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李桓英:“得到人民认可是我此生最大幸福”

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引领中国预警机事业实现跨越式、系列化发展……他坚信“中国人一定能行”,终其一生为祖国国防事业打造“千里眼”。

他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

王小谟在位于北京的电子科学研究院回答媒体提问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在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璀璨星空中,王小谟犹如一颗极为耀眼且持久闪耀的巨星。他将毕生心血倾洒于雷达技术研发与国防信息化建设领域,凭借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矢志创新的坚定信念、坚韧不拔的卓越毅力以及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铸就了一段波澜壮阔且彪炳史册的光辉历程,为我国的国防安全与现代化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赫赫功勋。

王小谟曾说过:“我这一辈子,已经经历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此时回头看,人生在世,无非是明白一些道理。比如,人吃过真正的苦后,才懂得什么是甜;比如,遇到挫折时,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比如,能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并把这件事和为国家作贡献相连,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2023年3月6日,王小谟溘然长逝,享年84岁。新中国成立75周年前夕,王小谟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小谟新华社发

“坚持努力,不管干什么都会有出息”

1938年11月12日,王小谟出生于上海金山,他的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抗日战争期间,尚在幼年的他跟随父亲辗转后方,坚持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小谟随家人返回上海,就读于上海虹口小学。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冯玉祥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王小谟的父亲携家眷从上海赶去北京投奔,不料冯玉祥中途蒙难于轮船火海。王小谟一家没了依靠,便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租房住下。

京剧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每有闲暇,大杂院里喜欢京剧的大老爷们总是三五成群,凳子一摆,胡琴一拉,戏声悠扬。少年王小谟耳濡目染,时间长了,也能哼上几段。他还缠着伴奏的胡琴师傅教他习琴,一学就会。高中时,王小谟成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

没钱进戏院,王小谟就从收音机里听,电波里流出来的“咿~呀~呀”的韵律也能让他废寝忘食。他想有台自己的收音机,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好在北京宣武门附近有小市场出售旧货。王小谟积攒了几个月的早点钱,买了一块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一番鼓捣,组装起来的东西竟能发声。当梅兰芳的京剧从耳机里流出,他兴奋得一宿没睡,对无线电波的好感顿生。

从此,组装收音机成了王小谟的一门“手艺”,也培养了他“自己动手”的习惯。他笑言:“我装的收音机比市场上的便宜多了,还能赶上‘国内水平’,高中时就能装三灯机、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有些邻居想省钱,就请我去装。收音机坏了,也请我去修。不免费,给我点小零花钱,或把剩余的零件给我。”

1956年,即将高中毕业的王小谟面临考大学。“当年考清华没有十足的把握,北方昆曲院相中了我,但家里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挑上了我,我对无线电也有兴趣,就听从父母的安排,读了无线电系。”

对于这次命运的抉择,王小谟说,“那时候年纪很小,没有说非做哪一行不可。当年一起听戏、唱戏,进了艺术院校的小伙伴们,很多人都成了有名的艺术家,比如那时的‘当家花旦’柳石明,后来成为中央歌舞剧院院长。人生关键在于坚持,坚持努力,不管干什么都会有出息。”

1956年,王小谟被保送到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学习雷达专业。当时,学校发的录取通知书让他终生难忘,上面赫然写着: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国防工程师。短短几个字,定格了王小谟一生高远的理想和追求。

“我运气很好,从学雷达开始到搞雷达,一直到现在,一辈子都在跟雷达打交道。”许多年后,王小谟说起“入行”经历仍满脸笑容。

北京工业学院的学风严谨,要求上晚自习,浓郁的学习氛围让王小谟很有紧迫感。大一、大二两年,他时常感到学习吃力。通过不停地埋头苦读,大三时他的学习成绩终于在班里名列前茅。

“我属于没好好上晚自习的。”王小谟经常在宿舍拉胡琴,宿舍里其他15个人也跟着接受“音乐的熏陶”。他主唱青衣,喜欢梅派,参加京剧团一段时间后就成了台柱子,把京剧团发展成为北京高校里影响力较大的社团。

王小谟说:“学校的京剧团、模特队,我都是活跃分子。大二时,因为相位没有讲清楚,我物理口试才得了2分,用现在的话讲,‘挂科了’。但《无线电原理》等一些专业课成绩还是拔尖的。”

1961年,王小谟以八木天线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毕业设计,获得了北京工业学院毕业设计一等奖。他为自己的学生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82年,王小谟在长沙留影 新华社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供图)

“我的一生与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一次参观某科技展览会时,王小谟在一个庞然大物前面驻足凝视半晌,有人告诉他这是雷达。王小谟笑着说:“谁曾想,从此我的一生竟然与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专业毕业的王小谟,被分配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14研究所(今中国电科14所),从事雷达研究。

14所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一个雷达修配厂。解放后,一批老的技术人员留在了这里,如戴季江,他是雷达显示技术方面的专家。新中国的雷达事业在这里起步。王小谟来到这里之前,14所就已经做出了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的警戒雷达406。

到14所之后,王小谟听到了很多老一辈专家艰苦创业的故事,如“向北望,学雷达”:一开始科研人员不知道怎么做雷达,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的,他们就坐绿皮火车,跑到中苏边界去,用望远镜看对面苏联的雷达什么样,回来仿制。

雷达被称为国防“千里眼”。早期的雷达只能给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两维坐标,不能给出高度。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此前,14所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

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苏联专家走时只留下一些资料,说了一句:“就这些材料,看你们能不能弄出名堂来!”

1961年,研究室主任薛国伟找到刚到14所报到的王小谟:“你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

“跟谁一起做?”王小谟问。

“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薛国伟说。然后,他就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了王小谟的桌上。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读完了那些资料后,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搜集国外资料。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正当王小谟如饥似渴地钻研雷达技术时,由于“文革”,王小谟受到冲击,被调离原技术岗位,被安排到14所计算机房当机房管理员。这对王小谟来说,可谓是因祸得福,方便了他熟悉计算机。

后来,他说:“我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王小谟说,当时,国防科技工业基本上是一张“白纸”。要建立独立而强大的国防,新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国防科技工业事业。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当时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向三线战略转移。

为响应号召,14所派出一大批科技人员、技术骨干等到贵州主持工作,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王小谟作为一名内迁员工随着大军,千里迢迢来到了都匀。

王小谟曾回忆:当时运力不发达,需要连续几天几夜乘坐军列,长途跋涉、旅途辛劳,在火车上很累,没有座位,只有盘腿坐在草席铺就的地上几天几夜,没有活动,到达都匀时两腿肿得很粗,有的人甚至不能行走被抬下车厢,但是为了心中的信念,大家都没有喊苦,也没有退缩。

到了都匀以后,遇到了不少生活生产上的困难。“38所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都匀大坪,四面环山,其中有一块平地。我们盖了一些‘干打垒’,相当于毛坯平房,没有厕所。吃菜很奢侈了,下面弄点柴火,上面从房梁上吊个锅,烧点儿开水,很少的菜,加很多的红辣子和盐。”王小谟说。

这里的住房很紧张,王小谟和同一批次来的青年们以毛竹做骨架,芦苇席子做隔墙,油毛毡做屋顶,在简易的草棚里过着艰苦的生活,一到雨天里面漏水外面泥泞不堪。王小谟说,“好像受到了三线建设精神的感召,我们那批人自然而然迸发出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难题,我们一起搬运了沉重的铸铁管和水泥电线,铺设了千余米的引水管道,自己运沙子、浇水泥、建马路,人抬肩扛,建设了自己的厂房和宿舍……”

“我们还开办了子弟学校,一开始由所里的技术人员轮流兼任教师。开办了医院,因为贵州山区冻雨多,那种毛毛雨,从空中下来就冻了,每年都要摔伤一些人。”王小谟回忆说。

大坪离都匀市区十五六公里,大部分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路得翻过几个山头,走得快也要五六个小时。“当时进城是一件大事。那会儿,司机是最好的职业。大家都要拍司机的马屁。和司机关系好点儿,可以搭顺风车,去城里买豆腐皮,买肉,拉煤也会先拉到你家。还可以托他买东西。”可儿子却成为他心中的痛,“我没办法为大儿子创造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他后来大学都没能上。”王小谟哽咽道。

在这个安静寂寞的环境中,在这片青山绿水的怀抱里,王小谟被组织任命为三坐标雷达的总设计师,带领着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三坐标雷达研究。王小谟说,“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比较平静,是出成果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王小谟在调试雷达 新华社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供图)

王小谟说,雷达事业的重大意义,就是要为国家站岗放哨。当时,我国电子工业水平整体不高,迫切需要研制出自己的雷达装备部队。面对严峻的形势,王小谟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世界一流的雷达,为国争光!”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人在里面就算只穿一个小裤头,也能看见汗毛孔里汗珠冒出来。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需要巨大的勇气。

果然,这一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

一番苦心研究后,王小谟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当时世界领先的脉内扫频方法,为日后的雷达研制打下基础。一年后,英国才提出同样的技术方案。

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经过十余年的大胆创新、潜心研制,历经无数次试验失败的至暗时刻,1984年,我国第一部集成化、数字化、自动化的三坐标雷达在贵州山沟中成功问世,各项指标已超过当时美国的同类雷达。

此后,我国三坐标雷达一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我国防空雷达从单一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功能的重大跃升。三坐标雷达家族由此成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主干力量。

与此同时,王小谟还想出了发展出口装备创汇的思路。38所自主研制生产了jy-9、384等先进雷达,成功开拓了国际市场,不仅解决了38所资金匮乏的问题,完成了38所的“二次创业”,更创造了中国雷达出口的新奇迹。

1985年,王小谟作为jy-8项目排名第一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王小谟被选为全国14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之一。

“只能靠我们中国人自己”

王小谟说,拥有预警机,是我们国家空军多年以来的梦想。

战争中拥有了预警机,就如同“深夜用肉眼看见20公里外有人划了根火柴”,有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空中千里眼”和“云间中军帐”。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以来,预警机一直是各军事强国着力发展的重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就曾经启动预警机的研制,但终因当时国力有限和技术基础薄弱,未能成功。

当时,人们印象中的预警机,是一种机身上装着巨大圆盘状雷达天线的大型飞机。“就那个‘大蘑菇’,以前别说造,就是从国外买回来自己装到飞机上去都难。”王小谟说。

20世纪末,预警机作为信息化战争的核心装备,在海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国家决定通过对外合作解决预警机装备急需。在雷达科研一线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王小谟和十几位老专家联名向高层上书,主动请缨,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预警机研制事业中。

1992年2月,王小谟调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开启我国预警机装备的论证与研制。当时,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一部分人认为需求紧迫,“造不如买”;王小谟等人则主张自主研制。质疑和压力接踵而来,但王小谟始终坚定地站在风浪的最前沿。他认为:唯有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预警机这样重大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只能靠我们中国人自己!

“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一旦战争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最终,国家决定“两条腿走路”:一边引进国外产品以应急需,一边与外方合作研制国产预警机。

作为中方技术总负责人,王小谟主持系统总体设计,他深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坚决主张并部署安排国内同步研制。其间,他在国际上首创了背负式、大圆盘、三面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新型预警机方案。

事实证明,王小谟的未雨绸缪在后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000年,美国迫使外方单方面撕毁合同,企图扼杀中国的预警机事业。为了争取预警机装备研制国内立项,王小谟连续向高层汇报请示了十次之多,详细阐述十几年的预研基础,充分表达走自力更生之路、研制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机的坚定信心。他请求国家给中国的军工电子人一次“争气”的机会。故此,预警机又被称为“争气机”。

在王小谟的坚持和不断突破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之下,国家最终决定,不再购买国外预警机,全力自主研制更加先进的预警机。几个月后,大型预警机项目在国内立项。

国内当时各方面的配套基础还非常薄弱,甚至连符合条件的微波暗室都不具备。但王小谟始终坚守在科研最前线。

夏日骄阳似火,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焦味,风似乎都被烤糊了,封闭的机舱内温度甚至达到了40多度,人在里面工作就像是在蒸“桑拿”。冬天滴水成冰,零下三四十度,即使人裹着羊皮大衣也瑟瑟发抖,干上20分钟,手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机舱内的噪音使研发人员面对面的交谈都要紧贴在耳边才能听得见,每次下机后耳朵都不停轰鸣,两三个小时听不清声音。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年近七旬的王小谟仍坚持奋战在试验现场,一次上机往往就达4个多小时,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这样一干就是整整两个多月,只为早日实现心中蓝图。

2006年,预警机研制最为关键的时刻,王小谟在外场遭遇车祸,腿骨严重骨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大家忧心忡忡时,又一无情打击接踵而至,王小谟被诊断出身患淋巴癌,但这些困难依然没有击垮王小谟。他一边输液,一边和设计师面对面探讨交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了热火朝天的试验现场。

据王小谟学生、电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山峰介绍,住院期间,王小谟院士还在一边指导工作,一边笑嘻嘻,说没什么事。他说,做事情往往感觉最难要挺不过去的时候,基本就是要成功的时候了。

历尽艰难成伟业。多年攻关,王小谟带领研制团队突破了100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空警2000”“空警200”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评价:解放军采用相控阵技术的“空警2000”和“空警200”预警机,比美国的E-3C和E-2C预警机整整领先一代。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一架“背”着“大蘑菇”的飞机,作为空中编队的排头兵引领着庞大机群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播音员激动地说:“空中方队过来了,带队长机就是我国自主研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空警2000’预警机,我们的蓝天骄子!”

这是中国预警机第一次在全球观众面前公开亮相。观礼台上,70岁的王小谟指着飞机,眼含热泪。

“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

这些场景,很多老同事历历在目:在预警机工程的关键时刻,王小谟顶住遭遇车祸和癌症的双重打击,坚持在病房交流工作;临终前,他刚刚化疗结束,就直奔会场阐述预警机总体关键技术……

可王小谟只说:“成长、奉献于这个时代,我感到非常幸运。”

新世纪开始,王小谟任出口型预警机总师,预警机总顾问,为我国预警机实现从国外引进到出口,进入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言传身教、甘为人梯,先后为我国培养出18位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

王小谟说,“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1997年,王小谟荣获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6年获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2008年荣获国防科学技术特等奖,2010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1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然而,他说:“我只是一位普通人。国家给我这个奖,是对整个科研团队的肯定,我代表他们领奖。”

2013年,王小谟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面对聚光灯,他不愿多谈自己的成就,却拿出500万元奖金中的450万元,又多方筹集2000万元,设立了雷达创新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雷达和预警探测技术领域作出贡献的年轻人。

为了使年轻人得到锻炼,他经常组织专题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把重要的方案设计交给年轻人,同时又给予具体指导;他牵头编写的《雷达技术丛书》,影响了几代雷达人的成长。在王小谟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年轻人陆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为我国预警机事业积蓄了发展后劲。

王小谟喜欢听梅兰芳的戏。他曾有一个愿望:“到70岁以后,每天只上半天班,剩下的时间找一帮喜欢京剧的人一起练练。”可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即便年过八旬身患癌症,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

2022年,王小谟领衔成立空基技术实验室,谋划推动预警机事业转型升级。“中国梦,往大了说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在我这里,就是要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做到卓越。”他说。

2023年3月6日,王小谟永远地离开了。但他开辟的道路,后辈们还将坚定地走下去!

在电子科学研究院,他的同事、学生们都十分怀念这位老先生。“王小谟院士就是我们的根和魂”,电子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张云说,“他虽然走了,但是大家要继承他的遗志,要发扬预警机精神,把王小谟院士没干完的事情带领电科院把它干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

“空警-500”是继“空警-2000”“空警-200”后,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三型预警机

在王小谟的学生和同事们的接续奋斗下,这一国防领域的核心装备不断完善升级,为祖国的安全卫护作出了新的贡献。电科院的研发团队不断攻坚克难,推动预警机装备持续升级。仅仅十几年时间,中国就先后研制出了“空警-200”和“空警-500”等更加先进的预警机型。这些新一代装备在探测覆盖范围、雷达性能、通信指挥等关键指标上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为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支撑。

目前,中国电科14所的反隐身雷达已经形成覆盖全部预警频段,多种探测体制相结合,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反隐身探测装备体系,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图为YLC-8E机动式UHF反隐身防空警戒雷达

与此同时,预警机技术不断向民用领域拓展,在气象监测、海事监控、应急救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科技成果转化,预警机的应用不断深化,造福人民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王小谟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祖国和人民永远铭记他。如今,当我们仰望蓝天,目睹祖国的航空装备屹立于世界之巅时,必定会想起王小谟院士当年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正是他那种“自力更生、勇于创新、矢志报国”的奋斗精神,成为我国国防科技领域的一座巍峨丰碑。他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而努力拼搏、奋勇前行,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光辉史册上,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未署名作者图片源自百度)

——原文刊载于《中华英才》半月刊

2025年第03-04期

综合:本刊记者 刘娜

责编:卡咪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