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朝鲜战争的很多文章中，都说天才雷英夫是中国预测仁川登陆的第一人，网上至今仍然在以讹传讹。

以讹传讹的源头，是雷英夫1991年4月发表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片断》。他在文中突发惊人之语：仁川登陆是他最早预测的——1950年8月23日，他与总参作战室同僚们 “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得出一个一致的意见：敌人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他说，自己从总参作战室回到西花厅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后询问雷英夫是如何得出结论，他说 “是按照主席历来教导的实事求是的办法，大家解放思想，对抗作业，七嘴八舌，然后得出结论”。雷的说法被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采用，随之以讹传讹。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片段》发表后，为了证明自己预测的可信性与科学性，提高自己有先见之明的军事高参形象，雷英夫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中，对其“重大发现”又有新的发挥：“我们对9月到11月的朝鲜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发现3个最佳时期内，各有2至3天的好时机，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时间，每12小时内只有3小时，如果以9月15日为登陆日，那天的涨潮最高时间共两次，一次是上午6时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落35分钟后的19时19分。9月15日比另外两次时间相对更为可能。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把登陆时间选定在9月15日。”雷英夫甚至在文中说，毛泽东在听完雷英夫的汇报后发出了三道命令：“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注视朝鲜和美、英、日。立即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报，提供他们参考，希望人民军有后撤和在仁川防守的准备。立即通知东北的13兵团要加紧准备，八、九两个月一旦有事，能立即行动。”

雷英夫

历史真的像雷英夫说的那样吗？原总参谋部的卢建东在200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对雷英夫有关抗美援朝回忆若干问题的质疑》的文章，文中说1950年8月前后总参作战室主任一职是由时任总参作战局副局长张清化兼任，并且一直兼任到1951年1月底。而雷英夫则是在1951年1月担任总参作战局副局长，然后直到当年的12月底才兼任总参作战室主任，那时候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五次战役都打完了。

卢建东还提出如下两点质疑——

一、档案馆中找不到雷英夫与毛泽东的对话、也找不到毛泽东随后发布的那三道命令；

二、当时军事测绘部门仅仅是一个处级单位，别说朝鲜的水文资料，就连中国自己的水文资料都严重缺乏。正因为我军对海洋知识缺乏了解和必要的资料，才导致1949年三野28军金门登陆作战的失败。雷英夫从哪里了解朝鲜西海岸的水文潮汐资料呢？而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前，是利用了日本人留下的水文资料，加上实地侦察，才掌握了确切的仁川潮汐、航道和地理情报。

卢建东还在质疑文章中指出，雷英夫这些海潮资料情况是抄自日本出版的《韩国战争史》中文译本，而日本引用的则是美军战后公开的资料，即当年美国海军专家向麦克阿瑟汇报的详细材料。卢建东指出：“当年美海军专家向麦克阿瑟汇报的材料与同一天雷英夫向毛泽东汇报的材料竟如出一辙，不仅日期、时间分秒不差，而且都特地加注了一个日落时间，甚至连文字表述也相同。可惜，回忆录的作者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东京美军总部，美海军专家向麦克阿瑟汇报时所讲的‘时间’只能是东京时间，而雷英夫向毛泽东汇报时所讲的‘时间’只能是北京时间。作者把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公布的资料，作为当年在仁川登陆前向毛泽东汇报时所作的‘预测’，却忽略了应当减去一个小时的时差。”

仁川登陆地图

其实，历史档案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雷英夫是贪天之功以为己有——

对仁川登陆，毛泽东早在1950年7月初就已预测出来了，1950年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说，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有关档案大量解密。1994年，俄罗斯将一部分苏联时期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赠给韩国，韩国方面根据这些档案编辑的《苏联朝鲜战争档案摘编》也证明：朝战刚爆发一个星期，中方已经对美军在仁川登陆有所警觉——当时中方估计驻日美军将有至少6万人投入到朝战，登陆地点可能在仁川、釜山、木浦等港口，其中仁川可能性最大。

在军事科学院收藏的历史档案中，有一份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准备发给苏联的电报原稿。电文中说：“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三次告诉朝方的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

——其实，迂回包抄，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作出美军会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判断，对于我军领袖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下一步就是判断美军登陆地点，而合适的登陆地点一个是汉城西边的仁川港，一个是全州西边的群山港。从实现战略目标的角度来看，仁川登陆是最佳选择，因此美军从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仁川处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正如麦克阿瑟选择仁川登陆的理由所言：“1.鉴于朝鲜人民军主力90%集中在洛东江前线，从这里登陆最容易达成突然性。2.仁川地区人民军防御薄弱，估计仅有2000人。3.从这里登陆可以拦腰切断人民军后方补给线及其退路。4.从仁川登陆可以直趋汉城，政治上影响极大，可以一举扭转战局。”

——1950年8月3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三人联名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也从侧面证明：能够判断仁川登陆的我军将领大有人在。

这封长信不但预见到朝鲜战局可能出现逆转，而且指出了敌军可能在平壤或汉城附近登陆的可能——“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为以一部分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以一小部分兵力于现地与我周旋，抓住人民军主力，其主力则在我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林彪非常重视邓华、洪学智、解方这三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9月2日把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作了批示。

毛主席与柴军武（柴成文）

毛泽东等领袖作出了“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初步判断后，还专门安排了人员去搜集情报来提供决策的依据——

1950年6月30日，周总理召见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柴军武面授机宜，并决定派他担任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与临时代办，率领两名参赞、一名武官、两名副武官到达平壤，正式建馆办公。后来在1951年6月，毛泽东还指派柴军武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并根据工作需要将柴军武的名字改成了柴成文，寓“武仗文打” 之意。

1950年7月5日，倪志亮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大使。赴朝之前，毛泽东专门宴请倪志亮，这一殊遇令其他大使深感羡慕。参加了宴请的周恩来要求倪志亮：密切注意观察朝鲜战局的最新动向，一旦有情况随时报告。

8月底，倪志亮与使馆的政务参赞柴军武一起商议，写了一份《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详细阐明了朝鲜战场的态势和朝鲜后方的主要情况。

9月7日，柴军武应召紧急回国，带着这份报告提纲火速赶回北京，向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汇报。8日，柴军武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汇报，并于当日经聂荣臻将报告呈报毛泽东。

倪志亮与柴军武等驻朝使馆同志判断仁川登陆的的理由是：“仁川是汉城的门户，占领仁川可以直捣汉城，可以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勤补给线，同时又可以和釜山防御圈里的美军相互呼应。另外，情报显示，美军最近在仁川港外的活动十分频繁，显然是在为登陆准备有利的条件。”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周阅后，刘、朱、任阅，退聂。请周约柴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第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军事人员是否要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周总理听完驻朝使馆汇报后，觉得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要，就立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毛泽东对邓华、洪学智、解方三人联名信、和对柴军武报告的批示表明，如果雷英夫对仁川登陆有比毛泽东更高明的见解，毛泽东肯定会要求其写成报告并作批示的。但档案馆没有相关记录，可见所谓的雷英夫最早预测仁川登陆，纯属虚构。

邓华将军

真相是这样的——

在原总参谋部工作过几十年的卫崇保，曾写过一篇文章详细披露了当年的事情真相，他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1950年8月22日，总参情报部门又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确切知道了美军拟在仁川、镇南浦登陆。该情报经研究确认后已是23日，来不及编入当天上午的书面通报，因紧急、重要，就使用电话专线向上级作战部门作了汇报，24日才以书面通报正式上报中央军委各首长。通报的内容是：现位于日本的美军陆战第1师正待命出发，拟开赴仁川、镇南浦登陆。”

“8月23日晚上，李涛（时任军委作战部部长）看到了情报部门紧急电话通报记录，就是前面说的那份‘美军拟在仁川、镇南浦登陆’的情报……决定立即转送周恩来和聂荣臻代总长，便要参谋人员把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和聂荣臻代总长的秘书唐永健请到自己办公室来，然后，把情报部门的电话通报面告了雷英夫、唐永健。在场的还有作战部敌情研究处的江右书、中南海作战室负责干部成普。”

“他们经过简短研究，确信情报可靠，结合各方面情况，认为仁川登陆可能性更大，镇南浦次之，并认为美军登陆后，朝鲜战局将发生逆转。李涛请雷英夫、成普立即向周恩来汇报，请唐永健立即向聂荣臻代总长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很重视，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并亲自带雷英夫、成普到毛泽东处汇报。”

——由此可见，雷英夫只是确认仁川登陆情报汇报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