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简单介绍一下免疫系统是怎么被发现的。免疫系统的发现往事，离不开三种生物，分别是一只鸡、一条狗和一只海星。

早在16世纪，有一位意大利的年轻研究员就发现，鸡的尾巴下方有一个囊状的器官。但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这小小的器官会和免疫系统有什么关系。后来回过头来看，通过鸡，人们才理解了生物体内存在一些器官，看似无用，但如果失去它，就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这是人类在器官层面对免疫的认识。

再往下，17世纪的人们通过对狗的解剖，在狗的胃里发现了一种“乳白色的脉络”，但里面不是红色的血，而是白色的血。这项解剖开启了一段历史上被称为“淋巴狂热”的探索时期，人们为了了解这种乳白色脉络，数百只动物都曾被解剖。也正是人从对淋巴结的认识，才发现了免疫系统原来是遍布全身的。这是人类从组织层面对免疫的认识。

到了19世纪，一位叫梅契尼科夫的科学家，透过显微镜观察样本，发现在海星幼虫体内，一些细胞在移动。他将这些细胞描述为“游走细胞”。他突然想到，类似的细胞会不会在生物体抵御入侵时，起到防卫作用呢？于是他把一小块异物插入海星体内，在显微镜下看到，有一群游走细胞聚集在异物周围，看起来是在吞噬那些正在入侵、造成麻烦的组织。这一实验奠定了吞噬细胞理论的基础，这一实验也是人类首次从细胞层面认识了免疫系统。

所以，人们对这个复杂系统的认知，好像都源于一些偶然。当然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免疫的认识已经进步到了分子层面。听到这，你可能会想，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输注一些神奇的免疫因子，直接来改善免疫呢？很可惜，目前还不能。免疫系统像是一幅巨大又精巧的拼图，当你改变了其中一小块拼图，整个画面就都无法保持完整了。

这其实就要说回免疫系统的复杂性了。比如说，你可能听过“抗体”这个词，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对抗细菌和病毒的追踪导弹，但一种导弹只能打一种特定的靶子。然而根据现有的免疫学中的大爆炸理论，我们的DNA能够通过重新排列，形成数百万种抗体，这些抗体能够通过结合攻击上万亿种不同的抗原。也就是说，我们人体为世界上存在或尚未存在的细菌和病毒，早已做好了准备。

是不是很神奇？但是这些抗体又不是一直存在的，是接触到细菌和病毒之后才开始大量合成的。你想如果免疫调动能力低下，那很可能在你抗体还不够多的时候，你早就被细菌和病毒杀死了。所以人体才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机制，来有效地调动身体产生合适的抗体。

其中，有的负责引导白细胞产生抗体，有的负责产生发热的症状以便更好地调动免疫功能，有的还可以负责促进免疫细胞的生长，有的甚至可以让白细胞实行自杀式的进攻。但你要注意了，进行这一系列的过程，需要成百上千种蛋白的工作，不仅前一个环节可以影响后一个环节，后一个环节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前一个环节，甚至它们本身还可以相互产生此起彼伏的影响。

是不是想想就觉得复杂？没错，这种复杂程度即便是用计算器来计算也无法穷尽。就像我们回到过去，改变一个小小的环节，就不知道未来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真正意义上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既是免疫学的迷人之处，也是人类难以解析的壁垒。

世界肺癌大会，走进美国的会场时，就看到一个硕大的漫画海报充斥了整个会议中心，那是一只深海章鱼，上面写着免疫治疗是崭新的希望，仿佛在暗示一种神秘的、革命性的治疗被人们发现了。但10年过去了，免疫治疗虽然在各个癌种当中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自己治疗的患者也出现过疗效惊人的案例，但大多数医生仍然不会对患者打包票说，你这个治疗用了包好。

原因就在于，你也许能够通过药物影响其中某一个环节，但你按下了一个按钮，整个系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你是无法判断的。也许人的免疫系统是一片大海，你用脚踩了一下，什么也不会发生。免疫系统也可能是一个跷跷板，你踩下去这头，那头又抬了起来，你很难预测结局。免疫治疗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新疗法，没有严重的副作用是很难的。无论是增强免疫的药物，还是免疫抑制剂，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结局。

肺癌领域的医生，肺癌的治疗也离不开免疫治疗。但目前常见的免疫治疗主要是在免疫识别这个节点，为人体的免疫提供助力，而在最终的疗效上，也只能在化疗的基础上提高20%—30%的缓解率，并不是立竿见影的神药。同时，免疫治疗的副反应也不同于化疗，它很难预测，有时候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自身免疫风暴，导致严重的副作用，比如免疫性心肌炎和甲状腺炎。

因此，在调节免疫系统上，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需要有对人体复杂性和精巧性的敬畏之心。不能寄希望于拨弄一个零件，就让全部的免疫系统指哪打哪，这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