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本兵父亲，他只说了五个字，“恨到死为止。”

作为中国唯一公开身份的“慰安妇”之子，他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苦苦寻找生父，不是为了相认，而是为了替母亲讨回公道。

“如果他出现，我就一刀砍死他，怎么能原谅他呢？”罗善学曾愤怒地对人说。

这个带着特殊身世的男人，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原罪”。他的人生轨迹，映射出“战争后遗症”给普通人带来的深重灾难。

一个“日本崽”的童年

1945年7月13日，罗善学早产悄然降世，体重只有四五斤，比一般新生儿要瘦小许多。

在物资匮乏的战后年代，这样的婴儿能否存活下来，都是个未知数。

男婴的母亲韦绍兰，当时只有25岁。

按理说，年轻母亲产下孩子本该是件喜事，但在瑶族山寨里，这个新生命的降临却像诅咒一样，打破了家庭原有的平静。

村里人私下议论纷纷，指指点点，韦绍兰的丈夫罗讵贤也整日闷在心里，躲到山后砍柴，不愿面对妻子。

半年前，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中攻占了荔浦。那时24岁的韦绍兰背着一岁的女儿躲进山洞避难。

一天清晨，她以为日军已经撤离，便从山洞出来透气，不料正撞上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

在刺刀的威胁下，韦绍兰被带上卡车，押往十几公里外的马岭镇。

在马岭镇的一座由土瓦房和炮楼组成的院落里，韦绍兰经历了三个月暗无天日的折磨，这里就是日军设立的慰安所。

每天从黄昏到清晨，她都要承受五六次非人的凌辱。

直到一个清晨，趁着守卫打盹的机会，她抱着女儿拼死逃了出来，在山野间跋涉了整整两天才找到回家的路。

此时她的女儿因病夭折，她也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算着时间，腹中的胎儿显然不是丈夫的血脉。丈夫最初不愿接受这个孩子，但在懂草药的婆婆坚持下，韦绍兰保住了这个来路特殊的生命。

婆婆担心，如果打掉孩子，遭受重创的儿媳可能再也无法生育，老罗家就此会断了根。

在“妥协”中，这个日本人的种留了下来。

童年的罗善学并不知道这些往事，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让他过早地品尝到了“身份”的苦涩。

每当他在田间地头玩耍，总会有孩子喊他“日本崽”。

有一次在池塘边钓青蛙，同学抢他的钓竿，他不给，对方就骂他是日本人的孩子。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的罗善学跑回家问母亲，换来的只是母亲的默默流泪和一句“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这个“总有一天”最终在他10岁那年到来。那天，他跟着大伯去放牛，大伯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他母亲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的事。

年幼的罗善学懵懵懂懂，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直到12岁那年，他躲在门外，亲耳听到父母激烈争吵。

罗讵贤说，他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吵架结束后，他见到母亲独自抱头痛哭，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世。

就这样，命运给这个瘦弱的孩子加上了一副沉重枷锁，从此，“日本崽”的阴影如影随形，伴随着他的整个少年时代。

每当电影放映队来村里放《地道战》这样的抗日影片，他都会觉得头痛欲裂，心里泛起说不出的滋味。

一个农村孩子最简单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能够独当一面地放牛割草，但对罗善学来说，长大似乎意味着要背负更重的十字架，他挣不开，也逃不掉。

被歧视者的人生

在战后的家乡土地上，有着永不磨灭的伤痕，罗善学的生活如同行走在荆棘丛中。

养父罗讵贤虽然没有虐待他，但一些细微的差别对待却如同无形的刀子，不断提醒着他“异类”的身份。

每到吃饭时，家里的大铁锅总是被一道无形的界限分成两半——一半煮着雪白的大米饭，那是给弟弟妹妹吃的；另一半则是粗糙的杂粮，那是罗善学的份。

每当养父从集市回来，买回的新衣服、零食也总是轮不到他，这种无声的区别对待，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1950年代初，村里开始办起了小学，罗善学也和其他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但他的求学之路异常短暂。

读到三年级时，他就不得不辍学在家，一方面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与他的特殊身份有关。

更不幸的是，他还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在当时医疗条件匮乏的农村，这种眼疾得不到及时治疗，最终落下了“斗鸡眼”的毛病，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罗善学开始接手家里的农活，每天在田间地头忙碌，他的腰深深地弯下去，身上像是背着沉重的山。

阴雨的天，就像他那不光彩的人生，在一次重病后，无力支付医药费的他偷偷服下了农药，幸好被邻居及时发现送医，才保住了性命。

一路跌跌撞撞地来到了而立之年，罗善学变得身强力壮，却依旧孤独。

他人品不差，村里的媒人曾给他介绍过六个对象，但都吹了。

罗善学对一个姑娘印象特别深刻，说她“很美的”，可只要对方一打听到他的身世，第二次见面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媒人来说亲的次数越多，他的失望就越深，渐渐地，他开始回避婚姻话题，最终选择了独身。

老天爷折磨自己一个就够了，没必要折腾他人。

为母讨回公道

2007年，62岁的罗善学每天放牛、打柴，坐在门槛旁抽着自卷的烟丝，原本以为余生就会在新坪镇平静地度过。

但这一年，他的母亲韦绍兰突然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揭露日军的暴行。

这个决定让罗善学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公开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生下的日本兵后代”，多年来压抑的情感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开始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替母亲讨回公道。

2007年6月，他请人代笔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寄给日本政府，要求他们向母亲道歉。

信中写道：“我名叫罗善学，在中日战争时代，我妈被日本军抓去作慰安妇，期间怀了孕，后来生下了我，我妈妈和我就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灵创伤。”

在民间团体的帮助下，年过古稀的罗善学第一次走出了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新坪镇，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在东京，他推着轮椅上的母亲，穿行在陌生的街道。

这对饱经沧桑的母子，在“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1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在东京、静冈、京都、大阪等地奔走，向日本政界递交请愿书。

然而，寻求正义的旅途并未得到圆满的结局。2019年5月5日，韦绍兰在99岁高龄时离世，她是带着未完的心愿长眠的。

四年后的2023年12月7日，罗善学因脑溢血住院，最终离世，享年79岁。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和母亲期盼的那声道歉，始终未能等到，但他们的故事，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记忆中，成为了那段黑暗岁月最真实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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