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供词，揭开了24年前一场惨烈抓捕的幕后真相；一张地图，成为革命先驱被捕的关键证据。这些偶然被发现的碎片，重新拼接出1927年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为何一代先驱李大钊会被捕？是谁策划了这场抓捕？答案，藏在历史的深处。

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混乱之中。北伐战争的胜利让革命力量风头正劲，而北洋军阀的控制区域则日益缩小。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的首领，深感革命力量的威胁，决定采取一切手段打压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为北洋军阀的眼中钉。李大钊长期活跃在北京，领导北方的革命活动。他不仅在思想上启迪民众，还通过工人运动、罢工等实际行动推动革命。因此，北洋政府将他视为“首要危险分子”。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为这场抓捕提供了契机。当时，苏联大力支持中国革命，苏联驻华使馆成为北方革命的指挥中枢。李大钊等人因安全考虑，常常利用苏联使馆作为掩护开展工作。北洋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却苦于无法进入使馆抓人。后来，张作霖通过外交手段，取得了列强默许，得以对苏联使馆进行搜查。这为李大钊的被捕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门开始追查李大钊案的相关凶手。然而，案件时间久远，凶手大多隐姓埋名，追捕工作困难重重。1951年，一名中统特务的供词，终于让案件出现了突破口。

中统特务的供词与吴郁文的落网

1951年6月，铁道部公安局抓获了一名中统特务阎振郎。为了争取宽大处理，阎振郎供出了一个重要线索——李大钊案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吴郁文，化名吴博哉，藏身于北京鼓楼湾一带。

这一供词，让警方高度重视。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迅速安排侦查处副处长狄飞负责此案。狄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情报工作人员，他知道，这条线索极其重要，必须秘密调查。狄飞将任务交给侦查员温振海，并反复叮嘱：“这件事只能你一个人知道，调查结果直接向我汇报，不能打草惊蛇。”

温振海是个老练的侦查员。他以街头闲逛的方式，在鼓楼附近开始寻找“鼓楼湾”的具体位置。然而，转了一整天，他都没有找到这个地方。这让温振海感到疑惑，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他猜测，可能是建国后地名发生了变动，于是决定去鼓楼派出所查阅相关档案。

在派出所的帮助下，温振海发现，“鼓楼湾”确实已经改名为“旧鼓楼大街”。这条街上的一个户籍登记名为“吴博斋”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虽然名字略有不同，但“博哉”和“博斋”发音相同，很可能是记录时的笔误。

带着这个线索，温振海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他假装找人，进入了院子，并在周围的闲聊中套话。院子里的邻居告诉他，这个吴姓老人，以前是个大官，年轻时风光无限，但解放后就成了废人，一条腿还瘸了，整天足不出户。

温振海进一步调查后，几乎确定，这个老人就是当年的吴郁文。他将情况汇报给狄飞，狄飞又通过查阅旧京师警察局的档案，找到了吴郁文因抓捕李大钊而受奖的记录。证据充分后，警方决定对吴郁文实施抓捕。

6月20日，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旧鼓楼大街4号院前。北京市公安局执行科科长杨永宣带队进入院子，直接来到吴郁文的住所。面对突然出现的警察，吴郁文并未反抗。他已经明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被押解到公安局后，吴郁文交代了当年抓捕李大钊的全过程。

李大钊的被捕与北洋军阀的手段

时间回到1927年3月，北洋军阀在政坛上的日子已经进入倒计时。张作霖深知，共产党的存在是他最大的威胁。他得知李大钊藏身于苏联使馆后，决定铤而走险，实施抓捕。

张作霖通过外交手段，取得了列强的默许。随后，他召集京师警察厅的高层，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吴郁文作为侦缉处处长，是此次行动的具体执行者。

4月6日清晨，吴郁文带领3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尽管使馆一开始试图阻拦，但面对军警的强硬态度，最终无力反抗。

军警冲入使馆后，按照事先掌握的情报，直奔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吴郁文带头进入房间时，李大钊正在平静地整理书籍。他抬头看了吴郁文一眼，语气平和地说：“我知道你们会来。”

没有任何反抗，李大钊被带走。与此同时，其他30多名革命者也被一并逮捕。

李大钊被捕后，北洋军阀迅速设立特别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法庭上，李大钊坦然承认自己的身份和信仰。他说：“我的死不足惜，但希望中国的未来能有光明。”

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被押赴刑场。他是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人，神情依然平静，从容就义。

北洋军阀以为，消灭了李大钊，就能遏制革命的势头。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李大钊的牺牲，反而激发了更多人投身革命。他的精神，成为此后无数革命者的灯塔。

李大钊的审判与绞刑架背后的真相

李大钊被捕后，北洋政府迅速将其关押在京师看守所，并设立特别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法庭的目的并非审理，而是为处决寻找一个所谓的“合法”依据。张作霖授意法庭：“务必从重，从快。”

李大钊在法庭上表现得异常平静。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试图争取轻判。他知道，自己的结局早已注定。面对审问，他坦然承认自己的身份与信仰。他说：“我为信仰而来，也将为信仰而去。”

这次审判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法庭宣布李大钊等20人“因从事颠覆活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一出，社会各界一片哗然。许多进步人士和普通民众对北洋政府的暴行感到愤怒，各种抗议声音此起彼伏。然而，北洋政府完全无视舆论的压力，坚持执行判决。

1927年4月28日，京师看守所的绞刑架被重新启用。这是一个从意大利进口的钢制绞刑架，早年被用来处决重大刑事犯，后来多年未曾使用。北洋政府认为，用这样一件“洋刑具”来处死李大钊，既能显示其“威严”，也能起到震慑效应。

在刑场上，李大钊神色平静。他穿着一件灰色长袍，缓缓走上绞刑架。面对死亡，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恐惧。他低声对身边的同志说：“革命的路不会因我们的牺牲而中断。”随后，他从容地闭上了眼睛。

这一天，北洋政府用绞刑架结束了20名革命者的生命，但却未能阻止革命的浪潮。这座绞刑架，后来被保存下来，成为记录这段历史的重要实物。

凶手的最终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李大钊案的凶手陆续被追捕归案。吴郁文是第一个落网的主犯，随后陈兴亚在上海被捕，雷恒成通过群众检举被发现。蒲志中虽然主动自首，但仍交代了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

这些人都曾在北洋政府时期风光一时。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他们的罪行被逐一揭开。吴郁文因健康原因死于监狱，陈兴亚和雷恒成被依法处以极刑。蒲志中因自首并非主要策划者，获得了宽大处理，但仍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这些凶手的下场，既是法律的公正体现，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结果。

李大钊，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他的牺牲，并没有让革命的光芒熄灭，反而成为照亮后来者前行的灯塔。而那些曾经以为能改变历史的刽子手，终究未能逃脱正义的审判。历史，从来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