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思想：界限及其违犯的话语
——福柯越界思想探究
摘要：福柯思想不仅跨界，更是越界，越过学科固有的边界而进行别样的思考和探究,敲打、动摇直至摧毁传统思想学说。福柯不仅要突破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界限，还要根除康德人类学主体主义和胡塞尔先验主体哲学，不仅要切断传统历史主义的线性因果关系链条，还要逾越本质主义权力观的思想雷区。福柯推崇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批判精神，批判了大写理性观、大写历史观、大写主体观、大写权力观。福柯在哲学剧场上扮演了越界者的角色，高举差异大旗，勇猛逾越近现代的同一哲学、表象哲学和绝对哲学的界限，开创了新的思想研究领域，展演了哲学就是对时代进行诊断这一哲学观。每一次越界，都是观念的突破，思想的推进。当然，福柯的越界思想也有其理论界限，他对萨特和梅洛-庞蒂思想的批判定性是不完全确切的。总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鉴于笛卡尔直观“我思考着而存在”，马克思主张“我劳动着而存在”，福柯践行“我违犯着而存在”。
作者：莫伟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论语》之“方”
摘要：《论语》中“方”字凡十五见。其中，有些句子向来争讼不休，也有些句子常受忽视。常见争议之义包括方之为并、方之为比以及方之为道术等用法。由于“四方”“万方”已完全成为汉语常用词汇，就其语义讨论而言，几乎遭到彻底忽视。与“四方”“万方”等用法密切相关的“多方”“邦方”之义，则从未得到讨论且似乎向无争议。“四方”“万方”用法之中，可析取“臣方”“敌方”和“形方”之义。这些不争之义对于理解《论语》之“方”甚至中华文明特征，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中国的社会关系与政治空间格局是环状方性结构，“方”是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一把钥匙。
作者：陈建洪，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
主体主义，还是新的实在性范式
——论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概念
摘要：如何定位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概念，是学界争议已久的一个问题。业已存在的两种解释范式分别以“自我意识”与实体形而上学的“神”的概念为基础，这两种范式都未能完全切中费希特理论的核心问题，此即，在继承发展康德先验哲学洞见的基础上重思真理与实在性的最高本原。绝对自我理论不是一门自我意识理论，而是一门关于意识的终极实在性本原的理论，并且，这一本原无法以实体形而上学的静态实体模型得到理解，而必须以一种表达主义的动态一元论模型得到界定。这一得到动态化理解的本原，是费希特通过对传统本原理论的先验哲学批判，重新赢获的终极本原概念。澄清这一点，将有效破除对于费希特哲学长期以来的成见：绝对自我理论不仅不是自我封闭的主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更提供了后康德哲学语境中理解真理与实在的新范式，此即动力学模型。
作者：周驰博，德国伍珀塔尔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候选人。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杠杆周期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抵押品结构的视角
摘要：经济周期往往表现为杠杆周期，其中抵押品及其结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中国过于依赖房地产的抵押品结构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信用扩张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其带来的债务积压问题也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长期看，中国需要通过法治和制度改革，以及革新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激活基于未来现金流的抵押品，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短期内，中国宜积极发行国债，扩大国债市场规模，优化国债结构，以国债替代房地产及其相关的资产，托起金融机构和经济其他部门受损的资产负债表，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换来时间。增发国债还会改善中国和全球的安全资产短缺的问题，为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构以及更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奠定基础，有助于更好和更快地实现金融强国建设。
作者：王永钦，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经济学院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光华访问学者计划”讲座教授；褚浩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消费的生产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摘要：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当前阶段，正确理解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以及相应政策的制定对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在回顾消费与生产关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消费与生产关系的具体实践，可以总结新发展格局下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赋能生产，包括消费服务外包、消费结构升级、第三空间、空间品质和新型消费模式的生产性等五个具体机制。进而从政策体系、生态体系、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中国进一步发展消费服务业的政策建议，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消费的生产性”所具有的时代内涵提供理论阐释。
作者：彭冲，南京审计大学联合研究院教授；钟辉勇，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驱动力与历史经验
——兼论发展新质生产力与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内因
摘要：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新旧动能转换之际，又遭遇全球化逆流，中国现阶段政策似乎并不符合比较优势，与中国早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有相通之处。基于从分工体系转变和产业链上下游博弈两个路径，可以具体分析历史上中国在早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对经济的长期正向影响，以及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驱动力。进一步，通过比较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印两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本研究提供了历史经验证据，由此得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驱动力与必然性。
作者：刘乐易，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曹越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蔡继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
对国家治理范式的形塑与影响
摘要：ChatGPT的出现代表着以大模型、多模态为技术方向的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开启。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是驱动未来社会发展从数字化向智能化发展的技术底座，通用人工智能也必将对国家治理范式形塑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通用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范式的形塑将经历技术外部化、技术伴生化和技术共生化等三个阶段。通用人工智能将显著作用于社会各领域并产生多维度的共振影响，对此国家治理范式也需应对变化进行相应的变革。国家在面对和使用通用人工智能进行治理时，需要面对和解决三个重大的现实风险问题，包括通用人工智能辅助决策与人类决策的矛盾性、通用人工智能决策与现实实际情况差异和通用人工智能对真实世界作用的不可预估的影响。
作者：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昊，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
试论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
碰撞中的“礼法冲突”
摘要：在当代全球性国际秩序成型之前，各类区域性国际秩序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之所以不可避免，原因之一就是东西方世界之间“礼法冲突”逐步的升级和激化。如果说传统东亚秩序是一种“守成秩序”，由于天下礼元规则的免责化、轻励化，东方世界弱化了守势、走向了失势；那么新兴西欧秩序就是一种“崛起秩序”，由于国际法元规则的特权化、重罚化，西方世界强化了攻势、走向了得势。如今，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大势所趋，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应以良法良礼与良政善治的有机统一让全球治理更公正合理。
作者：陈康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作为用户的平台劳动者：保护机制及其构建
摘要：平台劳动者因其劳务提供过程依赖平台应用程序而兼具“劳动者”和“用户”双重身份。从“用户—服务商”视角可见，平台企业与平台劳动者之间构成以信息技术服务为标的的交易关系。但在平台权力与网络效应、锁定效应的共同作用下，该交易关系中双方主体地位实质不平等，平台劳动者作为交易主体的公平交易、自由选择等权利难以兑现，交易秩序岌岌可危。平台劳动者的用户保护机制正是以此切入，在现行实在法框架内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制度实践经验，由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路、个人信息保护进路、反垄断法保护进路形成合力，以矫正交易主体地位不对等为目标的制度体系，旨在弥补劳动者保护机制与经济社会转型现实之间的制度裂缝，最终实现对平台劳动者权益更为全面、有效的保障。
作者：吴文芳，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瑞宏，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社会理论与本土经验
析“差序格局”或“伦理关系”主导说
——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再审视
摘要：费孝通和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差序格局”或“伦理关系”为主的主要依据是：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他们所说意义上的那样一些团体，因此无法以“团体”或者“集团”形式对社会生活加以组织，而只能依靠“团体”或“集团”之外的一些方式来组织社会生活。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庭/家族组织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于家庭/家族来加以组织的，而无论是采用社会学家通用的一些标准还是费孝通、梁漱溟自己设定的标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家族都应该被视为典型的“团体”。因此，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差序格局”或“伦理关系”为主的说法是值得质疑的。
作者：谢立中，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究天人之际：康有为的纠结与普遍性的两难
——从费孝通出发的考察
摘要：费孝通的思想存在一个重要的转变，即着眼于早年从私的角度强调差序格局到晚年着眼于公的角度强调天下大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晚清以来的大同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相比差序格局概念的巨大影响，对大同维度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的讨论相对较少。有鉴于此，从费孝通出发，重新考察康有为的大同说，认为大同小康之分的枢纽是天人之际（天祖之别）。康有为在天人之际的纠结揭示了近代以来从中国出发的普遍性始终面临两种根本的困难。费孝通晚年和而不同的天下大同思想，不同于康有为激进平等主义的大同，试图恢复以“推”的方式从差序格局达至天下大同。其思想底色是儒家的，但吸收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实践经验，以及对西方处理族群关系的经验的反思，是全球化时代激活从中国出发的普遍性的一次重要尝试。
作者：李荣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
综合与超越：2000—2024（下）
摘要：2000年至2024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综合与超越”期。“自省与综合”“完善与超越”分别构成2000年至2009年、2010年至2024年间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者经过对审美、意识形态、意识形式、审美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论争，最终形成了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社会意识形式等理论命题并存的新格局；王元骧对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问题的思考呈现出由“实践偏向”到“伦理偏向”的理论特质。这一时期的相关探究也留下了“第一原理论”“逻辑起点论”等有待解决的理论难题。
作者：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年代学”视域下的九十年代文学研究
——关于概念、意义与源流问题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九十年代文学日益广泛地受到重视，并成为当下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但相较于成果丰硕的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为了还原九十年代的丰富内涵，有效推动其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借鉴“年代学”理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九十年代再出发”命题。这不仅需要厘清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源流交叠的方式去展示其曾经历的过渡、延展或带有时代特征的历史转换，而且还要进而阐释它对新世纪文学带有“源头性”意义的功能价值。
作者：吴秀明，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抗战歌词：文学与音乐共生的诗体特征
摘要：抗战歌词是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一种朗吟的诗体，它采用适宜政治动员的呼告语体，通过呼语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常用祈使句唤起军民的行动力量，广泛使用凸显乐感的嗟叹词类，增强接受群体的感性体验。音乐家为自由体、歌谣体、新格律体配以适宜吟唱的声韵，使歌词兼具“说的声音”与“歌的声音”。抗战歌词突出音乐律动，强调韵脚和谐；采用实词与虚词搭配突出轻重音，使朗诵节奏与歌唱韵律相互契合。朗吟的抗战歌词是文学与音乐的共生，是战争时代诗人与音乐家共同探索的一份现代诗歌美学遗产，在现代诗歌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作者：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薛雅心，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晚明的政治危机、科举考试与国家治理
摘要：晚明中国出现了政治秩序与社会控制的各种危机，牵动了国家到地方的整体注意力。但应对的根本，仍在国家治理亟需的各类人才。从朝廷到州县的秩序维护，需要大量公忠报国的官员队伍，其培育的土壤就在科举制度。在晚明科举考试的内容中，大多是国家治理与礼仪纲纪的大问题，特别是在全国性的会试策论中，表现尤其明显。在国家治理的宏观进程中，制度文明的建设有其根本性意义，从科举层面而论，更能体现其重要性。在明代前期建立的制度与长期的教化基础上，人才选拔有其鲜明的专经差异与地域差异。就会试与殿试的结果比较来看，仍存在人数、人名、户籍等的差异，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从中可以反映出科举考试与录取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或习惯。但科试的内容，都贯彻了王朝统治的基本理念，尤其是策论，更为切近晚明时政及其如何应对的重要问题，都与当时的世风、文风、国运等变化相联系。最终经由殿试为王朝统治的维续而选拔的合适人才，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依靠。
作者：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胡适与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之争
摘要：1929年胡适与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之争，是人权论争的尾声。一直自外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首次以新文化运动者自居，抨击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策动者国民党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因而“反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陈德徵等人为此围攻胡适，为国民党的专制辩护。国民党的其他派系、左翼人士和中共方面，也纷纷发表评论意见。虽然言人人殊，却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胡适已经落伍，甚至不免“反动”。尤其是胡适坚持无条件拥抱欧美资本主义文明，排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言论行事，否定固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引起逐渐转向民族化的各方的争议，“反动”的标签变成反诸其身的回旋镖。
作者：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Title and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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