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西北边疆战事频起，国家实力被大大削弱。就在此时，辽国崛起，成为宋朝的邻邦和强大的对手。

宋真宗见此情况，便主张通过外交手段来确保北方的边疆稳定，于是，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自此北方边疆迎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

然而，这份盟约也因为其在内容上所体现的屈辱与牺牲，一直以来受到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

“大一统”: 辽朝皇帝的政治蓝图

在辽建国之初，有两条发展道路可供选择，要么南下中原，要么进据漠北。

然而当时阿保机完全没有考虑继承回鹘汗国，以漠北为大契丹国的中心。 这一观点颇有值得商榷的空间。

战略重点的选择在大部分时间并不是一道单选题，一个政权的发展方略通常也不是在政权建立之初便已经规划完成。

在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统治者心中， “华夷一家”的观念成为重要的治国理念， “天下”可以是华夷共同参与治理的。

契丹民族长久处于唐朝的边疆秩序之中，与唐中央互动频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受唐朝影响。

神册元年 ( 916) ，阿保机仿汉制建元称帝，在 “天皇帝”之前加 “大圣大明”，标志着其由原来 “行国”统治者变成兼用汉制的 “城国”中央集权制的皇帝，也标志着 “变家为国”过程的完成。

在 “变家为国”的过程中，阿保机在汉臣的辅助下 “分族类、辨昏姻、称帝改元，契丹以是威服小夷，而契丹之俗变矣; 阿保机之悍，亦自此而柔矣”， “大一统”构想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萌芽。

伴随着辽朝扩张的脚步，太祖阿保机 “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 的战略目标逐渐发展成太宗 “坐制南邦，混一天下” 的政治理想，至澶渊之盟缔结前，随着辽朝中央集权的成熟与统治范围的扩大，“大一统”已经成为辽朝的发展方略。

唐宋之际，“大一统”这一概念经历了由 “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 到 “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的发展，不仅证明重建大一统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各个政权追求的目标，也规约了辽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构建 “大一统”王朝的两个要素: 确立正统地位、实现地理上的统一。

澶渊之盟后，辽与宋互称 “南朝” “北朝”，取得了与宋朝对等的地位，这是辽朝在身份认同上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也是推动 “大一统”进程的关键一环。

澶渊之盟并没有终止辽朝追求 “大一统”的努力，反而加快了 “大一统”的步伐。

战略扩张: 以武力打破均势

澶渊之盟的达成，令辽不能继续将宋作为直接军事目标。重新寻求主导东亚秩序的突破口以打破双方均势，从而孤立北宋、营造以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成为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必然选择。

具体表现为，缔盟后不久辽圣宗便着手经略西北与东南事宜，对河西地区与高丽展开了多次征讨。

丝路之争

《辽史》记载:( 统和二十六年，1008) 十二月，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剌里，抚慰而还。

( 统和二十八年，1010) 五月乙巳，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伐甘州回鹘，破肃州，尽俘其民。诏修土隗口故城以实之。

这两次征讨甘州颇有成效。尤其是统和二十八年 ( 1010) ，不仅攻占河西重镇肃州，而且修筑城池以加强控制。

与此同时，西夏也开始积极参与到河西主导权的争夺中，常利用辽军劳师远征的时机对河西地区进行干涉。

开泰七年 ( 1018) ，吐蕃借道西夏向辽朝贡的请求被拒，辽夏关于河西地区的矛盾终于公开化。

为了在同西夏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开泰八年 ( 1019) ，辽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翌年，赐曹顺衣物并交换使节，试图培植亲辽势力，从而控制河西。同时，辽对西夏实行武力打击。

开泰九年 ( 1020) ，辽圣宗 “亲将兵五十万，以狩为言，来攻凉甸”瑏瑠，却为西夏所败。此后西夏更加快了对河西地方的蚕食，对辽的抗拒也更加强烈，导致辽朝西部边境形势不断激化。

太平六年 ( 1026) ，为彻底剪断漠北与河西诸族的勾结之路，辽在平定阻卜叛乱后迅速展开了对甘州的第三次征讨。

《辽史》记载: “萧惠攻甘州不克，师还。自是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 此后辽朝忙于镇压漠北叛乱，对河西地区的经营也随之暂停。

甘州战役的失败，标志着辽朝在西北地区由战略扩张转为战略收缩，而确保对漠北地区的控制权则成为新的战略重点。

东征高丽

统和二十八年 ( 1010) ，辽圣宗以 “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询”并 “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为由下令东征。

辽军擒获康肇后，“铜、霍、贵、宁等州皆降”，高丽显宗大惧，遣使上表请朝。后高丽诈降并诛杀辽使，辽军遂攻入开京，王询再次请朝以求退兵。

此时辽军深入高丽已经月余，不仅要面对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也面临因战线过长而引起的后勤补给困难等问题。

故辽圣宗从其请，统和二十九年 ( 1011) 正月班师还朝。战争的起因在于高丽对辽宗主国身份的挑战，从辽丽交战过程与交涉内容来看，无论是讨逆还是要求显宗亲朝，辽朝旨在维护其作为宗主国的权利，并非要对高丽实行直接统治。

此后高丽积极向辽示好，却避而不谈 “亲朝”之事，辽圣宗遂下诏 “取兴化、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等六城”。

然而高丽既拒不归还 “六城”，又坚决不肯 “亲朝”，辽圣宗于是开启了新一轮对高丽的交涉与征讨。

开泰三年 ( 1014) 至开泰八年 ( 1019) ，辽对高丽的四次征讨屡屡失利，“历时六年，数易将帅，仍以契丹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

外交上的努力同样没有收效，不仅索取 “六城”失败，高丽甚至宣布 “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以示与辽决裂。

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考验的是双方的国力。战争中间，虽然辽在军事方面未占上风，但高丽作为主战场损失更为惨重。

开泰八年 ( 1019) ，高丽遣李仁泽入辽 “乞贡方物”，无力支撑战局的高丽终于向辽妥协。

太平二年 ( 1022) ，辽 “册王 ( 王询) 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上柱国、高丽国王，食邑一万户，食实封一千户，仍赐车服、仪物”，高丽 “复行契丹年号”，瑏瑠 辽丽宗藩关系正式恢复。

从征讨的结果看，虽然辽在军事上损失巨大，但辽丽交聘逐渐制度化且高丽与宋朝官方断绝往来凡四十余年，从强化宗藩的角度上讲可以说是收到了成效。

制造 “正统”与孤立北宋

辽圣宗即位时，辽已受到儒家文化充分的浸润。此时的辽更加坚定地与 “夷狄”划清界限，时人开始以 “蕃夷”称呼非主体民族。

萧敌烈就曾以 “岛夷小国，城垒完固，胜不为武”为由劝诫圣宗不要讨伐高丽。 这种转变是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要求。

建立四夷怀服的朝贡体系，争取尽可能多的朝贡国，意味着可以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证明皇帝和王朝的合法性，同时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辽的国家安全。

澶渊之盟后辽圣宗对高丽的征伐以及屡屡遣使交涉，归根究底是希望高丽对辽的臣服是 “归心”而不是 “畏威”。

双方恢复宗藩关系后，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没有就 “亲朝” “六城”等问题再做过多交涉。这对高丽来讲自然求之不得，对辽圣宗却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无论如何，双方宗藩关系经此十年之役逐渐步入成熟。 此后辽再未兴兵讨伐高丽，不仅是受限于国力，根本原因在于高丽断绝了与宋的往来。

无论高丽是否出于自愿，随着向来只将中原王朝视作正统的高丽同辽确立了稳定的宗藩关系，东亚华夷秩序的中心自然也由宋变为辽。对河西地区控制权的争取同样有着构建以辽为中心朝贡体系的目的。

辽太祖天赞年间的西征，虽然将势力范围推进到阿尔泰山一带，但由于无法在当地驻防，所以 10 世纪大部分时间段里辽无法在漠北腹地立足。这就为宋朝联合诸部提供了空间。

太平兴国六年 ( 981) ，宋遣王延德出使高昌，联络漠北、西域诸族，“所过蕃部，皆以诏书赐其君长袭衣、金带、缯帛，其君长各遣使谢恩”。

期间甚至出现了辽宋两国使者剑拔弩张的情形。

“时有契丹使者来，谓师子王曰: ‘闻汉遣使达靼而道出王境，诱王窥边，宜早送至达靼，无使久留。’因言: ‘汉使来觇王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知其语，因谓王曰: ‘犬戎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

由这条史料不仅可以看出辽宋双方都在努力拉拢周边势力，也可以看到双方在属国、属部利益上的巨大矛盾。为了将漠北、西域诸部纳入势力范围，辽付出了旷日持久的努力。

总结

尽管盟约给北方边境带来了相对的和平和稳定，但它也在表面之下凸显了中国在强大敌国面前的屈从与牺牲。

这项协议对中国的国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尊严提出了巨大的威胁，对中国民族的尊严构成了一种伤害。

因此，《澶渊之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印响，一直以来备受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