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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侵华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近百年对外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亦是其大陆政策的总决算。因此，要分析与研究这场战争，就必须从明治维新时期的内外政策谈起。

1、日本军国主义的由来

日本国本土由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等4个大岛及若干小岛组成，面积约37.2万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东北地区面积约1/3。地面起伏多山，海岸曲折复杂。历史上战乱频仍，直到公元15世纪末才完全形成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家。长期的割据混战，使日本社会极富于尚武传统。

早在11世纪前后，随庄园经济的兴盛而产生了武士阶级。武士以征战杀伐为职业，具有浓厚的宗族与主从依附特征。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君临全国。武士的总头领受封“征夷大将军”，组建幕府，执掌国家政权，而皇室只具有名义上的权威。随后，武士统治日本长达800年之久，其“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也发展成为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又汇入了中国的儒学，特别是在江户幕府(1603~1867)时期汇入朱子学，倡导和发展了“得主尽忠、交友守信”等伦理，形成为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产生巨大飞跃，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同时具有了更为独特而明确的思想特征。武士道使武士在嗜杀尚武的同时讲究仁义忠孝，举止儒雅，从而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

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像中国文人那样弱不禁风，反而固化了嗜杀之性，变得更加酷虐凶残。日本史书称之为“屠儿”、“屠类”。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揭露，封建武士甚至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所以，比较而言，中国儒生重文弃武，讲求温文尔雅；欧洲骑士则执锐披坚，专事战伐；而日本武士，介乎二者之间，同具二者之性，具有文质彬彬与凶残杀手的双重性格。

武士阶级在中世纪的日本社会，为四民之首。武土阶级的统治与武士道的作用，为日本的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尚武烙印。

1868年，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从此欧风美雨润透了扶桑诸岛。士农工商的阶级秩序被废除，四民平等与“人权齐一”成为时尚口号。通过“秩禄处分”，武士阶级失去了世袭俸禄的经济基础；又通过废除佩刀，剃除蓄发，武士阶级的外在标志也被取消。

庞大的武士阶级从此转入了制造、商业等各个行业，作为历史上的专职“治人者”阶级从整体上消失了。但是，武士阶级在社会文化伦理诸方面的印记仍然存在，武士道的精神由新的统治阶级明确肯定并大力得导。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发《军人谕旨》，宣布“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如股肱，汝等依朕为头脑…”

要求全体军人遵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由明治维新而建立的日本近代国家军队，在头脑中却灌入武士道这样沉重的铅汁，被造就为半封建半近代化的战争机器。1912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荣冰皇恩”的乃木大将夫妇在家中剖腹殉死。在20世纪的日本军队中出现如此封建之举，可见武士道传统影响之深。

所以，日本学者指出：“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指导性地位。”以其特殊的封建伦理价值为日本的近现代军国主义对外战争服务。

2、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

明治维新固然给日本带来了近代化，但对资源与市场的迫切需求，以及传统的武士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却使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作为岛国和小国，养兵无疑是难事，而明治政府却首先重视扩充军队。

1872年12月28日，明治政府发布《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负担兵役，缴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为最大可能发展军事力量，日本对国家政权机构、军队统帅与组织系统等各方面大力进行了调整与改组。

1878年陆军省参谋局改组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掌管作战、用兵等军令大权，与掌管军政大权的隶属于政府的陆军省分立。初步建立了军令与军政分立的军事二元制。

所谓军令大权，又称统帅大权，包括平时为发展战斗力以对敌作战为目的的计划与准备，战时军队的统帅与指挥事项，等等。

所谓军政大权，即有关陆海军队的编制、兵器配备、军人教育以及纪律、礼仪、服式、卫戍等事项。1889年，日本颁布《明治宪法》，规定由天皇总揽军队统帅权，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有关军令事项不经过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断之后施行。统帅权独立制与帷幄上奏权使军队在国家政权中获得独立地位，内阁丧失了兵权。

1893年海军方面也建立了相应的海军军令部，最后完成了军令与军政分离的军事二元制。

明治宪政的确立，使军制方面特别是有关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军权被推到至高的地位。继而在1893年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及其下属幕僚均为陆海军现役将校军官，排除包括国务大臣在内的文官参与统帅事项，再度强化了统帅权的独立。

为克服由于陆海军并立而产生的两大军种之间的摩擦，使统帅机构能更有效地运转，还规定由陆军方面的参谋总长作为大本营参谋长，筹划最高军事事宜，拟定陆海军作战计划。这样，在大本营中海军军令部长只相当于参谋次长地位，改变了日本陆海军本来并立的军制，企图通过大本营体制而确立“陆主海从”序列，协调在实质上无法协调的陆海军关系。

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规定，出任内阁陆海军省的“大臣及总务长官者须由现役将官担任”，即实行“现役武官专任制”。按该规定，大臣须由大、中将担任，总务长官（即次官）须由中、少将担任。明治初年以来，担任政府陆海军省的大臣绝大部分为武官，该规定则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这一制度。现役武官专任制的确立，再度削弱了内阁的权力，强化了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的牢固地位。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对于内阁的存废有着直接的作用。首先，在组阁之际军方如不推荐陆海军大臣入阁，内阁便只能流产；其次，军方若与现任内阁政见不一，让陆海军大臣辞职，且不再推举后继人选，即可迫使现任内阁垮台；第三，陆海军大臣可以不随同其他阁员共进退，可以继续留任下届内阁，以保证军方政策的延续性。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军部与政党或内阁的斗争中，军部始终占据着上风。

上述诸多法则，保证了日本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也使军事权力在国家政治结构中急剧膨胀。从法律上说，日本陆海军武装力量直属于天皇，政府管不了军队，军部只对天皇负责。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廷政分离”，天皇无实权，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诸臣争端也只听不答，待争论大体统一才能颁下“圣谕”。因此，名义直辖于天皇的陆海军，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

在天皇权威的神圣光环中，军部成了明治宪政的“权力核”，居于特殊的政治地位。

上述诸多军事法制的完成，造成了日本近代军事力量的迅速膨胀，使日本的近代国家体制完全军国主义化。其对内政策无不以训导民众服从战争需要为中心，对外政策唯扩张海外权益而孜孜以求。

3、大陆政策的缘起

进入20世纪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演变与发展又有了新的特色。作为维新功臣而支配军政大权的“元老”相继死去，被称为藩阀政治与元老政治的旧政治格局被新的政治力量所调整。这新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两支，一为政党，再是军部。军部作为独立的、能与政府内阁分庭抗礼，又能与政党力量相抗衡的势力集团，登上日本政治舞台，据日本专家井上清的考证，大体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事情。

何谓军部，历来有多种解释，按日本研究政军关系的专家三宅正树的解释，军部“即陆军和海军为对抗政党政治家和官僚、重臣等阶层之政治势力，并对其施加压制而登场之政治势力。军部这一用法，最初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批判与反感，频繁使用之后，则作为陆海军介入和参与政治并成为重要力量时后的、代表其存在方式的用语。这里所说的批判与反感，包含政党方面利用明治宪政所规定的各种“军人不干政”等差别主义原则，对军部擅权所作的抗争。

军部作为社会重要政治力量的出现，则进一步造成了日本现代政治史的“二重政府”局面。在政党组阁之后，军部与政府之争在本质上即是军部与政党之争，在内容上则由军部的军事扩张路线与政党的经济扩张路线，以及政党中的民主派的反军主张等交织在一起了。

军部势力集团的出现，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及其力量进一步强化的结果。

政党反对军部的主要武器为军人不干政的差别主义，而军部则凭借上述军国主义体制几乎处于无可动摇的地位。又由于政党方面党派林立，纷争严重，力量弱小，因而其所拥有的政治地盘逐渐被军部所蚕食，其政治主张也渐次被军部的政策所取代。军部与政党的斗争结果最终是政党的失败、军国主义的强化和军部独裁的建立。这是日本对外大规模战争最重要的政治背景。

日本在实行近代化变革的同时，就步入对外扩张的道路。这亦是世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共通之处。纵观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大多是在不同程度的对外扩张战争中完成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经济相比，存在更多的贸易、市场等问题需要解决。而且由于近代科技、工业力量在军事领域的运用，火器取代了冷兵器，战争强度极大增加，拉大了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的力量距离，这使发达国家的军事决策者敢于冒险，更为好战，增加了战争爆发的频率。

所以，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多强调战争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马基雅维里说：“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他还结合史实说：“罗马和斯巴达许多世纪都是整军经武，从而享有自由。”

亚当·斯密从经济的角度强调：“在一切技术中，战争的技术确是最高尚的。”并认为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国家”，能够比古代更容易地宰割或控制其他后进的农业国。

如果联系到这些理论与史实来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就更为清楚了。日本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步较晚，对原料与市场的需要，其迫切性超过西方任何国家，更兼本身所固有的军国主义传统，所推行扩张主义的战争，自然更为迅速、猛烈和持久。

1868年4月6日，新建不久的明治政府即以天皇名义发布了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御笔信），规定日本对外扩张总方针是：“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政府制定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维新政策中，富国强兵为诸策之首。何谓富国强兵？

“日本军国之父”山县有朋在一份奏文中说：

“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

总之，国计民生完全以军事为转轴，对外问题更以武力解决为根本手段。

1890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宣称：

“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日守护主权线，第二日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日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同时宜称“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

公然宣称要将邻国纳入其利益线范围之内，毫不掩饰其扩张企图。在此演说后不到20年，日本就完全吞并了朝鲜。

作为政府首相的施政演说，山县的主权和利益“二线说”集中体现了日本的对外扩张总方针，标志着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性的大陆政策也已形成。

4、大陆政策的执行

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中国便成了日本下一个侵略对象。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契机，日本的大陆政策的焦点完全转移到了中国。1914年日本出兵山东，攻占青岛并控制了整个胶济铁路。翌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其基本内容有：

(1)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承认日本在山东的铁路修筑权；(2)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与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的使用期限延长到99年；(3)由日本控制汉阳、大冶及萍乡煤铁事业；(4)中国政府宣布不将中国沿海及岛屿割让他国；(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军事和财政顾问，合办警务，等等，企图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庸国。

日本侵入山东及“二十一条”的提出，说明其势力继占领朝鲜和中国辽东等东亚边沿半岛之后，正迅速深入亚洲大陆内地。日本的大陆政策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膨胀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中战争与和平力量之间的搏斗仍在继续。《九国公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中国的国内革命亦在新的国际条件下迅速发展。国际条件特别是中国形势对日本产生的冲击，激发了日本各种社会力量进行较量。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勃兴之后，曾一度修改了军部大臣现役制，从字面上扩大到非现役的范围，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过非现役的陆海军大臣。资产阶级政党还在20年代提出“产业立国”口号，同军部的武力扩张方针有所不同；又提出“币原外交”，主张按《九国公约》等国际条约协调对华政策。激进的民主派甚至提议废除统帅权独立原则，从根本上消除军部擅权，但未能出台便夭折了。

20年代，在代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政党政治迅速发展的同时，法西斯主义势力也随之崛起。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最得力的推动势力。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抛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在鼓吹对日本国内政治进行法西斯改造的同时，强调日本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存在巨大矛盾，因为日本领土只是几个“散粟般”大小的岛子，“数年后即使土地有多大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所以必须夺取中国的满蒙、苏联远东西伯利亚，还有英属澳大利亚等地域，扩大帝国空间“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来自军方的法西斯势力还强调在国内进行法西斯主义的“昭和维新”，以“满蒙问题为主要着眼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理论为日本大陆政策增加了新的内容。

作为民主派并主张同国际协调的政党势力终于未能斗胜军部。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决定了日本几十年来的对外战争的根本方向，而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发展及其战争要求，又使日本近代大陆政策恶性膨胀，强化了军国主义的扩张方针，终于促成了1927年“东方会议”的召开和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及干涉东北易帜等一系列对华战争挑衅事件，并发展为全面的侵华战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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