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

“日本大半侵略东省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沈阳辽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

读到这条新闻的那一刻，已经50岁的马衡或许不会想到，一场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自此拉开序幕，而他的文物南迁之路也即将开始。

马衡

“九一八”事变后，贪婪的日本人公然发出叫嚣：中国应该把故宫文物交给日本保管。

在北平城人心的心目中，依稀还记得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平城，直扑圆明园，肆意抢夺打劫园内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在抢劫完毕后，可恶的侵略者又放了一把大火，三天三夜不熄不灭。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和园中珍藏的中外罕见的艺术宝藏，都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而今，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来势汹汹，北平城内人心惶惶。早在甲午战争时，日本就制定了一个抢夺中国文物的计划，而这次，日本更是有备而来。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其完整？故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博物院所藏文物时时处于危险中。北平的文物该何去何从？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上海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机关，如商务印书馆及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以及各公私大学，均遭到轰炸焚毁，古籍损失难以数计。

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这一事件深深地刺痛着故宫博物院文物工作者的心，他们心里明白，一旦日军占领北平，那整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将完全纳入日本倾略者的囊中，决不能允许此事的发生！将文物进行搬迁，搬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故宫文物想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将文物迁出北平的决策，在北平知识界和广大市民中引发了一场“反南迁”的巨大风波。

听闻故宫提出要迁地保管文物，北平市自治区各公所及商会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故宫古物为北平生命所系”，“与繁荣北平市面亦有极大关系”，如果故宫文物决议迁地保存，无异于遗弃北平民众。他们声明“无论何种会议，倘有议决将故宫文物运往他处，或继续变卖，及种种损害故宫文物，违背上三项原则者，本市人民绝对不能承认，并尽力阻止其实施”

更有甚者，8月30日，中央政务会议讨论处理故宫文物的办法，其决议之一竟然是呈请中央拍卖故宫文物，用于购买500架飞机。

在这个过程中，一对父子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出于保护文物的角度，支持文物南迁。可是他的儿子儿子马彦祥反对搬迁，他更是通过报纸，公开和马衡叫板：“要抵抗，就要有牺牲古物的决心！”

最终，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决定还是对文物进行搬迁。

如此大规模的文物搬迁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对于成立不到8年的故宫博物院来说，也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难题。故宫博物院有许多文物专家，但没人拥有这方面的经验。为了这次大搬家，古物馆请总务处紧急购置了木箱、棉花、稻草、纸张、绳子、钉子之类的用品，但这些物资购齐之后，人们又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该怎样把文物打包，放进木箱子里。这一刻，文物似乎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敢动。

文物打包

有人提议，到北京古玩行去找人。因为古玩行的人，经常要给买主发货，对打包装箱，他们一定不会陌生。古玩行的师傅们如约而来，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打包装箱工作随即展开。

聚集在午门前待南迁的文物

1933年2月5日晚，趁着夜色的掩护，故宫文物大迁徙开始，晚上9点钟，故宫大门缓缓打开打开，十几辆汽车和数百辆人力车在午门鱼贯而出。 担任护卫的宪兵和警察驻立在道路两旁，夜静如水，只能听到车轮碾在石板路上的隆隆响声 ，一个接一个小时的过去 ，手推车川流不息地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前门火车站。木箱顺序装上两列火车，每节车厢装满后，立即被锁住、 封死，车皮两头有武装警卫，装有机枪。

还在睡梦中的北平市民不知道，有一群人立下“与文物共存亡”的誓言后，就匆匆告别家人，毅然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一场关乎中国文化存续与否的大事悄然发生。

待一切准备完毕，随着一声汽笛声响，火车缓缓驶出北平城，经天津南下，直达上海。在5个月中，共开出6列火车，装载近2万个木箱，木箱中装着近24万件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其中包括商代的青铜器和玉器、自秦代以来的书法和和绘画作品、宋代的瓷器以及价值连城的钻石、明珠、象牙、翡翠、玉雕等稀世珍宝，都是中华古代文化之精粹，中国古代艺术之代表作。

精美的文物

马衡亲自押运了数目最大的一批。

当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望着空空如也的故宫博物院，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多文物是怎么被偷偷转移的。

1933年7月15日，马衡出席了在南京励志社召开的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会议上任命马衡先生为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5月，他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接任院长后, 日夜操劳, 兢兢业业为故宫博物院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 南京不断遭受日军的轰炸。为保证南迁文物的安全,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文物紧急向后方疏散。疏散路线分为南、中、北三路。

南路起运最早, 8月14日, 第一批重要文物80箱在马衡的亲自监护下迁离南京, 经武汉运往长沙, 暂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后日军对长沙进行接连空袭轰炸, 为保文物安全, 马衡再次请示军委会, 将文物迁离长沙。

文物南迁途中

1938年春, 这80箱文物再次向西南方向迁移, 经桂林、贵阳, 最后保存在贵州安顺县 (今安顺市) 华严洞。中路和北路起运较晚。1937年11月, 南京城已危在旦夕, 马衡迅速从北平赶至南京, 主持文物疏散事宜。

故宫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 在南京陷落前夕, 将第二批文物迁离了南京。中路疏散的文物数量最多, 有9331箱, 基本走水路, 在南京装船后, 马衡押送该路文物西撤至汉口, 后经宜昌、重庆、宜宾, 最后抵达四川乐山。北路文物 7286 箱, 也于1937年11月开始, 分三次运往陕西宝鸡, 后经汉中、成都, 最后被安顿在四川峨眉山下。

迁移中的文物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一面做最后的抵抗, 一面策划、指挥向台湾抢运金钱和物资，其中包括将南迁的文物精品抢运往台湾。

国民党士兵准备乘船

1948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文物精华分三批运台, 同时电令北平故宫将珍品尽快装箱, 分批空运南京。马衡在院务会议上布置任务时说：

先把珍贵文物目录报行政院, 然后准备包装器材, 古物馆的藏品装箱要特别小心周密。

同时, 再三吩咐同仁：

“要稳，千万别求快：安全第一, 决不能损伤文物。

大多数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马衡极力反对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 他们采取消极拖延的态度。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再催促,马衡以“机场不够安全, 暂不能起运”作回复。文物迁运之事一拖再拖，最终, 故宫留存在北平本院的文物一箱也没有运出。

但对于南京分院的文物迁运, 马衡无力阻止, 只能焦急地关注着迁运工作的进展, 通过私人交情为保护国宝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马衡的学生庄尚严受命欲将一批文物由南京押运至台湾, 马衡知悉后立即致函庄尚严，声称如果他要护送文物去台湾，就与其断绝20多年的师生情谊。

国民政府多次来电催促马衡南下, 他一再托词婉拒。12月17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杭立武亲自致电马衡邀其南下。1949年1月13日, 儿媳 (次子马彦祥之妻) 从南京打来电话，转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王世杰敦促马衡南飞之意。1月14日, 马衡致函杭立武，以身体有恙、不宜乘机为由，婉拒了其南下之请, 同时, 也请杭立武向王世杰等人代转不能南下的“苦衷”。

而此时, 马衡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派来的王冶秋取得联系, 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邀请他留下来献身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议。马衡对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说：“共产党是爱护文物的, 共产党的政策是惩办坏人, 我们没有干坏事，没事的，大家要安心工作。我本人绝不离开北平, 和大家在一起, 保护好故宫的安全。”

马衡

1949年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3月6日, 北平市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博物院，宣布全院职工继续留岗工作, 马衡仍旧担任院长一职。从此马衡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时期故宫的建设中。他主持了故宫博物院对库存物品的全面清理和鉴定, 积极推动故宫博物院进行各项改革，新辟各类专题陈列室，举办丰富多彩、贴近群众生活又有教育意义的展览活动,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马衡先生毕生保护国宝文物,，注重经世致用与民族尊严，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始终以民族文化的传承为己任。在他的坚持下，抗战期间许多文物免遭敌手，在他的努力下，北平本院的文物一件也没有流出。让我们向兢兢业业、坚持底线的文物守护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