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桂受禅与创立朝鲜

洪武时期，朱元璋不正式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洪武二十五年（1392）七月，高丽大臣李成桂以“市不易肆、兵不血刃”的和平方式完成易姓革命，由此开启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李氏朝鲜时代。然其在假高丽王大妃之手废除恭让王之后，并非直接跳转到朝鲜时代，而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请求-推脱”之后方才“勉强”上位，而这也刚好掩饰了李成桂专权擅政的奸臣形象，塑造出一个贤者上位的有能之君的光辉形象。

恭让四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七月，恭让王以“不可以为社稷生灵主”的由头被废，高丽王朝终结。在废黜王瑶同日，高丽百官即将象征高丽至高王权的国玺“置于王大妃殿”，高丽大小政务悉数经由王大妃裁决方可施行。

由此高丽王大妃成为高丽王国的最高决策者，然而这不过是李成桂一行掩人耳目的幌子，彼时李成桂早已集高丽政治、经济、军事诸大权于一身，而王大妃作为高丽王室地位至尊的女性，可以说毫无政治能力，此点于此前李成桂等人频频假借其手废黜高丽国王这一点便足可窥知一二。

李成桂集团也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方才屡次将高丽的重大决策经由王大妃之手下达，高丽王大妃的王室身份使得各项政令决策变得合理而有据。在废黜王瑶次日，高丽王大妃便下教任命李成桂为“监录国事”，统辖高丽庶务。

由此，李成桂距离国王宝座仅一步之遥。在李成桂集团眼中，高丽此间数代国王均不具备为王的资格，天下无统，涉及国事民生，而李成桂因之前屡倡大义，“废假立真”，扬正避邪，由他继承君位，是臣民之所瞩，神人之所望。在这种群臣拥立、侍中劝进的场合下，李成桂推脱再三，终不得不顺承臣心民意于该月十七日赴寿昌宫即位，李成桂避开国王宝座而“立楹內受群臣贺”。

同大小臣僚相约“余为首相，犹怀惕虑，常惧不可尽职，岂意今日乃见此事？予若平康，匹马可避，适今罹疾，手足不能自用，乃至于此。卿等宜各一乃心力，以辅凉德”。李成桂于次日正式即位于寿昌宫，是为朝鲜太祖。从以上李成桂的登极经纬观之，李氏显然是得天命人心、由大妃教许、群臣拥戴，经多番“劝进－推辞”的拉锯之后才不得不顺从天意民心的圣君形象。

从后续实录中频频出现的李成桂神话传说来看，不排除李氏为其立国的合法性而有意捏造甚至改写部分历史记录。朝鲜时代的官方史书文献，多为秉承其统治者意图及国内各类缘故而反复修改后方才入梓刊行，《高丽史》本身便因避讳或篡改而导致事实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丽史所予夺皆未可信，末年事迹尤乖谬，此虽局于讳避，然传信之书，岂容尽没其实而盖覆之也。”

此外，朝鲜时代编年史书《大事编年》中曾清楚的记述威化岛回军之后，南訚同赵仁沃密谋推戴李成桂并为李芳远以“此大事，不可轻言”为由加以制止，《纪年便考》中亦有“若无南訚、赵仁沃，焉能成就大业？”由上观之，李成桂及其党羽早于威化岛回军之际便已密谋革命，不过因郑梦周等人的举动致使李芳远不得不提前行动、先发制人。

此点从金湊等求封使团行至半路，听闻恭让王被废而中途折返亦可证明。作为一名新兴军事贵族，李成桂藉由军功入居高丽政廷，通过威化岛回军之举进入高丽政府权力中枢。在随后过程中，李成桂渐集政治、军事等大权于一身，其篡权换代的政治野心不得不引起高丽大臣的忌惮。

正鉴于此，“王佐之才”郑梦周方才着手剪其羽翼，冀图将李氏膨胀的权利欲望扼杀束缚，不意反招至“善竹桥”之变，郑梦周的被杀致使李成桂等人同高丽守旧大臣的矛盾公开，而王瑶的下台最终标志着高丽守旧贵族努力的破产。李成桂的易姓革命也不得不因郑梦周事件而提前开启。总之，高丽末期，李氏代王已然成为无可阻挡的趋势，中途事件不过短暂地影响的该趋势的进程。

洪武时期朝鲜的请封

李成桂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朝鲜半岛的易姓革命，自其即位伊始便标榜“至诚事大”，积极向明王朝靠拢。然而因高丽末期一系列变故的发生，导致李成桂在朱元璋眼中俨然一副篡权擅政的乱臣贼子形象，故而明太祖频频刁难李成桂，拒绝册封其为朝鲜国王。

然明朝的册命对于尚未立稳脚跟的李成桂而言是其王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为求取明朝认同，李成桂对朱元璋的需索百般迎合，从而使得这一时段的明鲜关系遂历尽波折，但仍在缓步前行。

李氏代王的请告

李成桂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七月十八日，正式即位于高丽开城寿昌宫。而“帮助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的主导势力是那些在高丽末期主张亲明反元政策的势力，因此朝鲜在家国之后自然地会维持亲明的基本政策”。就李成桂而言，争取明朝的认可与授封，乃是继位合法性的必要步骤。因此，首先遣使以群臣拥戴为由，请求明朝认可，继而进表请求册命，以示对明朝的臣服。

朝鲜先以最高权力中枢都评议使司名义向明朝礼部奏请李氏代王，时隔一月，李成桂以“权知高丽国事”的身份正式遣使奏告朱元璋其被拥戴为王的既定事实。前后两拨使团相隔仅一月有余，巧妙地掩盖了恭让逊位与李成桂即位间短暂的间隔。

从而制造出一种高丽群龙无首而拥戴李氏，李氏迟至一月之后方才“不获己”而即位的假象。而这也应当被归入李成桂为谋求明朝认可获取合法地位的计谋之一。

“自（李成桂）建国伊始，即以事大外交作为基本国策，对明朝十分恭顺，事大唯谨。”希冀通过明朝的认同的获取其即位的合法地位。然而李成桂终其一生不曾得到明朝的册命，始终以“权知国事”的非正式身份统治朝鲜。为获得明朝任命，李成桂曾多次遣使明朝，但却事与愿违。

李成桂易姓革命后继续沿用高丽国号，对此，朱元璋在诏书中明确对李成桂要求“国更何号，星驰来报”，李成桂获悉此消息，即日便“会耆老及百官于都堂，议国号”。最终拟定“和宁”、“朝鲜”两个国号。“和宁”即李成桂出生地所在，“朝鲜”即为朝鲜半岛上由商太师创建的箕子朝鲜。

至于选取“朝鲜”作为新朝国号，在李成桂建国神话中曾有“有早明之语，人莫谕其意，及国号朝鲜，然后乃知早明即朝鲜之谓也”的记载，此论虽有后世杜撰的嫌疑，但也从侧面证实李成桂择取“朝鲜”并非空穴来风，李成桂选取“朝鲜”作为新朝国号不排除有利用古朝鲜同中国的亲属关系而可以拉拢新朝同明的联系。

朝鲜太祖后期求请的关键

明朝颁赐属国的印信诰命是双方缔结宗藩关系的重要依据，早在洪武帝诏谕海外招徕各国未许，便纷纷遣使各国以行册封，印章诰命的颁予作为册封过程的重要内容，被视为双方正式缔结宗藩关系的凭证，与此同时，国王印玺在东亚诸国中又被视为其王权的最高象征，更是被直接用来上达天听的重要物证，故而历来为属国所重。

印章诰命作为明朝册封高丽/朝鲜君主的重要凭依，受到高丽/朝鲜君臣的高度重视，自恭愍王改宗大明始，便将前元所降金印上缴明朝而受之以大明所赐印玺，据载该印“龟钮盘扣，其文曰‘高丽国王之印’”，其后的历任高丽/朝鲜君主在即位后即遣使向明朝请求册封，降赐诰命，以示合法继统。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赐予“朝鲜”国号，对李成桂立国予以认可，李成桂蒙赐国号，初步取得了朝鲜立国的合法地位，然其自身并未获得朱元璋的正式任命册封，故继续以“权知朝鲜国事”这一非正式的名义上表明朝。

朱元璋认为既已对李成桂所创立的朝鲜正名，而其继续自称“权知国事”的行为实属矫作，令其不满，认定其是心怀不轨、另有所谋。对此，李成桂于次月上表辩解称“臣愚以为未蒙颁赐国王名爵，未敢擅便称王，实无奸侮之心”，在李成桂看来，朱元璋仅赐予国号而未曾正式册封，其若擅称国王不仅不合时宜甚至还会招致明朝责难。

然朱元璋对于称王一事的看法则显然与之相左，在洪武帝看来，李成桂所立之国既已“正名”，那么其作为朝鲜之君的李氏再以“权知国事”的名义上表就显得别有用心，故不得不引起朱元璋的责问。事后李成桂虽曾多次上表辩解，但最终以明朝咨文主动称呼其“朝鲜国王”而收尾告终。李成桂为感激朱元璋赐予国号，特遣门下侍郎赞成事崔永沚赴明谢恩，同日，另派政堂文学李恬将恭愍王时期所降传国金印上呈明朝。

总的来说，高丽时代之金印是高丽王权的象征，李成桂此举除却因国号已更、名号已改等缘故而上缴前朝印章，希冀获赐朝鲜金印外，不排除其因未获册封而借由此举提示明朝的可能。显然，朱元璋坚持其最初谕令朝鲜“自为声教”的主张，不等打算正式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由此，直到李成桂薨逝也未曾得到明朝的正式任命，更遑论赐予象征国王身份的印信诰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