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郭沫若先生因长期患有大叶性肺炎，医治无效，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六岁。

在他去世六天后，刚刚复出的邓公马上做出批示：将他悼词中的“伟大”改为“卓越”，这一词之差应该是对郭沫若先生波澜壮阔一生的精准概述，这是为什么呢？

文化先锋

郭沫若的家境十分殷实，其父在四川乐山乃是小有名气的地主，而在那个封建年代里，如此殷实的大家庭，其子女必然如“提线木偶”一般，一切听从父母的安排。

郭沫若也不例外，他五岁时便被父亲送去私塾开蒙读书，好在私塾先生沈焕章十分开明，除了教授郭沫若传统的诗词歌赋外，刚刚兴起的新学也在授课范围内，这对日后郭沫若的创作风格及内容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时，满清王朝已然风雨飘摇，各种反帝反封建思潮溢满学堂，郭沫若也深受与影响，乃至他因多次反对教师专制以及参与罢课被校方开除，幸亏家庭成为他的后盾，让他进入省城读书。

也就是在这一年，家里人为他安排了婚事，妻子张琼华，是一个完全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传统女子，郭沫若对这样包办的婚姻相当不满，深感愤懑的他在结婚五天后，就负气跑到成都读书。

之后二十年间，郭沫若便一直未与她联系，亦没有与她解除婚姻关系，直到1939年，在返乡期间，才向妻子鞠躬道歉。

这也成为后来某些人对郭沫若诟病的热点，但在整个旧时代压抑的环境下，谁又能左右自己飘浮不定的命运呢？

不久，郭沫若便在大哥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他大量阅读世界经典名著，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被郭沫若视为珍馐美味放肆饕餮，甘之如饴。

在此期间，他开始尝试新诗创作，成为中国新诗的开山鼻祖，他这时期所创作的新诗传到国内，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引起国内诗坛的轰动。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郭沫若始终是一面旗帜，为了让白话文深入人心，郭沫若煞费苦心地尝试以各种文学形式将国人从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新诗《女神》、历史话剧《屈原》等都在思想界引起广泛影响。

在日本留学期间，郭沫若与东京圣路迦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知相许，郭沫若给他取名安娜，她不仅是郭沫若生活上的红颜知己，更是他在文学研究与创作上的坚定支持者。

但随着日军侵华，全面抗战的爆发，郭沫若重新审视这段感情，为了民族大义，最终毅然回到国内。

“伟大”改为“卓越”

作为一名曾经参加过北伐的革命战士，郭沫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让他担任文化院院长这一重要职务，他也因此接触到国民党高层，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但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对国民党的丑恶面目彻底看清，在日留学期间，曾发表檄文，声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到国内，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亲赴前线为抗日将士慰问，在文化战线上，他以激昂的斗志为抗战奔走呼号，为全民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此期间，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剧《虎符》，借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将一个反侵略斗士的形象描绘地栩栩如生，在抗战最为焦灼的1942年，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让中国在国际上提升地位，郭沫若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开始对中国的历史进行概述，创造性的将文字学和古代史结合起来，以面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树立了一面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先生主要致力于历史研究与考古发掘工作，在对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的研究中，郭沫若克服重重困难，开创性地以全新的视角提出"甲骨文断代"理论，为历史学家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考古依据。

在研究过程中，郭沫若相当注重对文物与历史文献的比对工作，只有文字与实物的一一印证，才能判定某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性。

此外，郭沫若在考古工作中也取得了斐然成绩。在对殷商时期青铜器的考古发掘中，郭沫若提出：青铜器上的铭文要与其他文献上的历史记录一一对照，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

这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一切实事求是，才是一个历史学者或考古学者所具备的基本素质。

饶是如此，郭沫若依然遭到许多人的质疑，比如：郭沫若曾经将考古挖掘的一件文物命名为“马踏飞燕”，便引来许多学者的反对与讥讽，一时间流言四起，“郭沫若乱起名”、“郭沫若不严谨”的呼声此起彼伏，沸沸扬扬。

殊不知，若不是郭沫若的犀利目光，这件文物依然寂寞地躺在某处不知名的博物馆内，无人问津。

周总理曾评价道：“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1978年初夏，86岁高龄的郭沫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中共中央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由叶帅主持，邓公亲自为他做悼词。

细心的邓公将“伟大“一词改为“卓越”，这正是对他个人在中国学术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和客观评价，他是继鲁迅之后，文化战线上又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