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 廖保平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再度提交建议，呼吁各地制定彩礼金额上限标准，不超过当地人均年收入的两倍。这已是他连续第三年就彩礼问题建言献策。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石炳启不仅持续关注“天价彩礼”问题，还在自己负责的村庄力行促变，过去6年间，村里23对新人均选择了低价彩礼。

近年来，高额彩礼现象在不少地区愈演愈烈。江西某地彩礼金额高达38.8万元，河南农村家庭因婚负债率超过60%。这种“天价彩礼”不仅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还扭曲了婚姻的本质，让婚姻沦为一场金钱交易。许多家庭为了一场婚礼，背负上沉重的债务，甚至陷入“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困境，这甜蜜的负担，已成为沉重的枷锁。

高额彩礼的负面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还对社会风气和人口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地区因彩礼过高，导致年轻人推迟结婚甚至放弃婚姻，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和性别失衡问题。

石炳启提出的彩礼上限建议，旨在通过政策引导遏制高额彩礼现象，这一提议得到了不少支持者的认可。他们认为，设定彩礼上限可以有效减轻家庭经济压力，让婚姻回归纯粹，基于爱情与相互理解的结合，而非金钱交易。

然而，这一建议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如何精准界定彩礼范畴？一些地区以房产、车辆等作为“彩礼替代品”，又该如何监管？其次，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差异巨大，统一标准是否能兼顾各地实际情况？此外，彩礼上限的强制执行可能引发新的矛盾，例如强制退款是否会激化家庭纠纷。

治理高额彩礼，不仅需要政策引导，还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石炳启所在的村庄通过村规民约和村民集体商议，将合理彩礼范围、杜绝攀比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这种“软约束”方式，借助乡村熟人社会的特性，逐步摒弃不文明的婚嫁陋习，值得推广。

然而，移风易俗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高额彩礼的背后，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的影响。例如，一些家庭将彩礼视为“面子”的象征，认为高额彩礼可以彰显家庭实力和社会地位，这种观念的改变，需要长期的教育和引导。

关键是，彩礼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在经济层面，农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彩礼成为女方家庭的一种“保障”；在社会层面，性别失衡和婚姻市场竞争加剧了彩礼的上涨，毕竟，婚姻市场其实也是一种市场，受供需关系影响，男多女少，彩礼势必水涨船高；在文化层面，传统观念和攀比心理进一步推高了彩礼金额。

因此，治理高额彩礼不能仅靠设定上限，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例如，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真正落实保障妇女权益；加强性别平等教育，生男生女都一样，改变“嫁女如卖女”的传统观念；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倡导文明婚嫁新风尚等等。石

炳启的彩礼上限建议，为解决高额彩礼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这一问题的根治，需要政策引导、观念转变和社会风气的多方合力。只有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婚姻才能成为幸福的起点，而非经济的重压。正如石炳启所言，“移风易俗需要时间和耐心，但只要方向正确，终会看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