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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不负责任的言论下，西方国家“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加拿大以前是个比较松弛的国家，国家主义意识平时比较淡薄，但是在特朗普发出“侵略”警告以后，现在整个加拿大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街上罕见挂满国旗，甚至有极端的加拿大人大声号召“反攻”美国，这对毗邻接壤的两个国家比较危险。欧洲更是义愤填膺、悲愤交加，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霍伊斯根泪洒会场，乌克兰处于生死边缘，欧洲的安全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让欧洲变得空前的团结。既然美国绕开欧盟直接跟俄交涉制定所谓“和平协议”，那么欧盟就会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继续支持乌克兰。如果局势恶化下去，特朗普继续一意孤行、随性而为，那么整个欧洲就会进入战争动员状态。“双普”一意孤行单边制定的“和平协议”，不仅不会带来和平的曙光，还会加剧冲突和恶化矛盾。除非举止随性的特朗普及其团队能及时调整极端自私、极端美国至上的“MAGA”主义策略，否则这样不仅不担负大国维护和平和秩序责任，反而让世界和平更加不确定的行为，很可能会引发更大范围内的动荡甚至是战争。

一、现代政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坏

全球目前正处于一种罕见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已经超出人们以往对世界的认知，可以说是礼崩乐坏。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特朗普制下的“新”美国。特朗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他的很多举动完全超出了传统政治分析框架，很多时候他的决策显得那么随性，甚至让人难以想象。美国经过200多年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正在被其快速瓦解，这对美国与世界秩序以及民主政治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甚至损害。很多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在早期还对特朗普比较欣赏甚至抱有期待，但我对他执掌美国更多感到的是担忧。

实际上很多人支持特朗普，并非真正出于对他的喜欢，而更多是源于对建制派、对民主党的不满或者失望。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打破了政治规矩与既往国际秩序。作为高高在上的“灯塔国”总统，不仅曾与普京称兄道弟，还与其定义的“轴心国”金正恩握手言欢，这在美国传统价值观中是难以想象的，俨然一位不遵从既往文明秩序与意识形态的异类总统。

美国的特色与优势在于其三权分立的制衡政治，但如今这种民主政治已经异化为一种“否定政治”，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有办法否定你。这种现象在韩国国会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总统尹锡悦更是为了维护权力与自身统治的稳定，不惜伺机挑起战争，最终导致民主制度的一次崩溃，这些行为都映射出国家本质中的好斗性。

二、国家好斗性格的由来

国家的属性包括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会表现出好斗的一面而影响世界稳定，这种双重性与矛盾性是一个典型的“诺斯悖论”。从历史起源来看，大部分国家是为了组织战争诞生的。其次是为了建设大型工程比如防洪治水、大规模祭祀或相互救济等，其组织模式之前多为部落或地区联盟（美国当初的州）等形式。这种原始的前国家模式是非常民主的，大家要共同商讨如何组织、如何实施，而中央集权制是后期才发展出的组织形式。因此国家的本性就是好斗的，是为战争而组织的产物，甚至美国的诞生也是战争的产物——独立战争。

达利欧也有类似思考，认为目前全球正处于债务周期、政治周期和战争周期三大周期叠加在一起，而我的研究更倾向认为目前世界处于战争与和平周期、技术康波周期和政治制度周期三大百年周期拐点的叠加窗口。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它的观点非常新奇，甚至歌颂了战争，认为战争推动了技术革命更创造了和平。如果有时间，我会再分享这本书。

国家（政府和党，有的也包括领袖）、社会和经济是三位一体的有机体，如果三者不一致，就会导致政治的衰退。而在统治者思维中，国家的第一性可能并非推动经济建设和促进民生发展。战争对普通大众来说没有好处，但对那些按下战争按钮的人来说，却可能有实在的好处。战争的动机可能来自金字塔顶端的人，对他们来说，战争可以重塑和强化权力。例如，罗马帝国从一个民主共和国退化为帝国，正是因为战争导致了这种变化。战争让将军拥兵自重，最终成为皇帝。这种变化虽然从传统价值标准来看是一种退化，但从客观运行规律来看，它也有其合理性。近期俄乌战争的情况也表明，如果没有战争，双方总统的支持率可能会很低，战争反而稳定了统治者的地位。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广泛和平的时期在5000年历史中只占6%。大部分时间世界都处于战争时期。地球很大，战争在局部地区是常态，全球范围内的和平却极为罕见。人类为何如此好斗？从进化角度来看，人类绝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狩猎文明动物，在10万年的智人历史中，农业文明才几千年，工业文明才几百年，因此这种好斗的基因是深植于我们的潜意识中的。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跨越，虽然让战争频率有所降低，但战争的基因仍然潜藏在人类的骨子里。

中国的政治比较早熟，是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领先世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去人格化的国家。但蹉跎的发展史造就了中国相对温顺的国家性格与文明特质，老百姓爱和平、不好斗，更像是农业文明中的“食草动物”。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人，是农业文明驯化程度较高的种族，同时儒家和法家文明对现代化、科学和工业革命也形成了一定制约。相比之下，西方的欧洲文明更像是好斗的“食肉动物”，他们更注重自由意志、独立、创新和自身主体性。东方文明或中华文明更注重集体秩序，强调农业文明中的等级和论资排辈。只要有饭吃，我们就会很温顺。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我们民族的繁衍存活更像是“羊群”而不是“虎豹”。然而在农业文明被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迭代后，我们正面临农业文明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是生殖冲动的消失，这将逐渐削弱我们自古以来“以量取胜”的种族优势。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甚至发动战争来解决国内政治危机，因为战争可以让权力进入紧急状态，无需选举权力会变得无限大。中国的大工业产能体系与日本和德国相似，但日本在二战前将国家机器用于战争，而中国很少主动发动对外战争。这与我们的历史与民族文化有很大关系。我们不能绝对评价优劣，只能说这是文明的差异。

美国的国家形成路径与中国恰好相反。中国是先有党，党领导着建立了国家，然后逐渐划分出省、市、区、县，最后是家庭和个人。而美国则是先有大量移民，然后形成家庭、小镇并逐渐扩大到州。当时的国父们在联邦制和邦联制之间争论不休，甚至起初并不愿意组成一个国家，最终为了统一才形成了联邦。

另一方面，这轮和平周期非常长，尽管中间有冷战，但基本没有全球性的大规模战争。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判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一判断让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获得了战略机遇期，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尚未染指战火。可以说中国是和平红利的最大受益者，国民经济在全球化中迅速发展，进而积累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如果没有和平环境，中国不可能成为如今的世界工厂。

战争周期的另一个因素是秩序的重塑。每次战争都是一个洗牌过程。战争之后，各国相处之道重启，矛盾得以解决，可能迎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有观点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大规模战争，才有了长时间的和平。战争虽然造成大量死亡，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死亡率来看，这并不可怕。战争带来和平，和平久了也会滋生战争，这是一个循环过程。政治衰退、经济危机等因素会推动战争的爆发。当社会矛盾激化，民粹主义抬头，战争的动员成本就会降低。在经济繁荣时期，中产阶级不会愿意发动战争，但在经济萧条或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战争则可能更容易被发动。

战争周期的第三个因素是历史记忆和叙事共识。经历过战争的人不想再有战争，这种记忆会代代相传，形成对和平的渴望。但如果战争的记忆逐渐远去，一些极端思潮可能会抬头，尤其是失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所吸引。当个人找不到自身价值时，就可能会依靠民族和国家的感情来填补心灵的空虚。这种心态的变化可能导致社会逐渐异化为战争的机器。

三、美欧关系并非“铁板一块”

美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不要线性以为他们都是一个文明圈的人。秦晖老师就曾经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真正的战争往往是文明圈内的冲突。例如，欧洲的百年战争、英法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一战和二战的主要战场也是在欧洲文明圈内部。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之间的矛盾，从宏观层面来看，也属于基督教文明和斯拉夫民族内部的冲突。在特朗普1.0时期，欧洲国家对特朗普极为不屑，甚至将他视为小丑。而如今特朗普已执意对欧加征关税，甚至让慕安会主席在大会结束时哽咽落泪，可以说欧美之间的所谓“西方共识”正在加速消融，这些戏剧性的反转都将被载入世界史册。放在更久远的视角看，他们的内部斗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激烈，曾有着百年的历史恩怨，我们也不应将其视为铁板一块。美欧之间存在的共识也只是左派间的共识，是基于普世价值的联合。但实际上，在更广的视角下，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非常大。

如今，二战留下的遗产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流失，虽然目前不能说马上会发生世界大战，但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二战以来，美国曾致力于调停国家之间的矛盾，以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但现在似乎不愿再承担公共秩序制定者与维护者的角色。特朗普上台后，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导致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未来，新的秩序是否会形成，例如特朗普与普京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对我国的影响，是否会形成新的平衡，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拉近视角，审视自身投资策略，我们也需要将战争与和平周期纳入思考框架。如果世界进入战争周期，那么国家将成为战争机器，运行模式将会完全不同，经济和社会治理都将受到巨大影响。如果和平周期延续，那么经济和社会将继续以发展为主题。当大家都很悲观时，可能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我们需要关注这些变化，并根据逻辑调整生意与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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