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 廖保平

据媒体报道，广州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于近日发布了《广州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直接股权投资实施细则的通知》（以下简称《细则》），其中明确：“允许种子直投、天使直投、产业直投分别出现最高不超过各类别投资总额50%、40%、30%的亏损“，最值得关注的是——”种子直投、天使直投单项目最高允许出现100%亏损”。

广州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的《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直接股权投资实施细则》，以突破性的制度设计引发市场震动，这一举动被视为国资投资允许“血本无归”，这种颠覆传统国资管理思维的"容亏机制"，不仅打破了国有资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魔咒，更折射出中国科技创新攻坚战中制度突围的深层逻辑。

传统国资监管体系中，"国有资产流失"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国有资本在风险投资领域长期处于"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广州开发区的制度突破，本质上是对国资功能定位的战略性重构：

一是将科创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差异化对待，承认早期科技项目"九死一生"的客观规律。种子期允许100%亏损的条款，相当于给科学家团队发放"创新免责券"。

二是建立"整体收益覆盖单项目亏损"的评估体系，引导国资从追求单个项目绝对安全转向投资组合价值创造。这与以色列YOZMA基金"容忍70%项目失败，追求30%超额回报"的策略异曲同工。

三是国资不再与市场化风投机构争抢Pre-IPO项目，而是聚焦市场失灵的"死亡谷"阶段。数据显示，我国种子轮融资仅占创投总量2.3%，国资补位将有效疏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在广州开发区这片诞生过粤芯半导体、小鹏汽车等创新标杆的热土上，容亏机制的出台绝非偶然，而是应对科技竞争新格局的系统性回应。我们知道，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阶段存在的投资真空带，往往导致大量科研成果"胎死腹中"。国资以"劣后资金"身份入场，可撬动10倍以上社会资本。政府资金承担早期风险能使颠覆性技术跨越产业化鸿沟。

相较于民间资本3-5年的回报周期，国资母基金可设定10年以上存续期。这种长周期属性与生物医药、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研发规律深度契合，广州开发区已有百济神州等案例验证该模式可行性。

通过"母基金+直投"组合拳，既保持市场化运作效率，又能定向突破"卡脖子"领域。文件特别强调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战略产业的倾斜，与拜登政府《芯片与科学法案》中的政府投资策略形成镜像对照。

新政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质疑，并非毫无道理，因此，有些边界是必须要明确的，比如要明确"战略亏损"与"决策失误"的法律界限，避免容亏机制异化为利益输送通道。可将技术判断失误、市场不可抗力等纳入免责范畴，但“决策失误”仍需承担相应责任。同时，探索"风险补偿+超额收益分享"机制，有望破解国资机构"不敢投、不愿投"的激励困境，只有在制度设计上在多重维度建立动态平衡，才能让改革步入深水区。

广州开发区的制度破冰，与其说是国资监管的技术性调整，不如视为科技创新范式的战略性变革。在全球化竞争进入"创新链对决"的新阶段，这种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既需要"允许失败"的胸怀，更考验"驾驭风险"的智慧。当国资体系能培育出中国的"SpaceX"时，今日承受的每一分亏损，都将转化为未来发展的战略势能。这或许正是中国式创新从追赶迈向引领必须支付的"制度成本"——它不是对市场规律的背离，而是对创新本质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