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已经过去了一月左右，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特朗普几乎“火力全开”，和他的第一个任期相比，这一任期的关税问题更突出，更迅猛，甚至也更难以预测。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美国尤其是特朗普单方面对我国加征的关税，但单方面加征关税背后，分歧在哪里？美国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只有弄懂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才能看到这一轮贸易交锋的未来走向。

如果说生产是手段的话，那么消费就是最终的目的。生产不是为了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严格意义上，消费才是；只有有了消费，人们才有了生产的确定性。

这段话，可以很好概括中美贸易分歧的本质，尤其可以概括，为什么美国要对我国加征关税。

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依靠生产和消费齐头并进，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

这也就是今天特朗普所说的“贸易对等”原则。即两国经贸关系的贸易额对等，没有太大的逆差，也没有太大的顺差。

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

当然不是在生产上面。今天我国已经能够生产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制成品，生产能力恐怖如斯，远超同时期的美国。

但在消费侧，我们的问题可能就是消费能力不足。

消费能力不足，这本来也不是什么问题；过去中美关系还在于蜜月期的时候，美国享受到了我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尽管有贸易上的差额，但由于更便宜的商品价格，这是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经贸关系。

但为什么从特朗普时期就开始变了呢？

严格来说，变化不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的，而是到了特朗普时代，这种变化被具象化了，所谓的具象化，就是特朗普单方面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

我国是名副其实的生产大国、世界工厂，但消费一直都是相对薄弱的点。

居民消费，国际上一般是占到GDP的60%，但我国这个数字只有38%，美国这个数字是68%；最终消费支出，国际上一般占GDP的75%至80%，但我国只占55%，美国这个数字是82%。

消费不足，这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要知道，我国其实是名副其实的生产大国，但当本国消费能力不足的时候，溢出的产能就会出口到国际上，也就包括美国。

出口到他国，商品价格更便宜，这本来也是好事；但不好的地方在于，由于我国的商品价格更便宜，导致了本国生产的商品价格没有竞争优势，最终造成了他国制造业的衰退。

理论上，这是一个市场问题；只要一国的劳动力成本足够高，一国的劳动力成本足够低，那么就会出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商品价格更便宜的现象，这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

但美国的理由或者说抓住的借口是什么呢？

去年拜登还在任的时候，财政部长耶伦曾访华过，她当时就提到了所谓的产能过剩倾销问题，按照耶伦的说法，她认为我们是长期故意不引导家庭消费增长，收入增长，因此造成了所谓的出口倾销。

这当然是耶伦的巨大偏见，但就是这个偏见，构成了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底色。

耶伦说，我们应该引导居民更多消费，而不是更多生产，要提高居民收入，来消化本国产能。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更多应该是一个市场趋势，而不是单纯靠人力能够达成。

耶伦作为财政部长，可以说是犯了一个常识上的巨大错误。

但讲到这里，我们的确可以弄明白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了。我国的生产太多，消费太薄弱；美国的消费太多，生产又太薄弱，这就是分歧的核心所在。

一国渴望一国提高消费，一国渴望自己制造业回流。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发生了插曲的。

2017年特朗普上任，2018年单方面对我国加征关税，这不仅让我们意外，其实就是美国自己，也非常意外。

因此，不出意外的话，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之后，拜登上任会继续回调。

但就在特朗普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这场病毒让美国两党达成了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今天我们都知道了，但这场病毒带来了一个什么结果呢？

其实就是受病毒限制，全球化贸易中断，而美国这样的消费大国有消费能力却没有生产能力，在新冠病毒最肆虐的时候，美国什么东西都缺。

也正是这场病毒，让美国两党意识到了，制造业需要多元化、分散化，以规避“风险”。

也就是这次病毒，欧盟才提出了供应链去风险化。

所以，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偶然行为”，因为一场病毒，几乎变成了整个欧美的共识性原则，那就是分散供应链，同时引进制造业回流到本国。

说完了美国的问题，再来客观上说说我们自己的。

从消费上来看，我国的消费占GDP偏低，这是客观事实，内需不足就需要大量的出口来弥补，数据也能够证明这一点，2024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再次刷新历史新高，达到了近1万亿美元，也是全球有史以来顺差最高的经济体。

出口对宏观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很多人觉得无所谓，和自己无关，至少和自己的工作收入无关，但其实这么想大错特错。

以2023年为例，我国贸易顺差是1.86万亿美元，1.86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它是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3亿倍，是农民工平均年薪的2.3亿倍，也是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年薪的1.3亿倍。

换句话说，如此体量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提供了差不多2亿左右的就业（以农民工年薪计算）。

当然，实际就业可能提供不了如此多的人数，毕竟还要考虑到企业利润等因素在内，但可以确定的是，贸易顺差对我国宏观乃至就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既然顺差对我国如此重要，那么全球的顺差都是谁提供的呢？

答案是美国。

美国之所以能够提供如此庞大的顺差，那是因为美元霸权，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而我国是全球第一大顺差国，美国又是全球第一大逆差国，两者之间互补也相互依赖。

既然互为依赖，那么一方的增加其实就是另一方的减少，在只考虑到就业的情况下。

我国的顺差增加，就势必会导致美国的逆差增加以及制造业衰落，随着我国GDP占全球比重从2001年的4%上升到2023年的17%，制造业顺差占全球GDP比重从0.1%上升到1.8%，美国自然也就越来越坐不住了。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从2018年之后，我国就开始将出口多样化，以应对美国的关税影响。

但由于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也导致我国出口当中，间接依然来自美国，因为其他国家又增加了对美国的顺差。

举个例子，当美国开始提高关税，我国企业为了规避关税，就绕道越南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其结果变成了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减少了，但越南和美国的贸易差却依然增加了。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特朗普单方面对我国加征关税，仅仅只是增加了我国企业的规避成本，并没有彻底解决美国制造业衰退的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特朗普2018年的对华关税并没有振兴美国的制造业，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没有增加，制造业逆差占美国GDP比例也没有减少。

到了第二任期，特朗普是如何改变的呢？

从目前的已知来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誓言要振兴美国制造业，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减少贸易逆差，将商品出口/进口比例从目前的64%提高到80%左右，那么美国给全球提供的贸易顺差将减少。

这就会导致，过去我们通过“中转站”出口到美国的路径，可能会失效。

除此之外，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还有了一个新的提法，那就是要“对等关税”，不仅仅针对我国，特朗普还要对欧盟、加拿大甚至是墨西哥等国加征关税。

更疯狂的同时，也意味着“中转站”比过去更难了。

难是一回事，但不代表着没有解决方法。

只要美元还是全球通用货币，那么美国就一定会给世界提供顺差，否则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也就不复存在。

而特朗普要做的，就是给全球提供的顺差减少；如果未来中美开始谈判（几乎一定会谈判），那么获得美国提供顺差中的最大份额，可能是谈判中的一个博弈点。

既然是谈判，自然也就少不了博弈。从去年耶伦访华的话语来看，提振我们内部的消费比重，应该也会是一个重点，以及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

从双赢的角度来看，我国应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4%提高到国际正常的60%，这样就可以靠内需消化产能，并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然后消除关税影响。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还可以缓解当下的少子化危机，刺激更多生育的同时，消费的增加也会带来更多的新增就业岗位，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客观来说，增收入其实可能是最难的；去年耶伦访华就曾提到过，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起来非常困难。一方面分配制的变化总是最艰难的，另外蛋糕的比例问题，也会有多方力量的博弈纠葛。

另外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深，养老成本的增加，也让家庭收入占比很难提高。当年日本的家庭收入占比就从1994年的62%降至2023年的52%。

失去的三十年，效果也是恐怖如斯的。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中美贸易问题上来。

特朗普在上任前就曾说：“中美可以一起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这话并不是信口开河，尽管特朗普很喜欢信口开河，但这句话绝对不是。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一定是1+1远远大于2的。

美国当下的问题是希望引进制造业回流，美国如果从头开始振兴制造业，成本高不说效率还低，但我国则有着完善的供应链，如果美国利用我国的供应链，可以大大降低供应链的成本，特斯拉其实就是双方合作的典范。

美国鼓励我国企业去美国建厂，在贸易差额问题上只要达成了共识，在零关税或者更少关税的前提条件下，就可以达成双方共赢。

只有合作，才能够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对双方而言都是如此。

1980年到2010年，这三十年曾是中美蜜月期，也正是在这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年均经济增长超过10%，从引入市场经济到加入WTO，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都是中美互惠原则引导完成的。

未来，也应该继续按照这个原则合作下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