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梨花白
韩乔给我发微信,问我还记得花姐不。我说,花姐,当然记得啊。怎么了?
她说,挺一言难尽的,哪天见面说吧。
花姐是李果的二姐,李果是我们的初中同学。
刚从村里考入乡重点中学,学校里住宿是地铺。一间大瓦房,砌两道膝盖高的砖墙,砖墙与房墙之间睡人,每个人的铺位就是一个草苫子的宽度。几十个女生密密匝匝地挤在一间屋里,冬天冷,夏天热,还臭,一年四季都有跳蚤。李果家就在学校附近,她热情地邀请我和韩乔去她家住,和她睡一个屋,一个炕,因为我们三个是好朋友。
我和韩乔抱着各自的褥子、被子和枕头去了李果家,于是,见到了花姐。
花姐刚高中毕业,她眼睛很大,扎两个长辫子,很好看。她说她要靠勤劳致富,要科学养鸡。一间空屋子的炕上装上灯,弄一炕毛茸茸的小鸡娃,叽叽喳喳,又热又臭。
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回来,我们会先去花姐的鸡房转一圈,看看她的成果。小鸡娃一天天长大,但数量也会越来越少。她看着脚下纸盒子里死去的小鸡,痛心疾首,温度也对,水、食也对,也消毒了,可怎么还会死呢?她把一本《科学养鸡》快翻烂了。
没有晚自习的时候,我们在院里的梨树下玩,一树梨花白白的,香气淡淡的。花姐教我们刷牙,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支牙刷和一管苹果味儿的牙膏,看着我们在梨树下刷出一嘴沫子。她看了电影《城南旧事》回来,说我长得像英子,拉着我把我的辫子剪了,剪成齐刘海儿的童花头,就一直喊我英子。
李果有点儿情绪化,她高兴的时候热情万丈,不高兴的时候冷若冰霜。她不高兴的时候,我和韩乔就遭殃了。下了晚自习,她独自走了,我和韩乔紧追,跟在她屁股后面一句话不敢说,等到了大门口,她不开门。我和韩乔也只能站在门口。三个十二岁的女孩,有时候站在黑暗里,有时候站在月光里,一直站到李果自己瞌睡了才开门。一天晚上花姐起来看她的小鸡,发现我们屋里一个人没有,吓死了,她喊了姨去找我们,一开院门发现了我们三个。姨还没说什么,她拽着李果就是一顿揍。
初二的时候,学校的住宿条件改善,两道膝盖高的矮墙加厚加高了,每个学生可以从家里带个床板,虽然还是通铺,但起码不在地上睡了。我和韩乔搬回了学校,搬走的时候,花姐的鸡已经开始卖鸡蛋。她说,等着,姐很快就发财了,给你们仨买白围巾。她说过,她最喜欢女孩围一条白围巾,可漂亮了。
很快,我们初中毕业了。我和韩乔考上了县重点高中,而李果则去了普通高中。后来,听说她高中三年一直在谈恋爱,没考上大学。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花姐,更是再没有见过。
几十年过去,韩乔怎么又想起了花姐呢?不知道她到底致富了没有?
很快,我和韩乔见面了。
她是下乡扶贫的时候见到花姐的,花姐所在的村子正好是她们单位的帮扶村。韩乔说,难以想象。
韩乔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去慰问住得比较偏远的一户贫困户,村干部介绍说,就两口人,男的叫朱二召,女的叫李花。他们以养牛为生,按说应该不缺钱,但他们没孩子,男的一直有病,就困难了些。
说到李花这个名字,韩乔说她还没想到是花姐。
先闻到浓重的牛粪味儿,后看到院子。牛圈和人在一个院里,靠墙角有一株老梨树,梨花正开,雪白雪白,和整个院子很不协调。房檐下一张旧躺椅上歪斜着一个男人,应该就是朱二召。听到村干部的喊声,屋里出来一个女人,边走边答应。韩乔是从声音辨别出花姐的。
她说,你不知道,花姐,那么漂亮的花姐,成了那个样子。难以想象。我更是难以想象,我们的花姐成了什么样子呢?
她说,老,粗糙。我说,如果在农村,不都是这样。她说,不一样,不一样。你不知道我有多难过。
花姐用放了白糖的水招待了韩乔和村干部,碗沿上站了几只苍蝇。我问韩乔,你喝了吗?她说,喝了,喝完了。
直到离开花姐家,她也没有告诉花姐,她就是韩乔,她不知道该不该说。她说,花姐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的,一直说都挺好,都挺好,让我和村干部不用惦记,不用老来跑,他们什么都不缺。
在返回的路上,韩乔问村干部他们家的具体情况。村干部说,李花是赌气嫁给了朱二召。她自己谈了一个对象,家人不同意,她就一直不嫁人,到后来耽搁大了,别人说了朱二召,她就嫁了。我们村离她娘家远,她从没回过娘家。她特别能干,养鸡,养羊,养牛,领着朱二召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可就是没孩子。她婆婆嫌弃她,他们就搬到这个地方。朱二召四十多岁就病了,不能干重活儿,我们都想着她要走,可她一直没走。
韩乔说,咱们去看花姐吧。
我说,好,去看花姐。
纸灯笼
是最难将息的时刻。黄昏,有雨,华灯初上,一切都暗合了悲秋的情绪。
这深秋的雨,细密湿冷,悬铃木的叶子被牢牢地钉在地上,一片一片闪着金黄的光。
此刻,阿舍就走在这样的路上,耳机里单曲循环着一首叫《镜中》的老歌。周云蓬的声音淡淡的,但一句“想起一生后悔的事情,梅花就会落下来”,足够让她心里翻江倒海。脚步慢下来,迟迟疑疑。
没有目标了,原本要去吃的饭突然不想去了。一屋子言不由衷,女人吆喝着减肥,却娇笑着停不下手中杯,男人在语言上乘虚而入,甚至,可以借机拍一拍女人的肩握一握女人的手。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原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热络,曲终人散,依然不相见,但大家还是要先见一见。
她沿着湿漉漉的街道,听着雨伞上细碎的砰砰砰的敲打,一直向前走。“一个老影子,一个小影子”,她是那个老影子还是小影子呢?
一只红灯笼突然出现在左前方,着实惊了阿舍一下。一点红,在廊下挂着,散发着内敛的光,既温暖又孤独。
是一家新开的店,她推门进去,一串黄铜风铃在头顶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老板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这个下雨天看到有客人进门,他甚至有些惶恐,以一种略显过度的热情迎接了她。
菜单是手写的,只有简单的几样,更多的是咖啡。小伙子说抱歉,我们主打是咖啡,菜品太简单了。他又赶紧补充了一句,回头我们会再上新菜的。
对阿舍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即便是老板只给她一杯水,她也觉得合适。因为她发现每一张台上都有一盏小小的红灯笼,粗糙的棉纸糊的,她太喜欢了。灯光不是很亮,照着小小的一片,就像窝在一个人的怀抱里一样。
可是,那个人,那个温暖的怀抱已经去了上海。
他说,这里太小了,会憋死的。
他说,我先去看看。
他说,我不回来了。
他说,就这样吧。
后来,他什么也没说。留下她一个人,在这个有雨的黄昏,没着没落。
阿舍抱着咖啡杯,把身体向沙发的一角缩进去,脱离了红灯笼的一团光,好像是努力从怀抱里挣出来。隔着一段距离,打量着那个虚幻的怀抱,如同打量着她的过去。
时间向前推,五年前,他们一起大学毕业,回到故乡所在的小城,各自找到一份工作,租一套小小的两居室。每天最幸福的时光就是晚饭后一起在河边散步,从快健走的、遛狗的、跑步的人群中穿过,听玩轮滑的孩子们发出尖叫,她把头歪向他的肩膀,心里欢悦,多好啊,一切。
可是,他走了。她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厌倦的,他从来没说过。不知道理由,这是让她惆怅和难过的地方。
时间再向前推,她还是个小女孩呢,奶奶还在。奶奶总是在妈妈打她的时候,把她护在怀里,说,俺舍娃还小,别打坏了。可妈妈不听啊,还是动不动就打她。她去找奶奶,奶奶把她搂在怀里,说,我舍娃长大就好了。她听奶奶的话,努力地长大,长到离妈妈远远的,够不到她。
那时候,她也是经常难过。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总是打她,而不打她哥哥,哪怕是她哥烧了别人家的麦秸垛,差点把房子也烧了,妈妈也只是骂了哥哥一顿。她犯错了,妈妈会把她关在大门外,她一个人守着黑洞洞的门洞,守着门洞上黑乎乎一团的树,还有鸟的怪叫。偶尔妈妈也会把哥哥关到大门外,可妈妈会把她一起撵出去,让她陪着哥哥。
她只有去找奶奶,奶奶一下一下摸着她的头,说,我舍娃懂事哦,不怪你妈。可要怪谁呢?
每年正月过了初五,奶奶就开始糊灯笼,竹篾扎好骨架,红色、白色、绿色、粉色的棉纸,糊个小宫灯,小兔子灯,小莲花灯,先让阿舍挑。那是阿舍最开心的时候,围着奶奶,一声一声叫。
奶奶就问她,想不想奶奶啊?
她答,想啊。
奶奶又问,你哪里想啊?
她答不上来。她哪里想呢?想就是想啊。
奶奶笑着用食指戳戳她的额头,又戳戳她的心窝,用头想啊,用心想啊。她就记住了。
打了灯笼出去,遇到一阵风,蜡烛倒了,纸糊的灯笼轰地一下就烧着了,顷刻就剩了个灯笼底和一截铁丝。她哭着找奶奶,奶奶说,我舍娃不哭,烧着了就烧着了,一个纸糊的灯笼,不值当我舍娃哭。奶奶又变戏法似的,从箱子顶上又取下来一个灯笼,重新给她点上蜡烛。
红灯笼在阿舍的眼前晃啊晃啊,晃出她的眼泪来。她的红灯笼烧着了,化成灰了,没有了。
又想起奶奶说的,烧着了就烧着了,一个纸糊的灯笼,不值当我舍娃哭。她用衣服袖子抹了抹脸,嗨,这是干吗,喝咖啡呢。
走出咖啡馆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她仰头看天,月亮居然出来了,像在水里洗过,清亮清亮的,挂在头顶,照得挂在店门口的那只红灯笼,也没有那么红那么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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