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怡文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与历史学系副教授，兼任美国宋元学会秘书长。研究兴趣为东亚海域史及物质文化史

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六个世纪里（839—1403年），尽管中日两国中断了外交关系并都经历了多次王朝更迭，但人们从未停止在大陆和日本列岛间往来，商品也从未停止过流通。宗教-商业网络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在朝贡贸易缺失的情况下，只有宗教-商业网络才能将需求量巨大的物品运往大海彼岸。

尽管在这六个世纪中，我们只有关于贸易额的零星记录，但这些记录依旧表明了双方进行商业交流的强烈愿望。例如，在圆仁的时代，尽管海上航行风险很高，且唐朝政府对民间贸易实行严格控制，但日本朝廷仍向中国派遣了四艘载有约 650 人的船只，这也可以作为日本贵族对于中国商品渴求心切的证明。现存文献中并没有 9 世纪中叶到 11 世纪贸易总量的直接证据，但我们知道，私商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僧侣们不仅可以依靠他们进行海上贸易，还可以依赖他们及时传递信息和礼物。鉴于商船航行的频率远远高于朝贡使团——商船大约每年一艘，而朝贡使团约十五年才有一个，9 世纪末到 11 世纪之间的非官方贸易量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从前朝贡贸易的规模。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贸易量很可能还在不断上升。12 世纪时，博多的唐房至少居住着数百户海商，从该地区出土的数千片陶瓷碎片可以看出，当时的贸易量相当可观。1244 年（宋理宗淳祐四年），当承天寺向径山寺运送 1000 块木板时，我们知道当时的那支商船队至少有三艘船。尽管元朝与日本之间的不稳定局势以及海盗活动的增加使得远程贸易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但在 13 世纪 90年代至 14 世纪 30 年代初期，几乎每年都有来自日本的商船抵达中国，而新安沉船和在水下打捞出的货物则证明了贸易量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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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

李怡文 著

冯立君 傅亭瑄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明朝与足利幕府之间的朝贡贸易恢复后，贸易总量巨大。朝贡清单只是交易物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货物是由使团随行的商人进行交易的。

1403 年向明朝进贡的使团由 300 多人组成，而 15 世纪30 年代以后的朝贡使团规模有时多达 10 艘船。这些记录表明，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中日之间商业交流的需求一直没有停止，在朝贡贸易恢复之后，这种需求也持续高涨。

正如本书所述，有些商品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商品。 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是几个世纪以来中日两国保持贸易往来的恒定因素。就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而言，以硫磺为例，10 世纪末，日本僧人奝然让他的一个弟子带给宋太宗 700 斤硫磺。1309 年（元武宗至大二年），来自日本的商人点燃了他们带到宁波出售的硫磺，烧毁了宁波大片的城区；而在明朝初年，1403 年的朝贡使团带来了 10000 斤硫磺，作为足利义满朝贡礼物的一部分。

在日本不断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香料和药材位居前列。9 世纪时，圆仁的遣唐使同伴们不遗余力地在唐朝中下游地区采购香料和药材，商人高奉还试图利用他与圆仁的关系，向新登基的日本天皇进贡药材。四个世纪后，以寺院命名的造营船仍在从元朝向镰仓日本运送香料——1000 多件红檀香木随新安沉船在朝鲜半岛西南部一同沉没。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瓷器。公元 9 世纪，徐氏兄弟总是从中国带来陶瓷碗和盘子作为礼物送给义空；公元 11 世纪，当成寻回答神宗皇帝关于日本最需要的中国商品是什么的问题时，他特别提到了茶碗。在考古发掘中，瓷器的遗迹也非常明晰，如博多唐房附近陶瓷碎片的废弃堆，以及从新安沉船中打捞出的 2 万件瓷器。精美而珍贵的瓷器也出现在幕府领袖府邸中的定制博古架上，并常常成为日本诗歌赞美的对象。

硫磺、香料和瓷器之所以成为需求量巨大的商品，是因为它们在进口地稀缺。然而，其他一些商品之所以受欢迎，并不是因为它们稀缺或难以获得，而是因为进口这些商品具有经济效益。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进口日本木材，以及日本收购中国铜钱。正如第五章所述，由于中国对国产木材征收重税，从日本进口木材实际上比使用中国木材更便宜。尽管木材是一种体积较大的货物，日本木材却成为最受欢迎的日本商品之一，中国民众会购买日本木材来制作棺材，而中国的许多著名寺院也使用了日本木材进行建造。

从新安沉船中发掘的 28 吨铜钱清楚地证明了日本对中国铜钱的巨大需求，中国铜钱是列岛主要的流通货币。从中国进口铜钱比日本朝廷自己铸造更为便宜。中国铜钱的使用一直延续至 15 世纪，由于幕府支持的许多大型建设项目都需要资金，足利义满也希望通过与明朝的朝贡贸易获取中国铜钱。遣明船确实将大量铜钱运回了日本，铜钱也是永乐皇帝赐予朝贡使团的回礼之一。木材和铜钱的大规模贸易表明，中日两国的经济生活已经与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贸易交织在了一起。

通过宗教-商业网络流动的物品不只是商业商品，还有具有深厚宗教价值或文化价值的物品。许多佛教物品都是通过该网络运输的，例如，圆仁和圆珍在中国逗留期间尽力收集的佛经和法器。从成寻时期开始，日本甚至可以向中国输出佛教典籍，这表明中日之间的佛教交流是双向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佛教物品并不局限于佛经或者法器，还包括无准师范为承天寺匾额所题写的书法作品，以及清拙正澄的弟子们在中国为已故恩师所求的悼文。

即使看起来总是日本需要中国的物品，而非中国需要日本的物品，但事实上，中国人也对日本的产品——不仅仅是原材料，还有手工艺品——表现出了强烈的喜爱。日本发明的折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0 世纪末，当奝然让他的弟子向宋太宗献上一套礼物时，清单上就有两种折扇。在朝贡贸易中断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士大夫不断称赞日本手工艺品的精致和所体现的精湛工艺。一位中国官员曾公开惋惜错失在庙会购买日本折扇的机会。 正如本章所述，15 世纪朝贡贸易恢复后，折扇成为日本使团定期输往中国的贡品之一。由于中国消费者对日本折扇的需求与日俱增，日本使团随行的私商也会携带大量折扇在中国市场销售。

在与中国进行了几个世纪的商业、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深入交流后，日本人对中国物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佛教僧侣积极参与了这一过程：从圆仁时代到 15 世纪，著名僧侣经常担任日本当权者的顾问，并就唐物提供评鉴。渐渐地，日本形成了自己的唐物品鉴体系。在从新安沉船打捞出的瓷器中，有许多在中国早已过时，但在日本却是贵族们争相收藏的珍品，比如建盏。中国画也被挂在日本贵族的府邸中，或被寺院收藏。

有趣的是，日本收藏家并没有完全采用中国的绘画评鉴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创建了一种新的等级标准。例如，13 世纪的中国禅宗画家牧溪（又名牧谿或法常），几乎从未得到过同时代或是之后的元代中国画评人认可。然而，牧溪的作品在日本却备受推崇——牧溪的身份及其作品的禅宗风格可能是他在日本享有崇高地位的原因。牧溪是无准师范的弟子，他在画作中传达的禅宗意涵与当时日本当权者欣赏的中国艺术不谋而合。正如日本艺术史学家泉万里（Izumi Mari）所指出的，对于运往日本的唐物，一旦它们离开中国港口，就会被按照一个新的标准进行评估，而这个标准是依据日本人的需求和品味塑造的。

经过六个世纪的宗教 - 商业网络的密切交流，许多舶来品已深深融入了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民众的本土经济生活。这些有形之物除了在宗教仪式、贵族府邸和平民日常生活中大有用途外，还促进了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促使两国间对贸易伙伴的认识变得更为具体。因此，该网络在蒙古入侵等关键时刻得以幸存——回想一下，蒙古第一次入侵失败后不久，日本商人就获准在中国开展贸易——并持续发挥作用，即使在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