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朝，从1662年至1722年，共61年，那时的欧洲，是路易十四、彼得大帝的时代，也是牛顿、莱布尼茨、伏尔泰的时代。然而，我们都知道，此后一百余年，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将清朝远远甩在了身后。传教士既然如此靠近康熙，不仅是利于他们传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占据了极好的身位，为什么西学东渐恰恰在康乾盛世偃旗息鼓了？

是传教士学问不够吗？不是。南怀仁学识渊博，不仅会天文，也会机械、数学等等。比起权斗，南怀仁其实更加喜欢钻研学术，他曾经设计过一辆蒸汽驱动的小车，比牛顿、瓦特都要早，而且还在清朝工部的帮助下造出过原型。是康熙不看重吗？不是。康熙非常喜欢学习西学。比如1690年，除了九月、十月，每个月都要叫好几个传教士来教书。南怀仁甚至感叹，给康熙教书太累了，几十年第一次见到这么好学的人，就连平定三藩之乱期间都要学习。而且，他也会用西学，比如勘测疆域、绘制地图等等。

那是康熙学得不好吗？不是。他学得最好的要数几何，他还找了传教士一起重新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有代数学，我们现在说的“二元一次方程求根”，这里的元、次、根，都是康熙学习时确定下来的翻译。而且，后来传教士入华有些还经过他“面试”，他会考传教士熟不熟悉欧洲的音律，是六音还是七音，会不会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之类的。

问题就在于康熙眼中的传教士，是自己的家奴，是直属内务府的家人和亲信，他不想让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到满族贵族、汉族大臣们组成的外廷，而是留在内务府管理的内廷，也就是把“国事”办成了“家事”。包衣家奴的地位让传教士能够把欧洲最新的知识带入中国权力的最高层，但也让他们的影响力受限于最高层。的确，有北京传教士打头阵，清朝出现了成规模的天主教信众，康熙年间全国估计有数十万。然而传教士的目标，是让清朝皇帝皈依天主教，像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一下子把整个帝国都转向基督教。可是康熙没有这样的想法，这在导致他发出红票的“礼仪之争”之中最为清晰。

前面简单说过礼仪之争的背景，是罗马要禁止中国教徒拜祖先，也正是康熙介入此事以后，他提出了传教士要遵守“利玛窦规矩”。以往我们看这件事情，可能二元地认为是两个文明碰撞的过程，导致天主教被排挤，其实仔细看过程，更准确的说法是康熙皇帝要给自己的家奴撑腰，避免自家的传教士被排挤。

实际上，这个礼仪之争在欧洲教会内部一直在争议，反而是中国这边的传教士很少理会。公平地说，中国人祭祖祭孔，心里不仅表示尊敬，多少也带着“求平安”的祈祷成分。如果非常刻板地理解天主教教义，这一点确实应该是存在争议的。不过，从利玛窦开始，来华的传教士基本上都来自耶稣会，这是一个专注往异教地区传教的团体，一般更看重天主教在中国存续，而不是所谓“纯洁性”，所以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教义的本地化。

但到了康熙四十四年，也就是1705年，罗马教廷决定直接派特使多罗到中国宣布禁令。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所谓“圣教特使”突然来访，康熙知道其中有蹊跷。他一方面安排内务府接待多罗，当作家人的宾客来宴请，不强求三跪九叩，没把他们当成外国使节，另一方面直接问多罗和传教士有什么要交代，结果双方都不愿意直接把康熙卷入宗教内部争议，康熙也没有再问。然而实际上，当时两方私下矛盾非常直接，多罗当面贬低徐日升是“手艺人”而不是传教士。

在多罗辞行前一天，他向康熙请求写一封信，让他回欧洲的时候有面子，康熙比较迟疑，让他第二天再来。后来多罗回忆，当天下午，徐日升去见了康熙。第二天，康熙主动提起了礼仪之争，直接说如果天主教觉得教义可以和中国传统共存，就照样传教，调和不了，以后别传了，反正康熙自己认为可以调和。多罗以不懂中国规矩为由，两人没有继续深入讨论。从后来的记录来看，康熙没觉得这件事多大，还跟多罗索要了巧克力和西药，没有进一步强调礼仪问题。

康熙介入礼仪之争，很可能就是耶稣会找上了皇帝，要皇帝给自己撑腰。实际上，后来耶稣会教士记录说，康熙知道耶稣会和教廷有冲突时曾对他们说，“我们就是养一条小狗，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更何况是这些我小时候就在我周围，跟了我四五十年，我信任的人。”

后来他又接见了一个传教士颜珰，此人入华二十多年，被罗马教廷当作代表。结果，康熙刚聊两句，发现颜珰在中国那么久，中文还非常差，远比不上北京的传教士，勃然大怒，认为教皇被这种不学无术的人误导了，而且不知道中国地方上还有多少这种人，于是决定以后传教士都要经过他面试，宣誓遵守利玛窦规矩，永不离开中国，才能领传教证件。这个证还不是六部颁发，而是内务府，也体现了康熙把传教士当家奴的思路。

“领票”往往被认为是想要限制天主教，作者则认为，是康熙想要维护耶稣会，就像给司机发驾照一样，不是限制，而是规范。康熙就跟传教士宣传说，你们拿了这个凭据，地方官知道你们来历，这样百姓才会多多皈依。

然而，1707年罗马教廷让多罗传话，反对传教士领票，而且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反驳了康熙的要求，就连陪伴身边三十余年的老传教士徐日升也说自己因为多罗犯了头痛病，这下国事真变成了私事。康熙之后一边派人宽慰传教士，让他们不用担心，另一方面让人带话给多罗，说他“生事不已”，万一皇上生气了把传教士全赶走了怎么办？所以还是赶紧“悄悄回去罢”。此时，康熙也决定把握主动权，1706年挑选了两个传教士当自己的洋钦差，代表他去罗马传达意见，结果两人都遭遇了海难。第二年，康熙见罗马态度强硬，又惦念起两位神父，询问为何不见消息，然后又派出两个传教士出使。其中有一个叫艾若瑟，后来的确见到了教皇，但教皇反对康熙意见，还要求他留在欧洲，不准返回。从1708年开始，康熙一边忙着立储大事，平息废立太子的混乱，一边也不忘叫沿海地方官员上报西洋来的人和物，敦促他们打听洋钦差们的下落。

到了1715年，教廷重申禁令，康熙觉得自己派出的使臣要么死了，要么不给回国，一份亲笔手谕都没有，还再发禁令，太不给面子。一怒之下，嘱咐内务府印刷“红票”，昭告天下，让往来中国的欧洲人都带去，让教皇给个说法。从教廷文件来看，1717年教廷收到红票以后，赶紧就见了艾若瑟，让他随新使团回清。不幸的是，艾若瑟途中染病去世，没能回朝复命。不过，康熙对这次使团更上心，亲自和教皇特使拉扯了几个回合。先放重话说要禁止传教，还缉拿潜入北京的神父，吓住使团，然后一眼看穿对方有两手准备，直接让他们拿出妥协条款来，之后还让他们在北京吃喝玩乐，给足好处。1721年，在康熙的操作下，教廷大幅让步，变相同意了中国教徒继续维持传统做法，撑住了皇帝家奴的场子。

礼仪之争16年，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算得上“兹事体大”，而对于康熙来说，这却只是家事。康熙自始至终都非常精准地把和天主教有关的事务控制在了内务府职责范围内。在清朝政治中，宫廷实行严格的内外分离，内务府的事情外人不得插手。所以，即便是实质上两朝互派来使，康熙都没有让外廷官员参与，最终，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知识，只能留在宫中作为皇帝私人学习的家教，大规模的民间应用和讨论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