别人的步调，干脆不赶了，玩儿去了。”他话说得实在。
那时他刚好对新疆感兴趣，就去了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一待就是八年。他到新疆农村与维族老乡深度接触，当地人对他这个外来者很友善，“原本想象他们会跟汉人很不一样，但在长期相处之后，我发现在文化传统、宗教戒律不同的大背景下，人性当中共性的部分还是居多的，只是它会因为外界的规则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看到这些共性之后，你才能真正意识到他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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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空就到处游历，喜欢去地广人稀的地方，“这是一个讨巧的做法，因为去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反倒不容易结识当地人——他们默认游客来了，吃饭去饭馆，住宿去旅店，跟我们本地人有啥关系？但是到了地广人稀的边陲之地就不一样了，那儿可能真没饭馆没旅店，老乡们对外人没那么多戒备心，又见你只身一人，吃住也不好解决，不行到我家去吧。”李硕也不白吃白住，一天给人百把块钱，住进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一起挤过大通铺，蹲过公共厕所，很快便融入其中。
走四方的李硕最爱和藏区老百姓打交道，“藏民对外人不设防，心态开放，对各种文化都感兴趣。”他跑遍了卫藏、康巴、安多三大藏区，越游历越意识到藏族文化是个宝藏。“对藏族了解不多的人，一看满眼都是藏民，都一样。但如果对藏族足够了解，就能分辨出，谁是康巴人，谁是安多人，这是甘孜人，那是甘青人……藏族文化是非常多元的。”他最常去的是安多藏区，它非常特别，全部位于藏区的边缘地带——坐落在青海、甘肃、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崇山峻岭与峡谷之间，汉文化、穆斯林文化彼此杂糅、交汇，造就出独特的风俗民情。
“我经常去甘肃跟四川交界的一个小镇上，那儿有两个村子，相隔几百米，分属于甘肃和四川，都是藏族人，生活态度却很不一样：四川村里的藏民勤劳务实，对形而上的文化没兴趣，老人把历史都遗忘了，就爱给人做各种好吃的；甘肃村里的藏民懒洋洋的，更 ‘附庸风雅’些，老人喜欢讲古代的事情，历史记忆非常多。”
李硕特别爱在农区、牧区打听各种部落头人，听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回忆这片土地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乔导曾调侃他：“你这个河北老农到我们这儿调查所谓的藏地贵族史，我看也不过是几个村长打架而已。”李硕则戏称，他要写个藏地版“权力的游戏”。玩笑归玩笑，其实他想挖掘的，始终是各民族身上的共性与个性，“没有目的性很强地非要写个啥”——事实也的确如此，他的相关游记大都发布在网络上，阅读量大概千余人，远少于读他史书的人。
行万里路的李硕，并没耽误他历史学者的“正途”，他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论文，甚至让长年浸淫于书斋的学者自愧不如。一路行游、收集，他有着不同于纯粹学术圈人的独特历史和社会视角：他写《南北战争三千年》，会亲临历史的古战场；写《孔子大历史》，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图，他亦走过；他对商周历史感兴趣，因迟迟等不到上古史的专家学者成书，“没人写，那我来吧”，就辞别新疆大学，驻扎在安阳和洛阳，研究殷墟和二里头遗址。他攻克难啃的上古史与考古领地，最终完成了《翦商》这部里程碑之作。
“脑洞很大”“充满灵感和创见”——《翦商》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其勇敢的学术探索。李硕就像一个探险家，穿越历史的迷雾，捡拾起有限的碎片，依据严密的逻辑和论据，大胆地推理和想象。读者评价此书：“那些沉睡于考古报告与泛黄古籍的冰冷文字，被编织成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即便最晦涩难懂之处，也被赋予了生命的律动。”
该领域的考古学家许宏赞叹：“他一直跟着感觉走，他的好奇心太强，对于开拓新领域，太不畏难了。”这在他过往的史书和论文中，一直有迹可循，其中不乏独特，甚至“奇诡”的神来之笔。
这一切固然与李硕天赋个性、学术底蕴有关，却也离不开他多年的“游荡”生涯——他走过中国甚至世界的许多角落，认识不同的阶层，对社会有了更宏观更立体的认知；他不停地寻访历史旧址，探问边疆异域，将历史与现实对照，久而久之，已成为一种思维习惯；还有路上不断的新发现、新体验……一切都在无声中持续更新着他的内在世界，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有学者质疑李硕在学术创新上的“胆大妄为”，李硕说：“学术圈里有个说法，40岁以前卖力，40岁以后卖名。有的人资历累积够了，就不再想新东西了。把之前的成果慢慢变现，慢慢讲授，就是他们的后半辈子了。”李硕不愿如此，他一直抱持“志愿者”心态，在学术这条路上，他觉得哪里有意思，就去哪里尝试，玩不出花样了，再换一地儿重头再来。
对于他走的这些“野路子”，有民间学者如此评价：他不满足于纸上谈兵，愿意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去实地行走进行田野调查，去感受、去洞见、去发现。驱使他这样做的并非功名利禄，而是发自内心对那片土地以及历史文化的热爱。
写完《翦商》，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游历。2023年初，巴基斯坦发生恐怖袭击，他闻讯而至——并非不畏死，实在是对于“丝绸之路”，以及多种族、文化的交汇地带充满探索欲；也并非逞匹夫之勇，每次去到危险地区，必会谋定而后动。只是没想到，危险没来，癌症来了。
他做完手术的一段时间里，胆管全堵上了，什么东西都吃不了。碰巧那会儿淄博烧烤在网络上火了，他在病床上看着视频，馋得不行，就想：如果有机会活着离开医院，我一定要将这些小城市一个一个走过，慢慢逛，慢慢吃。
劫后余生的李硕是真的想开了，以后每一天都是赚来的，要尽兴而为，他便又启程了。“我走在自己的路上了。成功与失败都已经降为非常次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这条路本身。”这话放在此时的李硕身上再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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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朋友自驾游于两广之间，时常漫无目的，一路体会“我行岭南外，犹如瀚海间”；他在朋友圈展示的旅程见闻，全是朴实的人间烟火：大山中的小镇婚礼散场以后，在寺庙出家长大的孤儿，充满深圳高铁站的年轻身影，路边蹲着围观挖掘机干活儿的老人孩子，斑驳凌乱的车库是男人们的迪士尼……
其间他去了一趟北京，重游故地，见了一些故人，他惊讶于某种变化，“比起我在这座城市读书那些年，很多人和事都跟草根生活脱节了，不那么接地气了。”在一个格调似乎很高的聚会上，他眼见千里逢迎，耳听陈腐论调，忽然有个声音在脑海里问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浪费时间？
他逃离了，远离了麻烦的交际和功利。他一会儿出现在大理，一会儿又在凉山、在西昌……不喜繁华闹市，独爱僻壤村寨。他不是骑骡上山，就是钻松林睡觉，或跑去村民的红白喜事上串场子吃大肉。他在云南找到了印度Manali的感觉，在广西“看到了”东南亚佛塔，在藏族村寨小饭馆一个停电的夜晚，恍惚间“误入”西部牛仔世界……
越简单的生活，越宽阔的生命疆域。
李硕的主刀大夫不认同他的生活方式，他跑得太嗨。大夫知道拉不住，只能定期提醒复查。还有当他医疗顾问的朋友问他喝不喝中药，喝的话就替他挂号去。
他属于最不听话的那一类病人。到处奔波，居无定所，三餐不定是常态。抽烟的习惯，他也没改……他是有“癖”之人，这方面和明朝的“性情中人”袁中郎很像——后者爱山水，说落雁峰“可值百死”；哪怕怪癖恶癖，也宁可“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
说好要当“转世影视人”，一路行游一路拍视频，攒了一堆素材“等候发落”，结果最近，他的工作计划又变了，清单全被小说占满， “我现在手里至少有五个候选题材。”
他的影视“搭子”乔导也由着他：“现在术后一年了，他的病情稳定，饭量也越来越大，应该可以活得比较长久。他拍着拍着，忽然想把这些素材写成小说，那就继续写作呗。”
李硕谈话中多次表达当下对小说这种虚构文学体裁的兴趣。历史非虚构创作要甄别浩瀚史料、要层层逻辑推理，他不觉得吃力；而小说创作要“无中生有”地构建一个新世界，他目前尚需花费更大的心力，却也乐在其中。“先体验，去活，见识各种可爱的活人们，给自己加戏，找虐。上辈子没玩过的，如今都玩儿了，没受过的虐，也都受了。然后动手，快感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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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上随处所见所闻，都是李硕小说创作的灵感。比如剑门关小理发馆的老板：“那是个很粗壮的大汉，指挥手下时，凶悍中带着股阴柔。结账出来后，我就说：这老哥有故事。后来看了朋友当时拍的照片，才发现，那老板头上插着好几根管子，应该是做过开颅手术……”他咂摸着别人的人生。
他拍下在博物馆参观的一对情侣，男孩抱着女孩，“动作有点儿像在绑架”，他事后琢磨：人在恋爱中的这种姿势或心态，确实有控制的那一面……
他自认年轻时写不出小说，“都是白日梦和无病呻吟。”如今有了阅历，他方能洞察入微，然后觉得自己可以进行文学创作了，并赋诗自得：“庾信文章老，江阔云低雁。”化用了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和南宋蒋捷的“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只不过，虽皆为四方漂泊之人，李硕摒弃了蒋捷所绘“断雁于西风中”的萧瑟旅恨，只余苍茫广阔。
琢磨小说的过程中，“不再写史”的想法又松动了，“就当支线任务吧。我想写一个关于宋辽战争的小说，留意到现在的历史研究中遗漏的一些问题，说不定我会写个‘历史非虚构’作为副产品。”
他的反复跳脱并不奇怪，“我一直抱着 ‘玩儿’的心态，把见识到任何新奇的东西，都当作收获，希望以某种形式把这些收获和思考表达出来，别管什么形式。”
走了那么多地方，见了那么多人，李硕似乎习惯于置身于陌生的环境和事物之中。
在生病之前，有朋友对他说：好羡慕你啊，想和你交换人生。“说得轻松。”他没问出口的是，“选择我这样的生活，要付出的代价你能承受吗？”
他一会儿“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会儿又在女儿的幼儿园团建日匆匆往回赶。“我女儿五岁了，我陪伴她的时间太少。这对孩子成长来说也是一种缺憾。”李硕难得地流露出怅然若失的情绪。
如今他对于漫游世界这件事，也有了另一层思考：“有时停下脚步，我想其实也不必走那么远，哪怕是和你身边熟悉的人在一起，可能某天你们一起喝了两杯，他忽然聊起自己一段过往，你发现他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面孔，给你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新东西。”他难得地补充了一句“形而上”的话：“只要你不把自己限制住，这个世界永远有无穷多的东西等待你去看。”
也许是多年的行游化解了狭隘的乡恋，家乡或他乡，对他而言似乎都一样，他到哪儿都如过客一般。只惟愿百年之后，“骨灰撒在郎木寺天葬台下的山沟里。”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无家可归，但我们有永恒的归宿。
编辑、撰文-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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