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郑庄小霸

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也就是《春秋》的第一年里,记载了这样一句话: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对史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时间、人物、地点、事件这几个关键因素,虽然在这句话中都有了,但仅凭此我们仍然不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详情。还好,《左传》对此做了详尽的解释。这要从郑伯,也就是郑庄公的出生说起。当初,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他的夫人是从申国娶来的,叫作武姜。武姜生了郑庄公和共叔段,但在生郑庄公的时候,出现了异常,《左传》记载: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

一般生孩子,都是头先出来,脚后出来,即头下脚上。但武姜生庄公时却是脚下头上,反过来了,所以就给郑庄公取名叫“寤生”。郑庄公的出生让姜氏大受惊吓,她也就不喜欢这孩子了。姜氏很爱庄公的弟弟共叔段,甚至想把共叔段立为太子,多次向郑武公请求,但郑武公不同意。

等到郑庄公即位以后,他的母亲姜氏请求把制这个地方作为封邑给共叔段。郑庄公说:“制是一个地势险要的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制。这里不行,但其他的城邑都可以给他。”姜氏就要了京这个地方,共叔段到了京,称为京城太叔。

郑庄公有一个臣下叫祭仲,他对庄公说:“一个城邑,若是城墙超过了一百雉(一百雉为 300 丈,国都的城墙为三百雉,也就是900 丈),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最大的城邑,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也就是300丈);中等的城邑,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 一(180丈),小的城邑,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100 丈)。而现在共叔段居住的京这个城邑,其规模已经不符合制度的规定了,您以后将很难受。”

为什么城墙的大小会引起祭仲的警惕呢?因为城墙大,就意味着这个城邑很大,城邑大就意味着人口多、 势力大。春秋时代,受封的人在自己的封邑里有很大的自主权,拥有自己独立的赋役税收和军队,俨然一个独立的小国王。难怪祭仲要为国君担忧。郑庄公回应说:“姜氏要如此,我能怎么样呢?”祭仲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处置您的弟弟,别让他的势力蔓延, 一旦蔓延开了,您就难以图谋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除, 更何况您受宠的弟弟呢?”庄公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您就等着看吧。”

不久,太叔让西部和北部边境一带要同时听候他的调遣。这时候又有一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庄公说:“一个国家不能忍受同时听命于两个人的情况,您现在是如何打算的呢?要是想把国君的位置让给太叔,那我就去为他做事了;若是不想给,那我就请您赶紧除掉他,别让老百姓有想法。”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取其祸。”

太叔又把那些原来两属的地方完全作为自己的封邑,地盘一直扩张到廪延这个地方。公子吕着急了,说:“可以行动了,他的势力再大一点就会得到民心了。”但庄公还是说:“他做事不义,没人会拥护他,即使势力大了也会垮掉的。”

这边太叔把城墙修坚固了,粮食也准备够了,武器也修整好了,步兵车兵也招集全了,就准备偷袭郑国的 都城,姜氏则打算作为内应,到时打开城门。郑庄公知道了他们进攻的日期,这才说:“现在可以了。”于是命 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兵车去攻打京这个地方,京地的人 也起来反对太叔段。太叔段就逃到了鄢这个地方。庄公又带兵攻打鄢,五月辛丑这一天,太叔段只好又逃到了共这个地方。

这一整个事情,在《春秋》里就只被浓缩为这样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不过《春秋》中的这句话,《左传》认为大有讲头:这句话里面没有说太叔段是庄公的弟弟,是因为太叔段做得不像一个弟弟;庄公 和太叔段之间就好像敌我两国,所以《春秋》用了“克” 这个字;这里把郑庄公称为“郑伯”,则是借此批评郑庄公也不像一个哥哥该有的样子,不仅没有好好教诲自己的弟弟,还故意让他弟弟在反叛之路上越走越远而不加拦阻,简直就是养成其恶,欲擒故纵,有失做哥哥的厚道。这是《左传》对《春秋》的解读。

后世也有学者认为《左传》对《春秋》的这个解读不对。例如清代有一位专门研究《春秋》的学者顾栋高,他就写了好几篇论郑庄公的文章,认为郑庄公的做法无论是对他的弟弟,还是对郑国的政治来说,都是值得称赞的。

这次反叛事件,大概让郑庄公对他的母亲姜氏十分气愤,于是就把姜氏安置到城颍这个地方,还对她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到黄泉就别见面了。) 之后不久,庄公又后悔了。但在那个时代,一旦发了誓, 是不能随便不遵守的。

一个叫颍考叔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就拿了一些东西 来献给庄公,随后庄公赏赐他吃饭。颍考叔吃饭时却把 肉搁在一边,庄公问他原因,颍考叔回答说:“小人有母亲,吃过我为她准备的所有东西,但还没有尝过君王的肉汤,请允许我带回去给她尝一尝。”庄公感叹说:“你有母亲可送,我却没有啊!”颍考叔明知故问:“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就告诉了他其中的缘故,并且说自己现在后悔了。颍考叔说:“君王不用担心,如果派人挖地 一直挖到泉水出现,然后两个人就在隧道中相见,谁说不可以呢?”

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主意。进到了隧道里,庄公赋诗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出了隧道,也赋诗说:“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于是母子二人的关系又恢复如初。《左传》用“君子曰”的形式对这件事进行了评论—《左传》里的“君子曰”或是作者自己的评论,或是其他贤人的看法:“颍考叔真是纯孝,爱自己的母亲,而且还影响到庄公。这正是《诗经》里所说的 ‘只要孝子还存在,他的孝心就会影响到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