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从来都是波谲云诡的。而在特殊时期之后，即便是已经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亦是难以免俗。

尤其是当历史来到1978年之后，关于这一年后人最为熟知的当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场转折性的大会中做出的改革开放决定。然而在这场大会的会前、会中乃至会后，又何尝少了这般角逐。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

而作为时任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彼时分管农业工作，他在会上作了文件起草说明。按照计划，会议也主要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文件。

不过就在会议过半时，风向已经变化为对特殊时期的讨论和政治问题的讨论。纪登奎本人继而也受到了指摘，最终更是几次做出了检查。

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更是要求纪登奎在内的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等四人主动辞职，避免影响党的形象。

而再讲述这件事情前，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纪登奎的革命经历和大致情况。

纪登奎的老家是山西省武乡县。

在1937年，只有14岁的他参加革命，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地委抗联分会的组织部长以及区党委的民运部部长，参加了抗日敌后游击战争。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了许昌地委副书记和宣传部长等职务，领导土改和剿匪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在许昌军分区当过政委，后来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当过厂长和河南省委秘书长职务。

从1968年开始，他的职务迅速提升，担任了河南省委书记，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之后进入政治局，1975年成为了国务院副总理。在1971年还担任过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可以说是位高权重。而从这些任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他的信任重视。

而与“四人帮”之间，他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特殊时期结束后，纪登奎拥护华国峰，但在邓之后也逐渐被边缘化。

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也遭到了直接冲击。当时在会上，干部们不愿意讨论农业问题，导致他没办法主持会议，紧接着陈云在会上提出要为刘少奇平反。对此，纪登奎坚决反对，眼看现场气氛紧张，华国锋赶紧出面从中周旋，主张支持对刘少奇的案子重新复查，但不宜马上下结论，所以在会上没有对刘少奇的问题做最后结论，但纪登奎的大麻烦开始了。

在之后几天的会议中，参会人员开始对他进行批评。

万里、吕正操、江一真、段君毅等领导人也纷纷对其指出错误，做出批评。坦白讲，如此公开化点名矛盾可见一斑。纪登奎顶不住压力，只好公开在会上作了检讨。

但检讨结束之后，邓颖超再次提出了意见，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你应该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显然这个措辞是十分严厉的，明白人都知道，这也绝不是检讨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些，纪登奎心里心知肚明，他显然是不适合再留在中央了。于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严肃的进行自我检讨，表示：“鉴于我所犯的错误，已不适宜目前我所负担的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求中央批准我不再担任常务副总理，不再分管政法、农业、工资改革等工作。”

不过他提出辞职后，不料邓小平并没有同意，邓小平表示：“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要批评，但不能动，有的中央委员，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

而对于检讨不深刻的问题，邓小平表示：“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过关嘛！”

这番话其实是提醒其他干部，这件事应该降温了。因此纪登奎被免去了北京军区政委这一关键职务，但保留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不再参与决策工作。

到了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北京正式为刘少奇平反。会上陈云表示：“当前思想僵化，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4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的寄到中纪委。他们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我还是建议他们能主动辞去自己的职务。”

陈云公开讲了这段话后，态度就已经很明显了，纪登奎当场表态愿意辞职。

后来，中央有意安排他去国家体委工作，但他婉言谢绝了。1988年7月，纪登奎突发心脏病，因病逝世，享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