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联大到印缅战场
王伯惠，1923年生于四川。1944年1月响应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号召，以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大四学生身份参军，飞往印度利多，经过两周军事训练后，被派往新三十八师工兵营，任翻译官。1944年孙立人任新一军军长，王伯惠被调到军部翻译室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王伯惠作为最后一批新一军成员，乘汽车由滇缅公路回国待命。
1946年初，随军前往东北，不久被批准退伍，回到北平。8月初，接孙立人电来到东北，在鞍山开展清华中学创校工作，任教务主任兼代理校长。
1948年鞍山解放，他卸任校长工作继续在学校教书。
后调往辽宁省交通厅工作，参与设计了东北诸多主要公路和桥梁，为著名公路桥梁专家，2012年获得中国21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桥梁大奖”
晚年致力于新一军等中国驻印军远征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版有《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二战名将孙立人》等著作。
2016年过世。
此文内容为在2010年前后，对王伯惠先生进行了历时两年的采访，对部分采访内容整理后，于2013年发表于《江淮文史》第六期。
八百学子上战场
我们这届是1944届，当时国民政府征调从军，这一届的大学毕业生全部征调2年从军当翻译，大学三年级以下、中学的不征调。西南联大咱们这一届从军的有1100人。当时在昆明成立译员训练班，重庆也有，主要目的是培训翻译，在部队就叫译员。
西南联大就在院内立了个石碑，把所有从军同学的名字都刻到碑上，碑上有八百多人的名字，后来就有八百学子上战场这么一个说法。
那个时候挺乱，有一些是自己亲属就在部队上当指挥官，就自己跑部队去了，这样的也有。绝大部分都是学校根据部队的需要分配。
抗战后三个学校复员，回到北方了，原来那个校址变成云南师范学院，有好多老师还有学生留了下来，现在改成云南师范大学，那个碑也就留在云南了。
三校复员回到北方后，北大的院内就仿制了这么一块碑，大小、高矮，尺寸、颜色，一模一样。抗战胜利65周年的时候，清华也在院内刻了这么个碑，南开也在院内刻了这么一个碑，因为他三校的学生都有啊。
十万青年十万军指的就是这一届，全国能招了上万人。
规定都是从军当翻译，比如这个土木系，因为有修飞机场的军事工程，美国人修飞机场，修跑道，修飞机库，因为要生活，所以还要修房子。工程上的事情，美国人负责指导，具体干活得中国人干，那么多飞机场一起修工程人员也不够用，所以正好土木系的到哪去，可以给美国人当翻译，同时也干了工程，一举两得。
但是我们还没有毕业，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一个课规定你三个学分，两个学分，还有一个半学分的，规定满135个学分才可以毕业，那么学校就规定，由于你提前从军，因为给国家做贡献，算你30个学分，如果你现在的学分够了135个学分，那就算你毕业了。
我在学校选的课比较多，3年半学分已经超过135了。但是有的同学就不行了，
我们土木工程系有个同学姓记，在学校里面是个运动员，成天运动，考试成绩就不怎么样，那你也得从军，他就在后方修军用工程，主要就是修机场。到1946年，他就回到北京又在清华继续念，就比我们晚毕业两年，毕业以后分配到水利部，在水力建设总局当总工程师。
我们是孙立人直接给工学院院长施嘉炀来电报要走的，说知道国内大学生都要征调从军，希望你能够派十五个工学院的学生到三十八师来，要求土木系五个、机械系五个、电机系五个，除了做翻译以外，同时做些技术工作，部队上很需要这样的人。
施嘉炀是孙立人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到美国留学，孙立人回国以后到军界工作，施嘉炀回到清华大学教书，所以他们熟悉。
那么就把电报贴在布告牌上，谁愿意去就谁就报名。
我是1923年生的，家在四川很小的县城，当小学生的时候就会唱“九一八，九一八”。念高中的时候，学校旁边就是流亡过来的东北大学，对东北日本人的侵略印象比较深。
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一年级刚刚放暑假，物理系有个教授叫张文裕，是刚刚从英国回来的，专门研究原子能，解放以后是国家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他说你考这么好，理论上很有基础，适合学物理，现在这方面特别需要人。他就动员我学物理，还给我两本英文书。我同意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母亲去世了，我赶回重庆后又得了病，只好休学一年。我当时小，才十七、八岁，也没给张老师去信，说为什么我休学了。
这个事情，在心里感觉十分的遗憾，1946年国民政府要研究原子能，派了三个人去美国，一个是华罗庚，西南联大教授、最著名的数学家，一个是化学家曾昭抡（曾国藩曾孙），一个物理系主任郑华炽带队，还要带几个学生，当时都把谁带去了？就是李政道。
所以人生有好多事情啊，一个偶然的事件会影响你一生，我如果四三年毕业再留校，肯定会去美国学原子能了，由于耽误这一年就赶上了征调从军，最后留在了东北。
我休学这一年，昆明、重庆受到轰炸最厉害，复学回到昆明时，轰炸不多了，因为陈纳德的飞虎队进驻昆明了，几次空战，日本飞机知道打不过陈纳德的飞虎队，就不来了。
这个时候，美国军队当时不能公开的援华，所以陈纳德的飞虎队属于志愿军，是真正的志愿，是在美国招募，他自己招募人员，他本身就是飞行员吗，自己募集资金，捐助都不是政府拿钱，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有好多人那确实是不一样，富有正义感，愿意做很多牺牲的事情来支援这些弱小的国家。
陈香梅是西南联大学生，就是在昆明当记者采访他，以后就越来越熟悉，后来结婚了。
当时不知道陈香梅，她是外语系，是后来才听说她的名字，学校太分散太大了。我们工学院在单独的一个地方，外语系属于文法学院。
陈纳德的空军来后，要修很多飞机场、很多航空的设施，还不单纯修跑道，美国飞行员进来后，生活上需要住房，吃饭，娱乐，都要在飞机场旁边建房子，飞机库也需要大量的土建工程，做这些事情当然我们这些学土木工程的学生是责无旁贷，所以那个时候干了大量的建筑。
当时我们在昆明，像这类的情况很普遍，边念书，边出去干点活挣点钱，度过那段困难的抗战年代，帮地方干了生产建设，学校也能得点补助，很有价值一件事情。
1942年5月，我们正在大理测量洱海，一大湖水，从山口流出来形成一个瀑布，正好在那底下造个水电站。测量完要回昆明时，听说在印缅的中国军队打了败仗，日军打到怒江边上了，形势很紧张。但日本人打到怒江就被堵住了，怒江惠通桥被我们炸坏了，日本人过不来怒江天堑，这下子才算是安全了。
又过了一年多，我们放三年级暑假时，已经遍地修飞机场了，我们学土木工程的有大量军事工程可以参与。美军进来很多，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才对日宣战，宣战以后，美国出台租借法案，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交给英国用了，分配给中国的据说只有零点几，但是这一点儿给中国就了不起啊。
陈纳德的飞虎队基地就设在昆明，好几个飞机场一起修。我和一个同学被派到滇池旁边的呈贡飞机场，当时跑道已经修完了，就帮着机场修房屋建筑，。
报纸上宣传要反攻缅甸，要修中印公路，还要复建中印油管，这是两个大工程，中国工兵和美国工兵一起修，需要技术人员。当时我心里想，如果能参加这两个工程就太好了，可以直接支援抗战，打通中印公路和中印油管，可以进来外援了，中国一点油也不出，全靠外援，所以当时就有句话叫做一滴汽油一滴血。驼峰航线的飞机运油飞到昆明，它载的油本身就得用掉一半，效率很低，油管就是命根子一样。
我们听见这两个工程都十分的兴奋，这时已经三年级毕业，要考虑将来上哪就业了。
但是突如其来，全国征调大学毕业生从军当翻译。
史迪威到中国以后，就跟重庆政府商量，要逐步帮助中国反攻，计划成立三支部队，初步计划在印度培训中国军队10万人，反攻缅甸，在云南境内装备培训中国军队10万人，反攻云南这边的滇缅路，和缅甸的10万部队合力把中印公路打通。还计划在桂林培训十万人，打通北部湾的华南通道。都是美国援助美军培训，美国对日宣战以后，出台了租借法案，这个租借法案有很多很多钱，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给英国用了，分配给中国的据说只有零点几，但就这一点儿给中国就了不起啊。
所以在1943年开始，就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在这个形势下，国民党外事局专门举办译员训练班，先在昆明成立，后来在重庆也成立。昆明译员训练班的主任是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他是美籍华人，当时动员好多外语系学生来当译员，第一次缅战就去了不少。
成立译员训练班是便于统一分配，大学不知道哪里有需求，政府才知道，译员训练班归外事局管，外事局受军方的统销，哪需要就分配哪去。
这时孙立人带着三十八师，正在反攻缅甸，得到信息了，就直接发电报给他的同学、联大工学院院长施嘉阳，工学院把电报贴到布告牌上，谁愿意去就到学校办公室报名。
我从小就受到抗日的教育，抗日因素在当时年轻学生，包括我在内确实很浓厚的，牺牲不牺牲这个当时确实没想，二十来岁，干脆就没考虑这个事情，就感觉是，一个为国家做点事情，一个为自己就业。我们一共十五个同学就报名。
第一次入缅远征军打了败仗，孙立人退到印度，开始在兰姆迦训练，主要就是下面这几个内容。
一个就是学习美国新武器的使用方式，。冲锋枪、机关枪、火箭筒、探测车，每个武器都有它的特点。还有大炮怎么使用，打多远，怎么瞄准，所有这些技术，都有一套新的东西，那机关枪跟国内造的都不一样，所以这些都要从头学习。通讯都是靠有线通讯，无线电通讯那时只有室内发电报，但是美国已经研制出来个东西，英文叫walk talk，Walk是走，Talk就是说话，边走边说，一个袋子背在身上，上边有个天线，对着它说，说完那边再说，只能是1000米左右，都是战场前线用，那是新武器啊，美国人不给中国部队发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用，三十八师因为经常跟美军一起打仗，要不然一部都得不着。
另外训练丛林战，森林里面打仗，有特殊的要求，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作战方式，这些东西都要学。
所以当时需要翻译人员，也需要技术人员。因为一个新式武器，美国教官要讲到机械知识，作为翻译一点都不懂电机不行啊，就专门要这样的学生去。
翻译官在军队里面使用，就是根据技术专长，分配到有关的技术部门，也有分配到步兵营里面团里面去的。
年底，这个学期结束了，就跟三十八师昆明办事处联系，
三十八师昆明办事处在昆明的翠府，先是检查身体，然后一人发套黄颜色的棉袄、棉裤、帽子，因为坐飞机通过驼峰，很冷。
在飞机场，看见很多士兵都在那排队等飞机，衣服穿得很单薄，坐在地上等。
运输机都是从印度、缅甸运物资过来，主要是汽油、军火等物品，物资是运不完的运啊。返航都是空飞机，就运送兵员补充部队，38师、22师退到印度以后就只剩9千多人了，一个师按照编制应当有一万二、三千人呢，最少要补充一万五千人才能凑够两个师。
我们是征调从军当翻译的大学生，当时规定都是按少校待遇，在、英、美军队规定，待遇上尉官以下跟士兵完全一样，校官以上就专门有给养。办事处就安排我们十五个人单独乘坐一架运输机，那时乘坐返航去印度的飞机很容易。
运输机型号叫做C-47，一般能挤上一个排三、四十个人，飞机飞过喜马拉雅山时，有的同学就眩晕，也有呕吐的，我还好。飞机是密封的，就有一个小圆眼可以往外看，那满眼都是森林啊，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树。
飞了三个钟头到了町江机场，但是后来我们回来到地图上找町江，没有这个名字，只有个地方叫丁树咔，也在利多旁边，我们后来都认为町江就是丁树咔，因为带个丁字。
一下飞机就把棉袄交公了，印度是热带地区根本用不上。我们倒没有像别的人说，一到那就给你消毒洗澡，我们没有，下了飞机就有人接站，把我们拉到机场附近的一个招待所住下来。
不下孟关不刮胡子
我们是1944年2月16号这天去的，那个时候缅甸反攻已经打下新平洋和于邦，正在打孟关。
当天就领给养，这个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永远都记得这一幕。
领来的那些给养啊，在我们从国内来的人看来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面包、饼干那不用说了，所有的菜都是罐头，牛肉罐头、香肠罐、，蔬菜罐头，蔬菜罐头都是干缩的，把水分完全吸干了，用的时候用水一泡就可以吃，要不然连水分也运输，那运输量就大了。饼干是压缩的，一块就顶三块，巧克力也是。巧克力糖的发热量最高，吃一块巧克力就顶你一天饭量，不用吃饭，身上的热量都够。所以规定飞行员身上至少要带五天到七天的巧克力，一旦飞机被打掉了，跳伞下来落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吃它就能管七天，不至于饿死。
另外还有牛奶、果酱罐头，也是这么大，我印象最深是橘子果酱，都是切成细丝做成的，味道很好啊，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吃到，这么大一桶，十五个人也吃不完。打开以后都往面包上抹。这些完全是外国饮食，按照校官的给养给你。还有炼乳罐头，很浓很浓的，要冲水。牛奶罐头比较少，就是在后方能吃到，在前线最普遍的是奶粉罐头。
还有香烟，香烟都是固定几种牌子，大概军队特供吧，有一种烟盒，上面印了一个红太阳似的，英文叫Lucky strike ，Lucky就是幸运的，是你要点燃有幸运。还有几种牌子，Lucky是最多的，一小盒烟就五支，够一天用，也有大盒的。
我们简直做梦没有想到，到这能过这么个神仙的生活，那简直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大家都很奇怪，晚上就饱吃一顿。第二天到新住的地方也是这样的供应，那个物资供应不得了。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无限感慨，说这样才像打仗，中国那样子完全是拼死命啊，什么都没有，衣服都穿不上，就饿着肚子在前线打仗。
牛肉罐头味道很好，后来都吃腻吃不下了，当兵的都说，成天吃牛肉，我们都变成牛了。前几年，后来去了西安的蒋大忠说，前天有人专门给我捎两个牛肉罐头，就是当时那种，那时候不愿意吃，现在简直是太好吃了。
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把我们送到三十八师留守处，留守处就是在森林里面搭个草房子，有几个房子，还有几个帐篷。
留守处主任是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叫潘申庆，外语系的，他是大学二年级从军，通过译员训练班参加的孙立人部队，参加过第一次缅战，抗战胜利后到北京又念了几年清华，后来去台湾了。
他规定我们在留守处学十天的军事，讲战场基本知识，介绍军事器材，也包括卫生防疫。缅甸的瘟疫、瘴气都很厉害，蚊子这么大，厉害的狠，还有蚂蟥，你要沾上就麻烦了，要涂防疫油，手上都得涂。站岗的卫兵戴个像草帽似的帽子，有个沿，挂着帘，防蚊。设备很全，就是处处保护战士的生命，士兵都是空运过来的，培养了这么久，一下子叫蚊子咬死了，国家损失多大啊。
当时美国军队里有一种卡宾枪，比我们的步枪短，很轻，方便携带。中国军队一般不发，后来像我们这些翻译官，在营里面就向联络官借一支，也就不还了。国外这些装备、供给，那都是大开眼界，以前没有见过。
我们还要到野外去练习射击，要不然刚刚参加军队的一个老百姓，没打过枪上什么战场啊，所以也要练习射击打靶。
手榴弹都要到线上去扔，怎么拉开，冒烟几秒钟之内不会爆炸，心里要有计算，如果你害怕冒烟就扔，要等10多秒才能爆炸，遇到有经验的敌人，就会捡起来给你扔回来，所以就规定，一看冒烟就数数，数到五秒钟，就往外扔。训练丛林战基本常识，怎么防备日兵，怎么观看地形，怎么隐蔽。
受训期间就出了一个事，我们这十几个人，都坐在一个小屋子里面，围成一圈听潘申庆讲解步枪的使用，怎么上弹夹，怎么扣扳机，怎么拉栓，怎么退弹壳。潘申庆讲完了，就让每个人都练习一遍，要会卸，还得会擦洗。一个同学拿着枪正在摆弄，“啪”一声，枪响了。
他走火了，他摆弄摆弄扣到了扳机，没想到就扣响了，正打在对面一个同学的腿上，怎么了？怎么了？被打那个同学还没弄明白呢。你都淌血了!腿肚子打穿了，打了一个眼。
挨打这个叫张士珷，是土木系的，跟我最要好，后来跟部队到了东北，退役后在鞍山清华中学教书，鞍山解放时死掉了。走火的这个叫蒋大忠，是电机系的，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交大当助教，他还教过江泽民呢，江泽民在交大是学电机的，后来到西安交大去了。
就把张士珷送到医院里面去治疗，美军的战地医疗条件特别好，在利多有比较大的后方医院，比较重的就送到利多，更严重的就送到卡尔卡卡总医院，那是美国国内一个大学的医院，整套人马，连设备带器材全部征调从军来到印度。
把同学打伤了，谁也没法埋怨谁，那就是不小心。
军事学习完毕，师部派一个叫关品枢的翻译官把我们接到前线，他和潘申庆是外语系同学，香港人，参加过第一次缅战，经常跟随孙立人左右。第一次缅战杜聿明和22师余部退到印度利多时，英国军队的代表，美国军队的代表，三十八师都派人在印度缅甸交界的地方迎接他，关品枢也跟着去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上记录过这个事。
开始是走路，后来就坐车，到前线任何地方都没有通勤车，除非有特殊任务才会派专车。但是中印公路机械化作业跟得很快，部队打到哪就修到哪，修好的路上来来往往都是军车，看到有车子路过，一招手就停下来。美军开车的都是黑人，很豪爽，一招手就停，这是传统习惯。一说我们要到什么地方，他说你上车吧，坐上了走一段下来，他说我到这就拐弯了，你们得往那边走，我们下来继续走，碰到车又招手他又停，就这样就把你送到地方，弹药车后边坐几个人是无所谓的。但不可能开到你家门口，都是到路边上停下来，人家沿路开走了，你再走一段到驻地。
三十八师指挥部就在孟关前线的一片森林里，师长孙立人就在降落伞打的帐篷里轮流召见我们十五个人。
我们这是第一次看见孙立人，知道是清华老校友，在美国学过军事。当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长个小胡子，脸白，有些瘦，两眼有神，看你的时候很威严。
他就问，学什么的啊，家在哪里啊，有什么挂念没有，为什么要上战场啊，你有什么意见要求，军事上的基本知识你都知道么？问到我有什么要求时，我说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原来很想到印度、缅甸参加修中印公路、中印油管，但是现在征调到军队上，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干一些工程上面的工作，想参加这样的工程。
孙立人就给记下来了，一个人问话十多分钟吧，一上午都问完了，时间很长，因为这十五个人是他亲自要来的。孙立人有个小本，后来别人介绍我们才知道，他看你的仪表、谈吐，了解你的情况，在他的本上打加号，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四个加，然后再考虑这个人怎么样使用安排。
第二天一发表我是到工兵营，我就感觉，孙将军接受我的要求了，因为我想做工程吗，工兵就会接触军用工程的事情，修桥、修路那是不可避免的，我挺高兴。
当时规定，营以上的单位，都要派美国联络官，派联络官同时就要派翻译，工兵营里面有两个联络官，最少要有一个翻译官，如果是团部，师部那就更多了，因为任务也多，有时还要跟着联络官下部队。
开枪走火那个蒋大忠，留在师部军械处管理枪支弹药、通信器材。
因为缅甸雨多，无线电发报机受潮经常出现故障，如果送到美国人那修理，那就复杂了，所以尽量自己设法。所以38师里就有个西南联大电机系的同学，叫云震，是部队特殊要的，管电信器材，这个人很能干，参加过第一次缅战，在兰姆迦时当通讯教官。
但部队各个地方都有需要，他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所以就把好几个学电机的、学机械的留到军械处了，帮助他修理无线电，当时解决大问题了。
38师有不少参加过第一次缅战的西南联大老同学，他们经常给我们介绍情况。
云震是我们这些工学院翻译官里面的老大哥，我们都管他叫云大哥，后来他跟着军队到东北，在长春结婚了。
他结婚时，我已经退伍，按孙立人的指示在鞍山办清华中学，那天我到长春去汇报工作。晚上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恰好碰见他和未婚妻，因为那个地方大家熟悉，没事都在那喝杯咖啡，他就给我介绍，这是我的未婚妻，正预备明天结婚，正好你来了，你给我当介绍人吧。
第二天，婚礼的主持人是孙立人，证婚人是副军长贾幼慧，介绍人就是我。那时我也没结婚，没经验，也年轻，我也不知道介绍人还要讲话啊。当时说请介绍人讲话，把我弄懵了，我丝毫没准备，说那些祝贺吉利话也不太熟练，哎呀，我说我昨天到长春来汇报工作，云大哥在咖啡馆向我介绍他的未婚妻，今天让我来当他的介绍人，我十分荣幸。讲完这个话，弄得满堂大笑。
后来他跟孙立人到台湾了，孙立人走的时候，就带了三五个人。到了台湾，他跟好多美国电讯方面的教官都熟悉，通过他们的关系到美国大学念了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那边教书，是终身教授。有一年他到沈阳讲学，我在辽宁省交通厅当工程师，不知道他来。后来我们联系上了，他说我有一年在沈阳讲学半个月，哎呦，我说我就在沈阳啊，失之交臂啊。
第二天就派人送我到工兵营去了，我们分配了以后，在战地基本上就见不到面了，各人都在各人前线走，各人都有各人的任务。
38师有很多直属部队，工兵营、炮兵营、通信营，辎重营有两个，一个汽车辎重营，一个骡马辎重营。
工兵营营长叫汤克振，还一个副营长，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挺好，我去之前的翻译官叫杨柏森，调到112团去了。杨柏森是南洋华侨，也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毕业就从军。
当时有好多南洋华侨回国自愿从军，抗战开始后，最著名的就是陈嘉庚，他是当时华侨的首领，捐了很多钱，募集了很多物资，又动员、组织好多南洋青年回国参军，新一军有好几个人翻译都是南洋青年。
两个美国联络官，一个中尉叫瑞克，是个混血儿，他在美国只学过三个月工兵，美国备战也很仓促，珍珠港事件以后，急需这方面人才，所以成立训练班，三个月训练完就派到印缅战场。另一个上士叫皮特森，上士不是军官是士兵，木匠出身，也是征调从军，因为战地工兵有大量的木匠活，就派他到工兵营。他虽然是个上士，但我们都叫他联络官。
当然我是少校，还是学工程毕业的，他们也很尊重，互相谈起来都很好，处的很和谐。我和他们俩住的帐篷都挨着，一有事好联系。
工兵营主要是干工程，师部驻扎下来，就要修一个小飞机场，一个200米长的小跑道，把路面平整好，路面太差就得铺上钢板，将来飞机降落就在这个钢板上跑。
还要修空投场，密林里偶尔不长树的地方都是草，一人多高，那就叫开阔地，就是宝地了，收拾平整，用两块降落伞做的大白布摆成一个T字形，飞机看见这个就可以空投。
粮食这些不怕摔的东西，就是一个双层的大麻袋直接往下扔，一包有一百斤粮食。像罐头、医药、器材、弹药，都得用降落伞，降落伞也分好几种颜色，白色的是投粮食，红的是投弹药，还有蓝的、黄的。
降落伞扔下来就没有用了，是特别好的丝绸做的，刮不坏，伞上还有好多绳子，大伙就保存起来，到新的营地就可以搭帐篷。
工兵营修桥的事情比较多，工兵连队经常在第一线施工，每天营部没有几个人，我们有时候就跟着营长、副营长出去到工地，看一看施工的情况。
修桥都是采伐木头做成排架，小河一个排架就够，大河两个排架，再用木头一铺就成桥，一个桥也四米五宽吧，人能过，汽车一个单车也能过，这是一种土法修桥。
刚刚出校的学生对修军用桥梁没有经验，但总感觉这个干法笨。我是学工程的，就考虑这个架桥怎么能简单解决，但是很困难，就我们当时的经验水平，要想解决快速架桥，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
但是英国人就发明了一种军用贝雷桥，先做好一段段的预制桁架，全部标准化，规格化，都是按照人工能够操作来考虑，运到工地就安装，速度快极了，十米、二十米的桥，四个小时就完成了。而且是一切按标准，步兵通过就单排，坦克通过，可以两层两排，三层三排。当时我们搞土木的一看见贝雷桥那真是信服啊。
贝雷桥在北非战场、欧洲战场用的很广泛，贝雷是发明人的名字，也只有他那种工业、经济水平才能够干这个东西。发明者贝雷因此受到罗斯福的嘉奖，
在步兵营里的联络官，相对事情就多些，因为作战部队天天打仗经常需要后勤供给，粮食吃完了要通知空投，弹药用光了要空投，营长提出要求计划，联络官就通知美方的后勤，有时联络官也会要求给他自己投专门的供应的。
有时派出一个连去执行特殊任务，一个联络官一个翻译官就得配到连上跟着走，凡是跟后方联系都要靠联络官，只要你的任务需要，这个连就可以接受空投。当时一提SOS，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军的后勤部，中国大兵也会叫SOS，很知名的。
翻译官和联络官，都专门派个警卫员照顾日常生活，给我的警卫员是营部的理发兵，每次到驻地，他就在森林里面帮我搭睡觉的棚子，快得很。
缅甸人每个人身上都要带一把，一个是防身，森林里野兽多得很，第二个是开路，还能解决喝水，看到芭蕉树砍个口，弄个竹筒子一接，出来水就可以喝，缅刀作用很大。
部队就把缅刀发成一个装备，一个班有几把，谁需要谁用，一个弯弯的弧状，快得很。驻营时，森林里面到处都是竹林，就砍伐竹子，劈了啪啦地很快地上埋几个桩子，搪上两个竹竿，两头一剁，中间铺上竹子，再铺上一张胶布，就可以睡觉。
胶布每个人都发，有时候在这宿营一个晚上就走，都不搭棚子，就在两棵树之间拉一个胶布，胶布四角都是眼儿，四角一拉上边可以挡雨，如果地下铺一个还可以睡觉，都是一些特殊的战地的设备，很方便。
师长和大家一样住帐篷，参谋处、副官处、翻译室，这几个帐篷差不多都挨在一起，军事指挥中枢么。几个直属营就分配在周围守着，都是这样子布置，所以我们营部就挨着师部，通信营是师部的神经，那就更近了。
团长全部在第一线带兵打仗，有时到师部来开会，都不一定能见到面，战场上紧急的很，晚上开会半夜就回去了，不可能又住啊又吃啊，开着车子来，开完会马上就走。这几个团长，咱们都见过，但是没有直接交谈。
工兵部队负责修路、修桥，但战事紧张时就到第一线当步兵，所以我一到营里面，营长汤克振见面就说，老王啊，你得准备啊，这工兵营不光干工兵的活，有时还到第一线打仗啊，要干啥干啥啊，得有准备。我说我早就准备了，没问题。
工兵营里还有军医，有书记官，还有个通信排，师里有通信营，工兵营自己有个通信排。这些人都住在营部，没事就在一起聊天，我们那个军医最爱讲，他比较有知识。连部有卫生员，士兵受伤能处理的当时就处理了，简单包扎，也有药，处理不了送营部，营部处理不了就往上送，看病情的轻重。
孙立人当时就有一句话：不下孟关不刮胡子，就是这个军医讲给我们的。
孙立人是美国传统，很讲究仪表，平常穿着特别的整齐，军帽、军刀、马靴，手里习惯拿个马鞭，一看就很威严，很威武。不太多说话，言语很简练，但是说了就是很要害，跟亲近的人在一起言语都很少，就是这么一个习惯吧，人的个性。
38师正在攻打的孟关是胡康河谷的首府。有次师部的人看见他胡子长了没理，就问师长怎么不刮胡子？不打下孟关我是不刮胡子。这话就传出来了，师长讲了，不下孟关不刮胡子，这个话是全军都流传的，就是一定要坚决把孟关打下来。
我们看见孙立人的时候是有胡子的，以为他平常就蓄胡子，后来才知道他很注重仪表，平常都是刮得干干净净的。
我分配到工兵营不久就闹肚子，闹了挺长的时间。军医就说，你要吃一般的止泻药，第二天要便秘，还得再吃治便秘的药，麻烦。到医院看看吧，是不是还有别的啥问题。当时就害怕有什么阿米巴痢疾，很难治，一会拉，一会不拉，一会又便秘。
医生就跟医疗中心联系了，一个电话就要来一架小飞机，在战场上叫联络机，驾驶室后边只能坐一个人，就把我往后方送，要是不行，再往后送，他是根据你的病情一级一级往后送。
我还不是被送到中等医院，是比营一级高一点的医院去，营里军医怀疑是阿米巴痢疾，但是没有显微镜，也不能验便，所以只好送到后方医院来了。这里的医生一听，那我们这个地方也没有显微镜，又坐小飞机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医院，小飞机飞半个钟头就到了。战场上的医院按次序按等级一个挨一个。在一个大型医院住了几天，因为我是校官，到那去待遇都很好，过了几天都正常了，医生说你这不是痢疾，主要还是消化问题，吃吃药就行了。又给我订了小飞机送回来了。
所以有这些条件，才是打胜仗的必备条件。
中国兄弟不要追了
这时的反攻部队只有新22师和新38师，当时史迪威布置，22师正面进攻，据我的记忆22师就是从孟关开始才投入战斗，38师打右翼迂回，他以为孟关轻而易举就能打下，就让38师绕到杰布班山下边打拉班，两个师各打各的。
22师攻势凶猛啊，那是拼了命的要打下来，指挥部还专门给配了个坦克营，结果牺牲惨重，连级干部就牺牲一大堆。
孙立人就感觉这个布置有问题，应该援助22师。他就下决心不往南迂回了，往西打到孟关南边去。这时的战地就是一刻万变，瞬息万变，哪一个机会失掉了就很难挽回。当时他也不请示史迪威，就决定派113团往西迂回到孟关南边，打瓦鲁班。
瓦鲁班是孟关日军的后勤基地，18师团司令部就在这。一一三团秘密迂回，结果一下子就把瓦鲁班占领了，占领了一看吓一跳，那么大个仓库啊，军火弹药，粮食多极了。
22师一看18师团军心不稳了，就卡车坦克都一起上加紧推进，，最后田中新一就慌神了，连夜从西边森林里面开了个小道，带着部队撤退了。
这一战，把整个孟康河谷就解决了，也打破了18师团不可战胜的神话，连18师团的印信都被先冲进去的坦克营缴获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战利品啊，坦克营营长当场在驻印军坦克第一营信笺上，盖上了这个印信，大家就抢着要，谁看到都印，能得到这个东西都觉得很幸运。
孟关这一仗意义很大很大，把十八师团的精锐基本上被消灭殆尽了，史迪威就一个劲表扬。孙立人本身抗命了，没有得到命令直接行动，结果史迪威是一字不提。打了胜仗啊你说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这时候已经是三月初。我们当时在三十八师师部，跟着主力往南走。
那时军队驻营都是在野外森林里选个合适地点，没有地名，有地名也没有房子，所以我们一路走，经常是住在哪里根本就不知道。
师指挥部通常离前线大约是二、三百米的距离，不是很远，遇到比较开阔的地形，就远一点，团指挥部距前线就一、二百米，营指挥干脆是五十米范围内直接指挥连队。
那天在营部，战地就有一个土人来报告，说那边顺着小道过来了几个日本兵。当时战斗部队、工兵部队，都在外边执行任务，营部里面就剩下十来个人，最高级别是通信排向排长。
他说，哎呀，那我们得抓啊。当时就把营部留守这些闲杂人员，我们几个翻译官、书记官，还有一个副官带上，都拿个武器，当时每个人都有一支步枪，你要出去都要带上。
当时大概凑合了十多个人，土人领着就到个草甸子，那草都一人多高。肯定钻里面去了，排长就让我们散开形成一个小包围圈，十多个人一散出去可以有三十多米宽，就往里面走，走了一阵没发现，向排长就喊武力搜索，我们也不懂什么叫武力搜索，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放枪，让困在里面人听见枪声害怕，一逃跑草一动就知道他在哪了。我们都放枪，反正是朝前乱放，冲锋枪的响声大得震耳朵，一个连发是五十弹，打出去横扫一片不说，响声很吓人，一边喊缴枪不杀一边往前走。
忽然前面砰地一声爆炸，向排长说，完了，这几个日本人自杀了。他经历过第一次缅战，有经验。大家就朝着枪声走过去，果然有五、六日本人，靠一颗手榴弹爆炸自杀了，中间还有一个尉官带一把指挥刀。他们几个抱成团，头都冲到一起，一个人把手榴弹举在中间一拉，一爆炸几个人一起完了。
日本人身上什么吃的都没有，水壶都是干的，很惨。个别人还有几根火柴。
日本人很迷信，身上一般都有一些太阳旗、千人针护身符，大伙都抢当作纪念品。指挥刀是必须要上交的，不能随便拿，因为是军官的，要弄清楚他是谁，多大级别，身上带的文件也不能动。
还有一些日本战地明信片，一面画了很好很好看的画，都是手绘的，背面是空白可以写信，我一看挺喜欢。我当时在印缅战场，别的战利品啥都没要，就是收集了大量明信片。再就是打到八莫以后，收集了好多在菩提树叶子上刻着的佛经，都是缅甸文，黄黄的一片片。
后来打下密支那以后，我把明信片就寄给昆明的同学，他们在昆明附近修飞机场，他们就拿出去在昆明市场上义卖，说是缅北抗日战场收集的日军明信片，一百多张一大厚摞卖了很多钱，当时就捐献给抗日后援会。
所以这次是抓俘虏没抓到，都死了。日本士兵的战斗精神确实是很厉害，每个战士都是宁可战死也不当俘虏，抓到一个俘虏那是很困难的。
孟关一场大战打完以后，就暂时休整几天，从头一年冬天起，从印度出发开始打仗，到现在大半年了，部队一直没有得到休息。
孙立人在重庆专门聘请了一个京剧团演剧慰劳，有一次他回重庆，一看这个剧团挺好，就把整个京剧团请到38师来了，取名叫鹰扬剧团，后来新一军的军徽就是只鹰。
原始森林里漫天盖地都是竹子，把竹子砍下来打入地下做成几根桩，上面再横上一根竹子，这就是板凳。再用竹子打桩，在上面纵横都搪上竹子，铺上盖，再垫点土就是剧台，就在上边唱戏。
我们当时很高兴，在国内都是穷学生，什么钱没有也看不起戏，现在到了印度、缅甸更是啥都没有，很枯燥，结果忽然就唱上京戏了。京戏是每天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师部附近的部队就以营为单位，一天安排两三个营来。我们工兵营是跟着师部走，所以有机会就看。
这个京剧团在重庆是很有名的，演员都是高水平，在部队里全部享受军事待遇。当时演的大部分是岳飞这样的戏，像《八大锤》啊，这个戏很热闹，尽是武打，就是鼓舞士气。
附近22师的好些部队也都来看。我有一个同学是联大电机系的，他后来参加译员训练班，毕业以后分配到22师了。这天他路过也来看戏，刚好碰到了，他说太好了，22师都没有，我说行，要是有机会再来。在战场上见面那是很不容易的，昆明的同学，没想到在战场上跑来看京戏遇到了。
我们是直接征调到38师的，所以我们的人事关系就在38师，他是参加的译员训练班，人事关系都在外事局，他们回国后退伍，也是回外事局报到，在外事局遣散。
胡康河谷打下来了继续打孟拱河谷，22师打正面的杰布班山，那地方太险要了，那叫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上边有一万多日军，而且已经占领二年了，修的很坚固，正面进攻很困难。
但是我们迂回把拉班一占领，他就扛不住了，也是没有后援，只好在森林里面开条小道，往南方一个劲跑。
森林里面只能是没路找路，我们迂回进攻也是这样走。有一次我们转移阵地，在森林里面抄小道，当地的土人向导领路，都是一个人跟一个人，中间的距离不允许超过两米，走了快一个上午，前面传口令说暂停，停了大概有半个来小时，又走。下午到了目的地，我就打听怎么回事，说向导把方向走错了。
森林里谁都看不见谁，如果行进的很隐蔽，他的防守就很困难了，那么大的森林咋去防啊？所以就造成打迂回战是最好的最有利的方法。
拉班解决完了以后就解决卡孟，卡孟再往南就是孟拱，也是这个办法，打迂回。中间有一个整个缅北地区日军的总后勤基地叫西通，比那个瓦鲁班还要大，仓库就有好几十座。孙立人就让112团加上一个炮兵连，又配一个工兵连，我在工兵营嘛，知道这个事。
但是这个炮兵连没有携带炮，因为都是山路，等到了地点飞机再空投。112团下去就把西通占领了，日本人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会从那么艰险的山里面过来，112团一下子就把好几百守军全部歼灭，马上就往两边公路占领1.5公里。炮兵连马上把两块白布在地上铺成一个T字形，飞机就把山炮投下来。
西通是整个的要害，日军一下子就要命了，拼命的从两头公路来打，但是我们军队已经占领这个地方了，这个对抗日军攻不下来。
经过缅北战场的于邦之战、胡康河谷的孟关之战，日军这时也真是有点害怕中国军队了，所以他逃跑的时候后面就贴个条：中国兄弟们不要追了，我们在孟拱再见。都贴那么个条，心理上已经存在很大的恐惧。
很快，十多天时间，孟拱河谷两个大城，北边的卡孟、南边的孟拱全部被我们攻克，就是迂回打西通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胜仗可不得了，缅北战争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就是大事已成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六月间了。
当时在孟拱俘虏一个日兵，台湾人，叫钟振平，说我是台湾人，是中国人，被日本人强迫来当兵的。军部一研究台湾人是中国人啊，另外他懂日语，就留在军部政治部当翻译，还给他个中尉军衔。
光复孟拱，马上就派113团顺着铁路线往密支那方向去，当时在这个方向攻打密支那的是30师，归史迪威直接指挥。这时如果让113团也参与，密支那可能早一点就打下来了，让人奇怪的是史迪威明明知道38师的部队已经和30师都在一个战壕里站着了，就是不让38师打。
当时我们也奇怪，好多天待在营部里面没有动静，一个来月太平无事。后来才听说，史迪威大概是想露一手，想直接指挥梅之队把密支那打下来，不让孙立人、廖耀湘再分享他这个荣誉。当然我们的军队就是服从了，不让打就不动，一直等到密支那全部光复。
八月正是缅甸雨季的高峰，腿上挨了一枪的那个张士珷，养了几个月伤好了，就分配到密支那的部队里去了。他是三十八师的人，新过来的三十师缺翻译就把他调去了。
他在战壕里面站了两个多月，后来见面了，他说密支那战斗很艰苦啊，白天晚上都是站到战壕里，腿肚子都是像水泡似的，两眼瞪着前面，那就是一寸一寸地往前推进，我是刚到战场就赶上这个，但是很幸运能够经历过一场这么艰苦的战斗。
军长想在这地方修个墓
打下密支那是八月间，缅甸的五月到十月都是雨季，成天都是大雨，一般战事告一段落，就整训，成立了新1军，孙立人升任新1军军长。
我被调到军部翻译室，军部翻译室有一、二十个翻译官，有一批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英语比较好，还有几个是西南联大早期从军的，参加过第一次缅战，剩下就是我跟张士珷两个人，他从30师调到军部来了。
翻译室主任叫衣复德，他是美国康贝尔大学的水力学博士，回国在清华教书，后来孙立人要清华从美国回来的教授里面找一位比较高级的翻译，到过美国，言语，生活各个方面都熟悉，好跟美国人打交道，学校征求衣复德教授意见，他愿意去，就给孙立人当英文秘书兼翻译室主任。1945年3月，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邀请孙立人到欧洲考察，他就是作为英文秘书一路去的。过去他们都叫英语秘书，我们全部征调来以后，才开始叫翻译官。
抗战后衣复德回到广州结婚了，夫人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离婚了，这个女同学我们都很熟悉，很娇气，，一天打打扮扮的贪图享受，我们都看不惯。
衣复德没有来东北，以后没有下落了，前些年偶然看见一个杂志上登载他一篇文章，知道他在泰国曼谷的理工大学当教授，但是没有联系上。
军部和史迪威指挥部来往的文件都是英文的，翻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资料、军事来往的电传，翻译完了衣主任都要过目，他看完以后才拿出去。
他还有两个助手，因为翻译室主任事情多，有时跟孙将军出去开会，家里事情要有个人。一个是潘申庆，他曾经在印度给我们讲过10天军事，另一个是关品枢，当时10天军事学习后，就是他来接我们到的前线。他们俩都是大学二年级就从军，都参加过第一次缅战。
关品枢是香港人，后来到三十八师当翻译室主任，到东北退役后跟我在鞍山办清华中学，他当事务主任，我当教务主任兼校长，他因为大学没念完，1948年又回到清华去继续学习，他毕业的时候，北平解放，就留在外语学院当教授，以后回香港了。
潘申庆也是同样情况，先是跟孙立人到台湾去，1948年回到清华外语系，1949年又回台湾去了。孙立人在台湾被软禁时，他也被抓起来，在监狱里待了几年。
在密支那整训时，国内派了慰问团到战场来慰问演出，电影明星赵丹带队，我们那阵就学会一些歌，有一首叫《朱大嫂送鸡蛋》，表现老百姓送蛋慰劳抗日军人的。
美国也有好多电影明星来，多半是女的，有三个五个，也有一个两个的，指挥部搭一个露天大台子，主要是美国部队自己看，我们这些翻译官，到了晚上一看哪热闹就往哪去了，站得老远也看不太清楚，就是热闹热闹，休息休息，一个战争的间歇过程嘛。
缅北的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通中印公路，好得到大量的军事物资，支援中国军队反攻。
修路跟得很紧很紧，基本上是军队打到哪，不到一个礼拜路就修到哪，因为军队在前面打得慢，一个地方攻个十天、二十天。后面修路都是机械化在施工，打到密支那没有几天，利多到密支那的路就通了。
当时我们从战场到后方经常来回走，大汽油桶、柴油桶，装上废机油点燃了当照明，隔了一二十米又安一个桶，一到晚上火光一照漫山遍野的一条龙，一眼望过去一两公里长，推土机三班倒昼夜开工，那可真壮观真是很雄伟。
那时美军已经把日本空军压下去了，日军没有制空权，要不然空投都投不了。驼峰航线原来就受他威胁，现在他空军力量敌不过，不敢来了。
美国部队的制度确实是很人性化，这一个大战结束了，规定校官以上可以有十天的休假，我们也有。
当时休假主要是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加尔各答，那是大都市，要买东西看热闹就去加尔各答，一个是西郞，喜马拉雅山脚底下的一个小城市，很有名的，以前中国人就管那个地方叫女儿国，女孩很漂亮，主要那个地方风景特别优美，大森林啊。
我一个同班同学孙致远分配在一一三团，他经历过一些艰苦的战斗。休假了我们就商量说上哪呢，加尔各答没啥意思，去看大都市干什么，没钱买啥啊，我们就看看印度的风光吧，到西郞去一趟。
我们在部队，每个月的工资是100多卢比，跟国内比起来是很高，因为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当时我的哥哥姐姐都在重庆，有些生活上的困难，让我给他们汇点钱去，我汇的不多，后来回到国内他说你汇了那么多钱，怎么不留着自己用？我汇的不多，但是到国内一折合成了法币一大堆。
我们是从密支那坐汽车回利多，再转车到西郞，所以等于把密支那到利多这一段中印公路检阅了一遍，一路上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是搞工程的，当时就感觉技术上发展了确实了不起，要是中国修这个路，几十万劳工肩挑人抬那么干，不用说到密支那，野人山你都过不来。
美国工兵加上两个中国工兵团参加，一个团有两千多人吧。美国的工程那都是按标准来的，中国部队主要就是伐树、挖树根，干这些体力活，机械活基本上是美国工兵干。
美国工兵全部是黑人，很幽默，喜欢说笑话、开玩笑，一见你就是顶好顶好，ok，中国士兵也不会讲英语，你只要说ok、顶好就互相能交流了，感觉就是战友。
我跟孙致远两个在西郞休息了六七天，孙致远回国以后没有到东北来，他未婚妻在四川，他一回到昆明就到四川去结婚了，解放以后参加成渝铁路建设，在铁道兵当团长。
孙立人这个将领是有很高的中外文化素养的。
在密支那计划休整两个月，他就打算利用这个时间修个公墓，把战场上牺牲的所有烈士尽可能收集到一起安葬。
有一天，伊芙德主任叫我，说军长想在这地方修个公墓，地点初步都看好了，你跟我一道去看看地址，那个地方都是树林，没有空地，你把范围大小，地形情况测绘一下，将来好开辟。
我跟他到那看一看，做个草图，看土质是什么样的？有土地需要平整？树木大体上有多少，要平这块地，伐一根树就费好大工啊，要把树锯断，还得刨根，不然还得继续长，算一下有多大的工作量，看怎么安排。那天在现场做了些记录，回来整理一下，提几条初步的意见，算一算土石方初步有多少，需要多少工兵干多长时间。
但是很快军队就往南就打八莫，来不及了，所以密支那新一军的公墓没有建成，后来回国到广州才建一个，也是让我监工。
另外还在那办了一个华侨小学，由政治部的一个西南联大同学王德韶当校长。
王德韶不是我们十五个人里面的，他是东北抚顺人，九一八当流亡学生进关，一路走一路混，最后就参加了缉私总队，看他有一定文化，就让他在政治处管材料，后来保送到西南联大工学院搞土木，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后来他就叫，哎呀，孙立人将军，老清华，他为什么把我保送到这来呢？因为他跟工学院院长很熟悉，写封信我就来了。
我们征调时，他说现在部队需要人，我也要去，但是我不跟你一路走，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他是后来单独过来的，三十八师的老人他都很熟，分配在政治部，这时候就让他在密支那当小学校长。军队就给好多接济，衣服、吃的东西，军队上的物资很丰富。
当地的中国人都跑了，打仗谁也不敢在这待，慢慢的回来了，过了一阵子，才在当地的华人里面找到适当的人当校长。
成立新一军以后，专门在三十师设了一个汽车修理厂，厂长是西南联大机械系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38师当年从机械系要了三个人，其中一个跟到东北，在三十师汽车修理所，长春解放后就留在长春汽车制造厂，在厂子里的汽车研究所当副所长。另外一个后来离开军队，到北京农业机械大学教书。还有一个因为家里父母去世，中途请假回国了。
当时全军各个师、团、营，都有车啊炮的，各种类型全有，经常出现故障，有了修理厂，一般的问题军队上就自己解决了，修理不了，再送到更高一级指挥部的修理厂去。
我们同班的宁大年，就要求调到修理厂，这下子我们就方便了。他在那修理车子，修完以后要试车，他得自己开出去，经过多少里程考验，试几天都没有事，才发回原单位使用。
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有空就跑去学车，宁大年就手把手的教，另外还教我们简易的修理技术。
有一次就出个事，我开着吉普车，他坐在旁边，刚一开车很紧张，就聚精会神的看路，脚踩油门手扶方向盘，说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结果我主要看前面，其他根本啥也不顾。
这时候后面有辆美国大卡车上来了，新修完的中印公路也不是很宽，我在中间走不敢靠边，他开得快就在后面按喇叭，我是慢慢腾腾走听不着，他按了好几次喇叭我都没让路。宁大年听见了，他说，哎，后边有车，你让一让。我就让到路边来。这个黑人司机大概有点生气了，结果就报复，一超过我马上就别我，我赶快一闪，一下就滑到边沟里面了，没翻。宁大年说不行不行，他就过来把车斜着从边坡开上去，有惊无险没出事。
开国初期建的几个汽车工业基地都是宁大年负责设计的，为中国汽车工业奠基发展开拓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们当翻译官的，出去都得开车，钥匙牌子挂在架子上，车子就摆在那，说派你上哪去，你到哪取个钥匙牌子，抓哪个吉普车开着就去，回来吉普车往哪一放，牌子一挂，都是这样，那在当时你非学不可，派你一个人出去，你没有别的办法，除非别人也出去跟着蹭车。我只会开吉普车，大卡车开不了。
当时在密支那有一个大工程，在我们当时学工程的人也是开了眼界，就是通过伊洛瓦底江修桥，江面宽一千多米，我们到江边去，手伸里面一摸，冰凉透骨啊，夏天也那样，高山上流下来像雪水似的，很冷很冷，水的颜色都是灰褐色的。
要通过那个江修桥那是很困难的，一千多米长，就是现在要想修个千米大桥那都是庞大的工程，那时用什么办法解决呢？就修浮桥，美国工兵在江上修了很大的浮桥，一千多米长。我们部队到的时候浮桥已经修完了，我因为是搞工程的，在密支那休息整训两个月期间，当时和两个一班的都是搞工程的同学，专门花一天时间跑去参观那个浮桥。
这个美国的浮桥都是用军用船，按照一定的距离摆上，在两岸拉上过江的缆索，把每条船都挂在缆索上，船后边还要放锚，在船上边就架上贝雷桥钢梁，上边再铺上木板，木板上再用纵向的木板铺上车道，轮胎在上边跑磨的是纵向木板，这个木板五六公分厚，磨坏了撤掉，底下木头都不坏，再换木板很简单。这个工程相当庞大，咱们没有那种技术。
当时那个工程啊，我们当时就看到一个现代化的战争，一个靠经济实力，就是打财力物力，一个是靠技术，干完那么大的工程。
每一个战士都是值钱的
到了十月中旬，从密支那继续往南前进，孙立人是双管齐下，指挥三十八师打八莫，三十师打南坎。当时新6军已经被调回国内，密支那往南的全部战斗，实际上就是新1军在前线负责了。
正式开打是在十月十五号，但是军队早就往南布置了。
当时日本的防守在八莫外围也是很坚强的，做了好几道防线，但是当时孙立人这个用兵确实值得钦佩，他专门采小道迂回，从北面有个废弃的古道过来，通过明代的一个铁索桥过兵，绕到八莫的东南面，把八莫包围了，这条路日本人都不知道。
日本人在八莫就是死守，战斗很激烈，我们当时跟着部队走，就在离城边第一线几百米的地方，成天是飞机炸大炮轰，小飞机过来小飞机过去，战场指挥都是坐小飞机，驾驶员后边坐一个指挥官，那时候我们管它叫空中吉普。吉普是地上跑的指挥车，他是在空中跑的吉普，英语叫联络机。我也坐过空中吉普，在打孟拱前后，我坐它到后边去治病。
日本人外面没有力量了，就靠包围圈里面的三四千人，火焰放射器那个东西厉害，一靠近地堡就朝着你眼里吹，那一股火焰进去，光那气味你也受不了，这个武器是相当厉害的。
八莫的日军最后就剩了几百人，只能撤退，为了造成错觉以为他要反攻，撤退前就拼命的打炮。第二天清早，前线的谍报队化装成当地人到前面一看，哎呦，全都跑了。怎么跑的呢？，八莫在伊洛瓦底江边上，当时是十月过后，是雨季的尾巴，洪水从上游森林冲下来好多树枝、柴火垛子的漂在江上，日军残兵嘴里含一个芦管可以通气，就潜水到柴火垛子底下漂走了，要在浮在江面上就看见了，江面有防守部队啊。
几千人防守剩了几百人跑掉了，咱们都不甘心，这个地方包围得死死的啊，应当全歼，
就让三十八师师长李鸿把情况问清楚往上报，审问113团团长赵狄，从他的防区跑的么。两个人原来都是一样的团长，话也不太好说，李鸿就说我们俩都是久经战场，你难道这点都不知道吗？关品枢在那当翻译室主任，后来他写回忆录把这个过程写得很详细，挺有意思的。
最后把赵狄撤职了，调到军部当参议。军队上纪律严得很，打了胜仗，把日军歼灭了，就剩下残兵逃跑了，团长还撤职。赵狄后来到美国去了。
逃跑的日军漂到下游钻森林里面去也活不了，没有吃的没有医药。出于战胜的姿态吧，就沿着伊洛瓦底江下游两岸专门派小飞机去投传单，中日文两样，写得很清楚，你们回来，我们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保证你们生命安全，让你们最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让关品枢去投，投出去了大概几万份传单，也没有哪个日军士兵看到这个传单跑过来。
打下来八莫，当天下午，我们就跑到城里去了，哎呀，基本上房子全部破坏了，满地不是尸首就是一些枪支，这个战争真是残酷。
满地都是贝叶上写的佛经，一片一片的做成个小册子，淡黄色很好看，全都刻的佛经，都是缅甸文的，贝叶藏经经久不坏啊，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满地都是，因为八莫寺庙特别多。
打完了八莫，英国政府把八莫郊区一条路起名为孙立人路，市内一条街道起名为李鸿路。
在八莫，新一军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华侨小学，安排华侨子弟继续念书，说中文读中国书。也预备在八莫建一个公墓，但是我没有经手。因为战争太紧急了，打下八莫就马不停蹄地继续往前赶，因为当时滇西远征军、中国中印军双方决定，就在芒友会师，日期定在来年的1月底。
八莫十二月中旬光复的吧，当天南坎也光复了。
三十师打南坎这个仗也打得很艰苦，南坎是滇西日军的生死线啊，再过去十几公里就是滇缅公路上的芒友了，日军必须要保证这条路能够来往调动兵力，如果被切断滇西的日军就退不回来了，所以这一仗是他生死存亡之战，要想保住命，这条路就得通，必须要死守。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着急了，把云南的日军军队都调过来，和缅北日军共同防守。两边部队是互相调动，哪紧急就往哪去，所以三十师打南坎是前后受敌，很艰苦。
但整个这个战场形势，日本人是处于被动的，因为他是防守，飞机、大炮轰炸，挖地道爆炸，拖到最后他还是要垮。
当时，30师的一个团被包围了，配属给步兵营的一个炮兵连在一个小山头上，夜晚被日本人摸上来了，炮兵连没有办法守不了，都是步兵部队来保护他，就撤退。
那时在第一线没有路，都是用骡马驮炮，这炮兵连长也很聪明，撤退时就把骡马都杀掉了，日本人摸上来的是步兵，俘获了这四门炮也没有办法带走。第二天我们的部队又把这个山头夺回来，这几门炮还在那。
战后检讨战局，有人说这个连长不爱惜骡马，还保护不住炮，要把这个连长判死刑。军法处征求步兵营长的意见，营长说，枪毙骡马是为了保护炮，另外炮兵连也没有这个能力对付日本人，当时营里也没有给他配保卫部队，这个事情我这个营长也有责任。
弄到孙立人去最后裁决，就决定判死刑不执行，就是记死一次，下回如果再立个功就给免了。这个连长后来升营长了，后来到香港了。
孙立人处事大家是佩服的，他用兵的最大一个优点，就是对战士干部特别的爱护，他亲手训练的部队，每一个战士都是值钱的，绝不轻言牺牲，一般犯了错误枪毙的从来没有，最严重的就是给你记一次死，还让你继续干，戴罪立功，所以这些兵员都是特别的爱国。
南坎打完以后，大家心里都很高兴，这个缅甸战争看来是透亮了，没有什么太大大的了，日本在滇西的部队，有一部分被消灭了，一小部分在中国境内退不出来了。森林地带往哪跑，连吃的都找不着。
就在反攻八莫的时候，史迪威奉调回国了，驻印军副总司令郑洞国也调回去了。美国新派来的驻印军总指挥，是索尔登中将，来了以后常驻重庆，驻印军总指挥部就是派坦克、炮兵等直属部队配合作战，不担负战线任务，前线实际就是孙立人一个人指挥新一军。
联络官这个制度在中美军事合作中还是很有好处的，尤其是能够及时的供应物资，双方关系也处的比较融洽。但史迪威的想法是想霸占军队指挥权，用中国话就是，中国军队就当雇佣军队，我花钱雇你来打仗，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蒋介石因此就十分反感，他能够把军权交给你？每个人都有他的自尊心，哪能这样丧权辱国，你给我点物资你就指挥我军队，我啥都没有了，不可能的事情，坚决要求史迪威回国滚蛋。
我们当时就觉得史迪威打得好好的怎么就走了呢，报纸上都不显露这些事情，都是回国以后慢慢知道的。当时个别美国联络官有的也讲了，我们原来到这是指挥中国军队的，没想到当联络官，联络官也好，我们可以不负责任。我们营团里面这些翻译官互相谈这些事情，就说这个是笑话。
史迪威当时在部队里面威信是挺高的，中国军队都认为美国人帮助我们，供应武器，培训部队，都很感谢他，所以关系都是很融洽的。像孙立人跟他闹些意见主要就是因为战场的指挥和打法。孙立人主张我要这么迂回，史迪威说要那么走，在这些方面发生争执，都是在战争的工作上，孙立人就感觉他自己有好多好的意见，史迪威没有采纳，所以就是对史迪威有些不满。
在材料看到，一次史迪威到前线找孙立人要研究事情，结果孙立人拒而不见，就是要给他点脸色看看，让史迪威在外边等他一两个小时，材料上是这么个介绍。
孙立人作风就是，你是军事上级领导，有正确的意见我还是要提，该坚持还要坚持，他有几次提出很重大的战略措施，几个大迂回都是他提出的意见，最后取得很大的胜利。
美国人的作风是没有特殊化，军部有一个被征调的美国侨民办的医院，院长是美国人，看护都是缅甸的小姐，一共有三、四十人，医院的医疗、手术都很高超，他们那个生活就是这样，一吃饭，所有人排队，自己拿饭盒到炊事兵那去填。院长跟所有护士以及做工的都是这样排着队，没有说当官的要吃小灶，专门预备送到我帐篷里去，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么个制度，史迪威在指挥部吃饭也是自己打饭。
孙立人吃饭也是跟大伙在一起吃，主要就是各个处的处长。一个将军呢，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孙立人比较严肃，但是副军长贾幼慧性情就比较温和，很愿意跟我们聊天，尤其和我们这些当翻译官的。贾幼慧也是留美学军事回来的，他在税警总团就跟孙立人在一起，后来一路跟孙立人到台湾去了。
在八莫时，滇缅边界发生一起冲突，英、美部队把缅北的土人克钦人组织起来，简单训练发给武器，一个是探听消息，另外对日军也是预防。
克钦部队就摸进中国境内去，打死了几个中国人，还把几个村庄烧掉了。这个事闹得很大，报到了云南远征军司令部，远征军司令部就跟驻印军指挥部联系，你们的边境部队骚扰百姓，要求你们赔偿损失。指挥部把这个事交给了新一军，军部马上就派上尉参谋潘德辉处理，又派一个翻译就是我，带着一个加强班从八莫步行三天到云南边境。
这三天都是翻山路，美、英部队在路上都设有防守点，走一天下来，哪有驻军就投奔哪，他们事前都得到通知。晚上我们坐在一块，一人喝一杯，谈一谈当前的形势战局。
加强班就是一个班加两挺机关枪，十四、五个人，那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到哪美国部队英国部队也不敢惹，都听说新一军打仗厉害。
边境的美军部队指挥官是上尉，潘德辉是上尉，我是少校，他一看也不敢乱说，我就告诉他，在你这调查你们要帮助。我们一班人就站在外边，机关枪都架上，他要是对我们不客气，我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军事行动。
调查了三天，哎呀一看那房子都烧了，很凄惨，受到伤害一百多家吧。回来打了报告给军部，我们的意见就提出要进行补偿，边界居民财产都损失殆尽，最低限度要补充多少条毛毯，发多少粮食，给多少钱，让他维持生计。军部就报到指挥部去了，最后怎么处理就不了解了。这个事情当时也是一件大事，我们在那亲自办的。
打下南坎后，因为要打到芒油还需要一些时间，就预备在南坎开辟一条路，从这过江就是中国瑞丽，就要修桥。贝雷桥规范的的最大跨径是400英尺，但是南坎这个桥达到440英尺，超过规范了。英国就派来一个凯瑞上尉来指导施工，他是贝雷的助手，施工的是两个美国工兵连，一个连在这边，一个连在那边，两边对着往中间施工。
新一军军部听说这个大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悬索式贝雷桥，就派我和张士珷去学习，也就算中国军队参与这个建设了。
负责美军工兵的是个少校营长，五、六十岁，都发都有点白了，这个人是搞工程的，挺老实挺厚道，对我们很尊重客气。
每天，他从驻地开着吉普车到工地，路过我们和凯瑞上尉的帐篷，就把我们三个人拉上到工地去监督施工，晚上又把我们拉回来，在那个地方前后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凯瑞给我讲，我们英国贝雷桥是高强度钢，强度越高，重量越小，同样重量它可以做的长一点，美国的钢强度赶不上我们，我们比美国还厉害。
南坎这个城市，在瑞丽江边上，很美，青山绿水啊，当地妇女都穿裙子，很好看很漂亮。木瓜跟哈密瓜大小差不多，剥开以后，那瓤是红的，籽是黑的，吃起来很软，甜得很，一般下班回来就买个木瓜吃。
这个悬索桥的操作施工是有些特殊，亲历这个过程收获不小。修完了以后，我和张士珷从桥上走到对岸，就进入瑞丽，当时都很高兴，我们现在都回国了。
我们就在街上买了几条鱼和一些青菜，借个民房在那做了几道菜，请凯瑞和这个营长吃了一顿饭。菜做的很咸，青辣椒很辣，但大家吃得很痛快，就是战地的生活吧。在军队上整天都是吃罐头，就没有吃过什么青菜，部队到一个地方都遍地去找辣椒找青菜，能够找点都是如获至宝。
后来凯瑞送了我两本书，就是贝雷桥的军用规范，一本是简支梁规范，另一本是悬索桥规范。但他走的时候，把简支梁这本要回去了，他说这本书我还想带回去，因为我在各个战场修桥经验都记在书上了，回去以后我们还要参考这些修改这个规范，我回去以后再给你寄一本来，悬索桥这本记的不多，没有太多的修改，就留给你们。
那时都在打仗，战地上一说走就走了，以后跑哪都不知道，通信地址都没法留，所以后来这个书就没有了。
这本悬索桥规范我一直作为纪念品珍藏，这就是中、英、美三个同盟国在战争过程的共同战斗的一个纪念品，前几年，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书，一起捐给丰台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了，还给我发个证书，来了一封感谢信。
打到东京去
这时已经到45年的一月间，欧洲战场已经大大好转，英国人开始配合缅北进攻，双方协议约定在腊戍西边的昔卜会师。
当时中国军队跟英国军队分工，我们主要是打通中印公路，光复北缅，以南打到仰光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们国内正计划反攻，也很迫切。
英国人对这个事就不愿意，你已经来了，就帮我打完呗，蒙巴顿就到重庆要求把缅甸全部解放中国军队再调回去，中国当然不同意，美军也不同意，因为日本现在在缅甸已经残兵败将了，你还要中国人去打，你们自己干什么的？
但是呢，孙立人派了50师配合英国军队在西路，害怕第一次缅战那样，他守不住，日本人钻到后边去把我们后路抄了，所以派五十师实际上是在西线保护英军，一旦英军溃退我们西线还有防卫的部队。
南坎光复以后，集中力量就要进攻芒友，打到芒友，就算切断滇缅路了，芒友往东北就进入云南，往西南就到腊戍。
打芒友这一仗也是很艰巨，那就等于是最后一个决战了。日本人是困兽如斗，他是死保， 芒友一被占领，进入中国滇西境内的日本军队基本上就被关门打狗了，根本就撤退不出来，那就是个小村落，但是交通要道，所以芒友是他生死存亡的一战，这一战打完大局就已经定了。
最后，一月二十七号，这个日期我们记得很清楚，三十师和三十八师共同把芒友攻占了。
二十八号，滇西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就在芒友举行会师典礼，滇西远征军方面是总司令卫立煌出席，驻印军方面就是孙立人带着军部的一些处长、三十八师师长李鸿参加，五十师在西线不能离开，三十师继续往南打，没有到场。
我当时没去，翻译室主任衣复德去了，回来给我讲，在会师会议上，卫立煌讲话，口号是打到东京去，在东京会师，斗志很高昂。
上午在滇缅交界缅甸这边的芒友举行会师典礼，下午就在滇缅交界的另一侧中国畹町，举行中印公路通车典礼，芒友到中国边界的畹町就十几公里。
事前就组织好车队，有负责指挥的吉普车，运输的大卡车，还有给养车、医疗车，一共115辆，浩浩荡荡从中印公路的起点利多出发，经修好的中印公路，先开到八莫待命，
典礼这天，浩浩荡荡的车队就开到畹町，通过畹町一直开到昆明，中印公路正式通车，路修通了油馆也接通了，汽油可以通过管路送到中国境内，这是个极大的喜讯。
中国政府派行政院院院长宋子文来主持，当时很大一个盛况。这天是1945年1月28号。
中印公路在世界的战争史上都是一个传奇，就是军队在前面打，后面跟着修，打到哪修到哪，而且要通过野人山那样自然条件很困难的绝地，都能够赶上跟着军队走，那真是创造一个奇迹。
会师以后，滇西远征军的任务完成了，已经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境内，部队就调到国内其他抗日前线去，就剩新一军在缅甸继续往南打腊戍。
腊戍是从南面来的铁路终点，国内往外输送换取外汇的物资，桐油，钨啊，锑啊，就是汽车送到腊戍，到腊戍再换火车送到仰光出口，我们的一些物资往回运，都是火车运到腊戍，下来再用汽车往国内送。
日军在腊戍的防守也是很坚固的，结果又是一个大包围，这时的日本军队已经是胸无斗志了，连打带跑，像以前那样跟阵地共存亡的现象都少了。根据后来的资料，十八师团在缅甸先后补充兵员补充了十五次。
打完腊戍，三月底，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在皎梅会师，缅北的战争就算结束了。
日本人一看已经是大势已去，就缩回到仰光，四月份撤到泰国境内，英国军队还不敢贸然前进，慢慢的搜索前进，一直到五月六号才进入仰光，英国实际上就是捡回了一个缅甸。
当年在仁安羌被包围的英国军队属于英缅军第一军团，司令叫史利姆，孙立人帮助史利姆救出了他的部队，战后，这个史利姆司令，写了一本书叫转败为胜，把收复缅甸这个功劳都记在英国军队的头上。
后来史利姆当澳大利亚总督时，台湾有人去见史利姆，他当时不知道孙立人已经被软禁，还讲孙立人在仁安羌英勇的救出我们军队，一直到今天还十分感谢。那个人也不好说什么，只好说孙将军现在很忙啊，我把你这个好意向他转达。
中国部队就开始计划回国，一个军差不多五万来人，都是靠飞机运输，有些辎重营的骡马都是坐飞机回来的，只有汽车才是开回来，八莫机场，密支那机场、腊戍机场，都在往回运，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七月中旬结束。
当时我跟张士珷分配在密支那留守处，十多个人，管机场运输，就是两个翻译官嘛，机场来个什么物资，该坐哪个飞机，事先都跟美方联系好，一直到七月十五我们才往回走。
留守处一个小车队，大卡车，小车，中等车，一共有十二三辆车，沿中印公路开回国内，到了昆明也已经到了七月下旬了。
好多从军学生是44年底到45年初才分配有些到印缅战场，当时是要求十万青年十万军，实际上报名从军的只有两万多人，其中有一万多人补充到印缅战场了，其中分配到新一军的大概有几千人吧。
新一军回国后，有好多翻译官就都陆续离开了，因为我是最后回来的，有好多人我都没有看见。
我们一起参军十五个人，到昆明就走了五、六个，在广州又留下几个，剩下我们七、八个人，就一路跟着部队到东北来了。
本文刊载于 《江淮文史》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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