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揭示了社会分工和自由交换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在《国富论》中他写道：“如果某种行为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是精明的，那么这种行为对于一个大国而言，也几乎不可能是愚蠢的。如果某个国家能向我们提供一种比我们自己制造更便宜的商品，那么最好是使用我们自己产业的部分产品跟他们交换，这样对我们有利。”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发展出比较优势的理论，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举了一个例子：“葡萄牙生产红酒和毛呢的成本可能比英国低。然而，这两个国家生产这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是有差别的。在英国，生产红酒很难，但生产毛呢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在葡萄牙，这两者都很容易生产。因此，尽管葡萄牙生产毛呢的成本比英国低，但如果葡萄牙生产更多的红酒，用来交换英国的毛呢，那么葡萄牙和英国都将从贸易中获益。”

由上述表达可知，所谓比较优势，简单粗暴地理解：即两个具有不同能力的个体，如果他们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特长，创造出来的价值在相互交换后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使双方都受益。

尽管比较优势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但有趣的是，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甚至历史事件中找到印证。比如最近腾讯全面接入DeepSeek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DeepSeek作为一家AI初创公司，凭借其自主研发的MoE（混合专家）架构，迅速在AI领域崭露头角；其核心产品DeepSeek-R1在智能语义理解、复杂推理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使得它在处理复杂指令时能够大大降低推理成本。但作为一家初创企业，存在底层算力不足等问题。而腾讯作为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虽然一直在AI领域进行积极探索，但在与同行的竞争中此前一直处于劣势。

此次腾讯将DeepSeek的技术整合到微信、腾讯文档、腾讯元宝等多款核心产品中，结合其庞大的用户基数和应用场景，大大增强了其在搜索、内容生成、客服等多个场景中表现，提升了用户体验。而DeepSeek通过与腾讯的合作，一方面得到了底层算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快速扩展生态，吸引更多的行业合作伙伴。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一般认为，做价值投资，学会看财报是必须的，因为财报提供了企业财务状况的全面视图。通过阅读财报，我们可以了解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成本和利润等关键指标，从而判断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和盈利能力；同时，还可以从财报中探查到企业可能存在的财务问题或管理缺陷，避开投资陷阱。

然而我们会发现，国内知名的价投大咖段永平却是请别人帮他看财报。这一方面是因为段永平认为价值投资的核心是理解企业的商业模式和企业文化，例如他对苹果公司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苹果强大的品牌影响力、独特的生态系统以及卓越的用户体验等非财务因素；但另一方面，他可能确实对枯燥乏味的会计科目感到厌倦。段永平擅长的是对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和企业家精神的把握，而专业的财务人员擅长解读复杂的财务报表；通过分工协作，可以更高效地利用各自的优势进行投资决策。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待比较优势。如果我们是一家公司的CEO，下属有许多子公司，每家子公司利用资源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站在CEO的角度，比较优势就变成了如何对资源进行高效配置，充分发挥资源的效用，最终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在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各子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利润，通常会根据其使用效率进行决策。如果一家子公司能够证明其留存利润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些利润可以留下来；否则会上缴总部，由总部投向其他高回报的项目。反过来，如果一家子公司能够实现高ROE，它甚至还可以从总部获取资金进行业务扩张，但需支付一定利息。通过这一方式，伯克希尔从一家濒临破产的纺织公司逐步成长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类似地，汉高祖刘邦也是资源配置的高手。熟悉秦汉史的朋友都知道，西汉王朝的建立，萧何、张良、韩信三人功不可没；他们三人各自的专长不同，而刘邦恰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实现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刘邦曾经作过这样的总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实际上，使优秀的个体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专长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从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开始，打破了政治权利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传承，除皇权外的政治权利都以个人能力和功绩为根据，使得秦国从一个地处偏远的弱国，逐渐变得强大，并最终统一了华夏。此后，无论是两汉的举孝廉还是隋唐以降的科举制，从这个角度说，都是商鞅变法的延续。这种政治贤能制的发明和实行，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

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各行业的人才发挥他们的专长，实际上涉及到所有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以及技术的充分流通。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城乡二元化结构问题，做到人尽其才；另一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所有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打破各种准入限制，通过市场机制将这些资源以公平的价格向全民开放，做到物尽其用。如此，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