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个有点反常识的事——人命不但有价格，可能还分高低贵贱。

同样死于交通事故，60岁以上的老人比年轻人拿钱少；农村人比城里人拿钱少。

因为按照现行法律，年龄和当地平均收入，决定了赔偿金的价格。

我再先给你讲个民国时期发生的真事。

当时有伙山东土匪绑架一个盐商，要价高达 6 万元。后来土匪随处掠人，要价降为300 元到10元不等，没钱的人家用100个小鸡也能赎人。

今天康不医带来的案子里，一个老太太在医院突然死亡，家属质疑医院出了医疗事故，医院却提出给1万元私了。

这事发生在最近大半年，1条命只值1万元。20多位将医院团团围住的家属，当时就崩溃了。

当派出所所长带着五六个警察赶到现场，医院的副院长终于出现了。他向死者家属提出了两条解决方案：家属自己去法院起诉医院；或者双方私了，医院出1万块钱做为赔偿。

听到1万块钱买一条命的选择，现场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封闭的医院走廊上，20来个含着泪的家属沉默地站在护士站门口，神情悲愤交加，似乎随时会和医生护士爆发冲突。

就在日出前，这些家属们刚刚经历了一个混乱的夜晚。

初夏的凌晨三点，空无一人的医院走廊里白炽灯彻夜亮着。医生已经进入值班室休息，护士站的电子屏闪烁着数字，消化内科病房里隐约传出鼾声。

突然，一个慌乱的身影从病房跑了出来。那是一个头发稀疏发白的女人，光看头顶像七八十岁实际也就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她一边大口喘息一边大喊：“救救我妈！”

听到呼救的护士小跑进了病房，没多久又跑回护士站推急救车。

从休息室走出的女医生以为没什么大事，还去翻了翻体温计，慢悠悠地晃到病房。此时病床上的老太太四肢抽搐，已经意识不清。

注射地塞米松和肾上腺素也没有好起来，瞳孔反而开始散大了。

女儿知道老太太不好了，在抢救期间给家里人打电话，一个一个亲戚往医院聚集，走廊上渐渐站满了十五六个人。

医生在做胸外按压，并呼叫麻醉科进行气管插管，但老太太的胸廓一直没有起伏。医生没有放弃，继续按压了半个多小时，最终回天乏术，正式宣告患者死亡。

老太太的家属都觉得，医院一定有问题。

老太太来的时候只是感觉肠胃不舒服，到医院不过5个小时人就没了，家属纷纷指责医院“不是你们治死了是什么”？儿子希望医院赶紧封存病历，保存证据。

可医生和院领导都不出面，只有一个小护士跑来让他们出院。这一家人在原地等了三四个小时，要医院给个说法。

按照平常的经验，到了这种时候家属们不闹一下恐怕都说不过去了。然而老太太的儿子还保持着冷静，没有去当医闹，而是当场报警。

两名警察按程序做了登记，但能做的事情并不多。这一家子人只能继续等，又是3个小时。收到消息的亲戚越聚越多，最终有20来个人含着泪，沉默地站在在护士站门口。

女儿已经哭得站不住了，女婿终于沉不住气拍了桌子，嚷嚷着让医院把病历交出来。可能是医院怕他们闹事，也报了警。

这次来了五六个警察，连派出所所长都赶到现场问这家人有什么诉求。

儿子的要求就两条：封存病历、看监控。

他想知道，老太太到底是怎么死的。

直到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再缓缓爬上半空，医院都没有爆发医闹。这一家人忍住了，他们带着一本薄薄的抢救病历离开医院，决定靠自己找出真相。

这家人来自本省一个盛产蔬果的农村，老爷子年满70仍在务农，女儿待业在家以养病为主。

到处走动，研究如何状告医院的事情，主要是儿子和女婿在处理。儿子约莫40岁，身高不到一米七，头发已经稀疏、灰白，穿的黑T恤被洗得发白。

女婿身量也不算特别高，很壮实，平时做暖气维修这些卖力气的工作，仔细一看衣领已经抽线。两人的衣袖上都用曲别针别着黑布，正在为去世的老太太戴孝。

在此之前，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打过官司。他们只是想不通老太太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对自己遭遇不公平、不透明的对待，感到心有不甘。

当儿子和女婿找到我，把病历摊在我面前时，我感觉到了他们灼灼的目光。他们在观察我，观察我翻阅病历时的反应。

我是有医学背景的律师，一看病历就知道这是一次救治得当，堪称教科书式的抢救。而且老太太入院时间实在太短了，走的却很突然，病历加起来才20页，我无法从中看出医院有什么明显的错误。

我们医疗律师其实不怕病历几斤重的那种患者，因为病历越多越详细，越能还原患者的病情变化，哪怕患者死亡没做尸检，从病历里也能把死因推断个七七八八。

而我正在面对的，正是医疗律师最怕的情况之一：无从判断死因，从而无法还原医院的责任。相当于赤手空拳和医院打官司，输的概率很大。

老太太的儿子、女婿先后向我描述，老太太在晚上10点开始上吐下泻，还一直犯恶心。

他们赶紧把她送到了中心医院，急诊医生怀疑是感染或者肠易激综合征，被胃酸烧得难受，安排老太太住进了消化内科。

老太太在消化内科接受了补液，挂了左氧氟沙星的吊瓶。当挂到第二瓶的时候，老太太自己有了不好的感觉，她脖子发硬、牙关紧咬，痛苦地让女儿通知医生。最后医院终于给出了死因——心源性猝死。

“我们不服！”女婿向我描述那晚的情况，越说越想发火。他觉得医院一定治错了，因为如果一开始就安排老太太去心内科而不是消化内科，去检查心脏而不是给打消炎的吊瓶，可能老太太就不会突然死亡了。

我接的医疗纠纷，多数都是这种患者死亡的案子。每当家属控诉医院多坏，给患者治死的时候，我来不及细听医院过错，总会向家属发出灵魂三问：

什么时候去世的？

尸检了吗？

火化了吗？

这其实挺残酷的，剖开尸体会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不剖开尸体，就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打医疗纠纷官司。

平心而论，老太太的案子是有些蹊跷的，可是只靠眼前薄薄的病历，我还无法帮家属接近真相。

我极力劝说他们尸检。其实一般案子不尸检也不是不能打，只是这个案子实在是太特别了。

医院给的死因是老太太“心源性猝死”，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死因。

猝死大家都懂，是患者自己的身体不好，可能是生活习惯问题、遗传问题，总之不是医院的问题。按这个死因打官司，肯定对我们很不利。

老太太突然去世，很难说是哪的问题，虽然最有可能是心脏和脑子有情况，但我是律师，不能把模糊的选择交给法院。

我用最严肃的语气，告诉我的当事人尸检在这个案子里的重要性。儿子低下头，两手撑着脑袋，不去看我。我直视着女婿的双眼，一字一顿地说：“不尸检会有很高的败诉风险，一定考虑清楚。”

女婿听懂了，但也皱起了眉，良久没说话。

我经历的医疗纠纷中，选择尸检的家属总是极少数。我见过当场表示不尸检的；也见过已经签好尸检委托书了又反悔的。很多人甚至没有保留证据的意识，在找我打官司之前就把遗体火化了。

去年一整年，我这只有一个家属同意剖开父亲的尸体。这还是因为家属的闺女是学医的，一直在劝他。

他同时也觉得70多岁的老父亲被病痛折磨了一年才去世，应该在最后知道死亡的真相讨回一个公道，不然活着的人都不会安心。最后真相查明，医院担了70%的责任，赔了30多万。

就算如这家属那样坚定，尸检对活着的人依然是艰难的考验。

尸检费用好几万倒在其次，主要是残忍：不光要把尸体剖开，还得开颅取出脑子，最后和心肝脾肺肾一起泡在福尔马林里，由法医带回实验室做病理切片。

尸检报告完成后，如果家属要求恢复，法医会把器官一一放回遗体并缝合。

我曾是医学生，说句有点丢人的话，我都不太敢看尸检报告的最后几页，那是遗体和人体器官各个角度的照片。

之前看了几份报告，我半夜总会想起那些画面，冲击力可比大学的解剖课大多了。

对没有接受过医学训练的老百姓来说，看到自己亲人的遗体一步一步被剖开，哪怕只是照片，说是酷刑也不为过。

现在老太太的儿女们就在犹豫要不要尸检。

按我们这儿的习俗，人去世三天内就要火化。他们把老太太的尸体送入殡仪馆冷冻着，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我能看出这一家人内心的纠结。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当天晚上，老太太的儿子和女婿就召开了家庭会议。

正对着门的窗台上，家里用白纸给老太太制作了一个临时的牌位。筷子插在一个饽饽上，放在牌位前权当供奉。

老太太丈夫姓王，家在王家村，他俩育有一儿一女，其他亲戚们不是一个村就是邻村的，住的都不远。老太太娘家的亲戚坐满了东屋，加上老爷子一家子，有十多口人到场。

“律师说了，不尸检这个案子打不下去，最后花了钱也可能输了。”儿子和女婿听懂了我告知的案件风险，他俩是主张尸检的。

一直陪护着老太太的是女儿，她全程看着老太太的生命一点一滴地流逝，但她选择弃权。她为人温和、顺从，习惯性地听父亲、丈夫、弟弟的安排。

老爷子呆愣愣地听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还没从妻子离世的情绪中反应过来。他今年70岁了，听不懂那些专业的法律词汇，他轻轻地说了一句：“算了吧。”

女婿还想再劝，老太太的妹妹说：“让人安安生生走吧。”儿子说他也想要母亲安心地走，但是不搞清楚怎么也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女婿接过话茬：“律师说不尸检没法子往下走。”

老太太的姐姐泼辣，竖眉斥道：“你们尸检就能过去了？你们是存心不让你爸好受了。”

儿子张张嘴还想再说什么，老爷子坚定地说：“输就输了。”无声地，两行老泪在脸上蜿蜒。儿子再也不敢劝了。

他知道老爷子和老太太这些年过得不容易。老爷子种着几亩花生地，老太太平时去养鸡场、石材厂打点零工，农忙时候就回来一起干农活。

他俩钱不多，寻思老太太身体不太好，就咬咬牙给老太太买了一份社保。没想到老爷子先得了脑梗，一侧肢体瘫了，后来恢复了些，只能拖着左腿慢慢走路。

两个老人就靠着一份2000块钱的退休金维持日常开销。

从情感上说，老爷子确实受不了更多的刺激了。但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争取到更多的赔偿对这个贫困的家庭非常重要。

他们放弃尸检，无异于是在放弃可能的赔偿。

我能够理解这一家人做出选择的原因。对这个脆弱的家庭来说，走上法庭面对庞大的医院，已经耗费了他们巨大的心力。

这不是一个有底气，折腾得起的家庭，没有背景、没有资源，只有一帮相互扶持着往前走的亲人，去争取一份心安。

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心安”的理解，我做为他们的律师，只有在尊重选择的前提下，全力以赴。

“能不能做好医院轻微过错和无过错的准备？”我提前把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告知了家属。

看老太太的儿子点点头，我也不再劝了。

既然他能够承受官司失败的风险，那么我决定硬着头皮接下这个案子，虽然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这家人不富裕，但是非常讲理，没有当医闹还尊重我的判断。我想多少能帮这家人一点忙。

目前我对案子只是有一个不好的念头：医院提供的这份病历，过于完美了。

我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儿子赤红着眼睛跟我说要赶回去给老太太办丧事了，临走前他说：“拜托了。”他们家一致决定要走法律程序，要堂堂正正地和医院打官司，让我尽力就行，唯一一个要求就是不尸检。

我组了一个群，把老爷子、儿子、女儿、女婿都拉进来，仔细询问老太太去世之前发生了什么。

老爷子先给我发来一个抱拳的表情。女儿说老太太开始抢救时，护士让她去楼上找别的科室拿心电监护仪。等自己抱着机器回来，老太太已经濒临死亡了。她也看不懂医生的抢救到底对不对。

要是有尸检该多好啊。我对着病历犯了愁，只能猜死因。我决定抱一下大腿，把病历发给了我的老师。

他是鉴定机构负责医疗纠纷的鉴定人，还是法医病理学专家，手下解剖过的遗体成百上千。老师没有尸检也无法做出更多判断，但是他也觉得医院给的“心源性猝死”可能不成立。

我一度怀疑过老太太是不是食物中毒，可是当晚全家人都吃了一样的食物，都没有中毒反应。

我还怀疑过是不是吊瓶输液的速度太快了，让老太太本就脆弱的心脏不堪重负。

一直陪护的女儿记不清吊瓶滴得快不快，但她把第二个吊瓶拿回了家知道里面还剩很多药。

女婿提出来警察把走廊的监控拷走了一份，监控能看出第二瓶药是什么时候换的。结合这两个信息，就能大概算出滴速。

没想到，正是他们手上仅有的这点证据，让我发现了医院的问题。

女婿按照我的要求去看了监控，他边看边记录，时间精确到秒：

女儿是凌晨3点12分45秒跑出去求助的。14分20秒开始，护士、医生先后赶到病房，期间护士多次进出。27分28秒的时候，医院ICU一名穿蓝衣服的医护人员进入病房。

越往后看，我越觉得不对劲，心里警铃大作。

医院在抢救记录里，明明写的是凌晨3点10分给老太太上了心电监护仪。而监控里面能看到，女儿直到3点半都还没取回心电监护仪。

而抢救记录里写的却是“3点16分，心电监护心率测不出，心电图示直线”。

不对，时间都不对。医院写给家属的时间要比实际发生的时间提前了许多。这份“完美”的抢救病历是经过涂改的。

我必须去趟医院，亲眼确认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医院的大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老爷子和女儿。

老爷子使劲儿扯出一个有点难看的笑向我示好。女儿的样子着实吓了我一跳，她留着短发，但头发花白稀疏，比光头好不到哪去。整个人看着很不健康，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大喘几口气。

这一家子除了女婿是个火爆脾气，其他人倒都是温温和和的，一点不像医疗纠纷的当事人。我见过很多亲人离世后情绪激动、充满戾气的家属。

有个干工程的大哥，他的老父亲在医院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刚送回病房就不行了。

大哥气得找了30多个工人把医院围起来拉横幅，还在医务科和医生发生冲突，据说大哥打掉了医院保安的记录仪。

警察亲自给他拉到卫健委解决问题，卫健委也不能因为你闹得凶就不走鉴定程序，最后大哥找到了我。

大哥并不想讹医院，只是要个说法，要医院承认错误。我发现了医院的问题，最后协商解决，医院赔付了5万多。

说实话大哥闹或不闹，最终都会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对我来说，理想的当事人是又听话、又讲理、还不用安抚情绪的，这家人简直完美符合。但他们表现得太平静了，我说不上来是哪不对劲。

我和他们一起找到了医务科，提出再看一次监控。医务科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来，但还是联系保安队给我们安排了。

医院二楼尽头的小隔间里，四五台电脑显示着医院不同区域的实时画面。我和这一家四口人再加上医务科的老师，把监控室挤得满满的。

我调到老太太呼救前的十分钟开始播放视频，一秒一秒地观察着走廊上的情况。

女儿拿着心电监护仪出现在走廊时，已经是凌晨3点35分了。显然医院写的凌晨3点10分上心电监护是错误的。麻醉医生进病房的时间，也比抢救记录上写的时间晚了整整15分钟。

这两点足够推翻这份被医院精心粉饰过的病历。看完监控，我和这家人还特地回了医院的神经内科，找到了女儿当时拿的心电监护仪并拍了照片。

我觉得这个案子有救了，抢救病历一定有问题！

篡改病历是法律明确禁止的，一旦查实甚至可以直接推定医院有责任。毕竟病历就在医院手里，他们要改上面的内容太容易了。

但实践中，要认定医院故意篡改病历却很难。因为法律认为的篡改和普通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你得向法庭证明医生是为了逃避责任或者出于某种目的，故意篡改病历。

说的不严谨一些，我得去证明医院在故意给家属下套儿。

在医院大门口，一家人围着我商量怎么解决。我告诉他们不用走调解了，调解的前提是双方认可病历是真实的。

现在这份病历更像是套上了一个完美的模板，医生确实做了上面写的抢救措施，只是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时间没和实际情况对上。

即使知道了医院肯定有过错，这一家也没表现出太大的情绪，甚至连哀痛都是淡淡的。

儿子、女儿边听我分析边不断点头，老爷子则是静默地站着，也不发表意见。女婿倒是有些生气，听我说到不保证能认定医院篡改病历时，他说了几句重话，但很快被拉住。

要是我的其他当事人知道医院改病历，那房顶都能掀翻。他们一家四口却连话都很少说，沉默得仿佛被压住了一样。

我注意到女儿身体不好，听到最后都站不太住了，蹲在地上表情有点痛苦。

儿子偷偷跟我说，姐姐之前患过乳腺癌，熬了几个化疗疗程身体一直不见好。后来我渐渐了解到，女儿因为生病到现在都没有工作，全靠丈夫赚钱。

儿子在工地当保管，月工资大概3000多。我开车驶离了医院，从反光镜上看着这么一个多病多灾的家庭，他们在扶着女儿站起来准备回家。

我以医院篡改病历为由，要求医院对患者死亡承担全部责任，折合成赔偿是60万多点。

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法院不太能支持，因为不知道老太太的真实死因，无法真正确定医院的全部责任。但是我想要逼医院一下，让他们能给这家人一个解释。

我们这里的医疗纠纷，去医调委调解解决的比较多，除非医院不调解，否则很少来法院起诉。

其实这家医院一直是挺配合的，不管是看监控、封注射液实物、调解，都没怎么为难我们，患者的诉求也耐心听了。

但即使如此，医院还是觉得自己没错。虽然打官司就是尽最大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医院这个态度，真让人生气。

等待开庭的时间里，这家人很少在群里说话，不像其他家属一样因为焦虑案件结果追着我问个不停，只有女婿时不时地转一些医疗事故的案例。

有时候他会发些评论：“我始终相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开庭前，儿子整理了一份家人对医院的意见发给我。他写了3000字，附了很多病历的截图。

他最后说：“医院的失职和编造病例，让我们家属很愤怒。希望律师能将我们的意见一字不落地反映给相关部门，必要时我们将通过其它诉求途径进行反映，比如退役军人服务站、新闻媒体、正常程序逐级上访等。”

“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说理的地方，最终一定会给我这个16年军龄的退伍军人，一个正义的说法。

拭目以待吧，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我既然能为祖国站岗16年，我就一定能再用16年为我母亲讨要一个说法。”

现在可以初步判断，医院篡改病历，并且可能存在错误治疗的问题。即便如此，这一家人也没想过靠医闹来迫使医院赔钱，而是坚决走法律程序。我愈发想把这个案子办好，给这家人一个交代。

第一次开庭那天，这家人八点半就整整齐齐地等在法院门口，碰面之后他们不断跟我说辛苦。女婿还给我加油：“把医院杀个片甲不留。”我扶额苦笑。

我在法庭上指出抢救记录与监控视频记录截然相反，绝大多数抢救措施的记录时间比实际进行的时间早20分钟。

我列了表格，详细对比了病历和监控的所有矛盾之处。我想争取主动，就要往篡改病历的方向举证。如果属实，可以不用做司法鉴定，直接推定医院有过错。

法官瞅了我好几眼，面露难色：“篡改病历和死亡的关系有多大？不鉴定（死因）我也没法判啊。”

法官一句话就让问题回到了鉴定上。我理解这是为了明确各方的责任，但也意味着，我和这一家人会陷入被动。

医院坚持认为病历上写错了时间是正常现象，因为当晚医生忙于抢救，不能实时记载病历。

而且主观上既没有拖延治疗，也没虚假记载治疗手段。医院的律师强调，老太太死于心源性猝死是突发意外，与老太太入院时医院让她在消化内科接受治疗无关。

这话点燃了女婿，法官刚宣布休庭，女婿就指着医院律师鼻子骂：“你怎么能说出医院没错这种话，我丈母娘人都没了，你还有没有道德？你还配干律师吗！”女婿也没放过法官：“一开始我就觉得你向着医院，你分明认识她（医院律师）。”

开庭前法官确实和医院律师多说了几句话，好像是讨论另外一个案子。法官恼了，瞪大眼：“我干多少年法官了，县城哪个律师我不认识！”

等我反应过来，女儿、儿子都在把女婿往法庭外拉。我双手合十给法官和医院律师赔不是，医院的律师大方地笑了下说：“我也没往心里去。”法官则嘟囔着：“这哪行。”

等我找到这家人的时候，还没等我说，就听见女儿和儿子指责女婿，他俩都说律师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立场，不该朝人家发火，更不应该指责法官。儿子说他听了医院的话也气得不行，但是他压制住了情绪。

看我出来，一家人特别是老爷子对我千恩万谢。在这个时候他们甚至还在为别人哪怕是对方律师考虑，我觉得这家人的底色还是非常善良的，愈发感觉不能让好人寒心。

结果还没开始对死因进行鉴定，就整出幺蛾子了。

法院随机摇号抽出来的第一家鉴定机构，和我们状告的医院是兄弟单位，相当于弟弟出面评判哥哥有没有做错事。

我担心不公平，赶紧给这家鉴定机构打电话。鉴定机构的老师也很理解，甚至还感谢我在一开始就提出异议，不然正式进入程序就难办了。

那边当天就退案回来，法院把案子投给了第二家机构。

法律就是这样，只有结果正义是不够的，过程同样重要。而我相信过程。

等待鉴定结果期间，我要来了老太太过去所有的病历，一遍一遍地看。

我发现老太太2年前就有不稳定型心绞痛的病史，而且那天晚上来到医院急诊时，虽然她的指标正常但是肌钙蛋白比正常高不少，钾也偏低。这些可是判断心脏健康的指标。

当晚急诊医生判断老太太胸痛是因为胃酸反流，没有排除急性心梗的可能性，就安排她去了消化内科。消化内科都是慢性病病人，哪能抢救得过来突然发作的急性心梗患者。

带着这个疑问，我和老爷子以及他女儿一起坐了3个小时高铁去参加听证会。

在现场，我们见到了当晚负责抢救老太太的女医生。这位女医生圆脸微胖，看起来30岁出头的样子，她好像一直非常紧张，全程低着头，也不说话。

鉴定机构来了两位鉴定人，一位白头发老爷爷和一位四五十岁的女法医。我向他们列出了医院的问题：老太太入院检查时，肌钙蛋白I提示有急性心梗的可能性，但医院没有会诊，没有针对性地排查和治疗，这是诊断错误。

抢救期间心电图检查不仅不及时，而且篡改病历违反了制度。

我掏出电脑播放监控视频，把有矛盾的地方一一找出来给专家看。播放到女儿从楼上拿回心电监护仪的时候，专家还特地放大了画面，确认手里提着的确实是心电监护仪。

专家看向女医生，想让她解释。隔着桌子，我看到她攥紧了手里的笔。最后她也没说话，而是由律师代为回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爷子不断说着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帮过自己的人，女儿则不住地感谢我帮他们说话。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鉴定报告：“病历中多处记录存在矛盾、错误，不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存在过错……”我的意见几乎全被采纳。

考虑到老太太自身有基础病，症状也不典型且病情发展快，鉴定机构给了医院一个次要到同等过错，负40%的责任。

我把这个结果发到群里：“结果在预料之中……如果有明确的尸检结果，比如确定是心梗才有可能再提高过错比例。”

儿子和女儿纷纷发信息：“好的，康律师。”他们家接受了这个结果，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收到报告3天后，第二次开庭。这次我千叮咛万嘱咐让女婿不要冲动，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他这次全程不发表意见。

女婿的诉求很简单：多争取些赔偿。他掏出两本残疾证来，一本是女儿的精神残疾贰级，一本是老爷子的肢体残疾肆级。

女儿的残疾证是8年前发的，那时她还是黑长头发，比现在看起来年轻得多，只是眼睛死死地盯着左下某个位置，没有看镜头。

疾病几乎摧毁了她的青春，也让小家庭雪上加霜。女婿提出能不能让医院赔抚养费，本来两位老人靠着每月200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偶尔还要补贴一下常年服药的女儿。

自从老太太去世，唯一的一份退休金也没了。

我看着那两本残疾证，没能说出拒绝的话，只是说在别的赔偿项目上争取试试。

我希望能劝说法官突破鉴定报告的结论，去判医院负担更高比例的赔偿。因为鉴定机构是没办法评价医院“病历书写不规范”背后的恶意的。

说直白些，无法排除一种情况：医院为了逃避责任而故意对病例造假。

法官差不多50岁，身量挺高但是一点没发福，我查过他所有医疗纠纷的判决，基本上都落在鉴定意见给的区间里，判得中规中矩。而此时，医院律师提出了医院责任不应超过30%。

我希望法官能更全面地考虑情况，把两本残疾证和女儿这些年的病历当证据提交。法官仔细地翻了一下残疾证，还端量了一下女儿和老爷子，最后还是说：“这抚养费判不了，适当照顾患者我觉得是应该的。”

我不愿意放弃，在最后补充的时候直视着对方医生的眼睛说：“被告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的行为，且至今未做出合理解释，其行为极大伤害了患者家属的感情。

若非代理人偶然发现，那被告篡改记录一事将无人得知，请求法庭对此给被告做出否定评价以作惩罚。”

听到这番话，那名负责撰写病例的女医生低下了头，嘴唇动了动但什么都没说。

开完庭，女儿和女婿扶着老爷子走在后面，儿子说只要我觉得可以，他们就不打算再上诉了，“父亲和姐姐的身体都不好，也不想折腾了”。

这段时间，家里人过得都不太好。他姐夫脾气爆爱抬杠，虽然心里都明白但嘴上不服气；姐姐过于悲伤，也没有了主见；老爷子自从老太太去世之后愈发沉默了。哪怕最后医院只负担30%的责任，也已经比第一次开庭时一点错都不认好多了。

儿子说他们一家子有三个党员，他们能够接受法院公正的判决。

开完庭我给法官去了个电话探口风，法官上来就跟我说50%不可能，45%就是轻微到次要里最高的了。我说：“您多判1万块钱，这钱对医院和保险公司来说没多少，但是够老爷子用1年多的。”

这家人穷但从来没闹过，他们尊重法院，信仰法律，没想过给政府添麻烦，法律应该给遵守规则的人们一个出路。法官答应去做做医院工作，能照顾的他会照顾。

第二次开庭和下判决中间隔了个春节。过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家家户户要做大枣饽饽。老爷子的儿子以前老太太自己就能包圆大枣饽饽、蒸丸、炸鱼、炸丸子……

那天他和老爷子做着做着就哭了，女儿说妈做的时候会掺点糯米粉，吃起来有嚼劲，边说着也哭了。老爷子听了也难受，找个理由走出了家门。

全家人苦熬了大半年，终于等到了公正的判决。只是那份弥漫在脆弱的家庭中的悲伤，不曾被外人看见。

他们在法庭、医院，始终保持克制和理性，即使是脾气最火爆的女婿，也只是借着说几句狠话来发泄情绪。

这一家人从始至终都很清楚，闹或不闹，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法律没有变、公理没有变。

最终法官采纳了鉴定机构的判断，医院负担40%的责任，赔偿这一家人26万元。结果没有偏向医院，也没有因为这一家的不容易，而做出突破规则的照顾。

这一家人的案子在我代理过的医疗纠纷中，不算难度大的，也不属于金额高的。但我很难忘记这个案子，忘记这一家人。

那天，我和我们这儿最大的三甲医院老师聊案子，他突然问我：知不知道有些患者家属组了个群，不走正规程序，天天就是跟医院要赔偿，背后可能还有律师在出谋划策。

“这不就是医闹吗？”我不知道有这种群，还反问法务老师，“也不能患者私下要赔偿你们就给吧”？

法务老师苦笑说当然不想给，但是如果患者闹得凶，闹得社会不稳定，医院就会被施加“隐性”的压力。

我给法务老师打气：“你们可千万不能轻易妥协啊，不然对我这边苦哈哈地一步一步走鉴定、走司法流程的患者可太不公平了。”

作为医疗纠纷律师，我深知患者面对医疗损害时的无助与愤怒，但更痛心于“医闹”对医疗秩序与法治底线的践踏。

每当目睹家属以哭喊、堵门、拉横幅甚至暴力威胁逼迫医院“破财消灾”，我不仅为医院感到悲哀，更为那些真正需要法律救济的患者感到担忧。

当“闹”成为捷径，谁还会相信正义？

所以我甚至比医院还讨厌医闹，舆情裹挟下医院常被迫“花钱买平安”，反被贴上“理亏”的标签。

一线医护在威胁中战战兢兢，甚至有好多技术精湛的医生因为碰上一个难缠的医疗纠纷，直接转行了。

我知道我们这儿最好的医院心内科有个老专家，五六十岁还孜孜不倦地外出学习先进的治疗方案。老专家被返聘的时候，不知怎的，有个患者手术成功后突然去世。

家属本可以正常走法律程序维权，却只知道举报，不管老专家是学术兼职还是外出讲课，都被这家人盯着找把柄。

老专家不胜其扰，直接不干了，导致我们这儿最大的医院能做射频消融手术的医生还没二甲医院多。最后家属也没查出来亲人去世的真相，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为医院和医生悲哀，也为患者悲哀。每一次医闹得逞，都在加深医患群体的互疑与敌意。

每当看到有人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法让医院赔钱，我就想起自己代理的这一家人，他们眼中有对法律、对公平未熄灭的期待。

按照家乡的传统，老人去世后通常要在三天内火化，其中包括在老宅停灵的两晚。

因为这场医疗纠纷，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家人纠结要不要尸检，老太太的火化是在去世后的第四天进行的。

自从那晚去医院看急诊后，老太太再也没有回到灰瓦石墙的三合老院，也看不到瓦片缝隙里新生的嫩芽。

家里没有举行告别仪式，这个家里有太多人承受不起离别的刺激了。儿子和本家兄弟一起把老太太送到火化的台子上，送了最后一程。

殡仪馆里，取骨灰的叫号声响起。儿子捧着还有余温的袋子，轻轻放进骨灰盒里。

面对着围在外面的亲戚，他不敢哭得太大声，接下来的一路上，他还得给老太太叫魂，不然怕她找不到回家的路，“妈，你可得跟上了，一定得跟上了”。

这个普通的家虽然刚刚经历了不幸，但接下来这一路，他们会彼此簇拥着走下去。

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时，我挺困惑。这家人明明可以更强硬一点，但在这起纠纷中，他们的应对方式，却平和地近乎软弱了。

康不医却说，这一家人非但不软弱，还充满韧性和信念感。他们在用正确的心态面对纠纷，维护权益。

我们平时总面对太多无助，习惯了在维权时大声喊、垫脚跳，用各种方式给对方施压。

久而久之，我们开始习惯遇事先吵架、不服就动手，整个世界都在“弱肉强食”，却忘记去寻找程序、去通过法律解决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弱者呢？

而这也是康不医执意打赢这场官司的原因。

她想为那些仍愿意遵守规则的人，创造一个能生存下去的环境。

在她想要的世界里，这样弱势又遵守规则的人，也能生存下去。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老腰花、小旋风

插图：鱼头

本篇1102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