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读者称对“昆明商业的现状与未来在哪里”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那就借此机会聊一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先说存在的问题吧。

一、商业地产供需失衡，结构性矛盾突出

供应过剩与空置率高企。昆明人均商业面积达2.3㎡，高于上海（1.8㎡）和成都（1.9㎡），，但购物中心空置率为22.7%（全国均值16.3%）。呈贡新区某商场招商率不足40%，滇池会展中心商圈日均人流量仅为设计容量的五分之一。

规划与需求脱节。新增商业项目多集中于新兴区域（如福保半岛、观云海广场），但周边人口密度低，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消费力。

二、消费力分化与业态同质化

两极分化严重。高端商业体（如恒隆广场）奢侈品柜年销过亿，而新迎小区菜市场摊贩日均收入不足100元；游客年消费超3000亿元，但本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8%。

同质化竞争激烈。南屏街商圈76%品牌与成都春熙路重复，本土品牌占比不足5%；非遗产店铺年倒闭率超30%（如官渡古镇银器店），过度依赖“拍照经济”而缺乏深度体验。

三、线上线下消费生态失衡

电商虹吸效应加剧。斗南花市线上交易占比从2019年12%飙升至2023年47%，但平台抽成吞噬花农60%利润，而实体商业客流年均下降8.7%，而快递业务量增速连续3年超30%。

本地消费外流。18-35岁群体线上消费占比达73%，线下消费集中于打卡式体验（平均停留时间不足1小时）。

四、营商环境

关于昆明的营商环境，这里引用一句山东市监的“金句”那就是“扶持一个企业我真没那本事，干夸一个企业太简单了”。

去年我发表一篇《从电动车到臭肉，昆明懒政何时休？》的文章，不出意外地“被删除”了，但我还记得文章的开头引用的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繁荣到底是什么决定的？获奖者阿西莫格鲁等人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国家的繁荣主要是由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由这个问题，引发我思考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是不是也可以和管理制度、治理态度等因素有关呢？

十年前，也就是2015年，昆明GDP为4008亿元，同期贵阳为2891亿元，当时昆明在西南地区仅次于成都和重庆，但远超贵阳、南宁等城市。

但是最近几年，2021年，昆明GDP总量7222.5亿元，增速3.7%，在27个省会中垫底。2022年昆明GDP为7541.37亿元，增速3%，贵阳GDP为4711.04亿元，南宁5120.94亿元，虽然昆明仍保持西南第三的地位，但贵阳近十年增速达240.6%，远超昆明的190%。

所以，关于昆明的营商环境，大家应该心里都清楚，咱点到为止，再说我怕文章又“被删除”了。

以上是我认为昆明商业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昆明商业的未来在哪里？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能从去年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中窥见一二。

《规划》明确了昆明城市定位和发展目标：云南省省会，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规划》提出，昆明市要发挥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门户、西部先进制造业基地、国际旅游目的地等功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昆明篇章。

提到东南亚地区，其人口几乎是中国的一半，GDP更是接近中国的20%，在如今的国际形势下，特朗普上任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欧盟通过禁止强迫劳动法案，制裁非8小时工作制，进一步遏制中国对外出口能力。那么，东南亚市场便成为了未来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关于这一战略定位，以及《规划》的解读，网上已经很多了。昆明商业的未来，既是一场与自身痼疾的较量，也是一次拥抱国家战略的历史性机遇。可以试想一下，未来的某一天，昆明成为东南亚经济之都，行走在昆明的街头上，不再是“你接给吃得啦？”的昆明话，而是东南亚留学生与街边商贩的交流，外地人对昆明的印象不再是落后，而是国际化的经济大都市。

然而，要将这一愿景照进现实，昆明需从“规划图”转向“施工图”，以务实行动破解现存矛盾。在供给侧，需严控商业地产盲目扩张，转而通过精细化运营提升存量项目的吸引力；在需求侧，应着力培育本地消费潜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以差异化业态激活游客与本地客群的双重消费动能。此外，借力“一带一路”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昆明可加速构建跨境产业链，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商贸枢纽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营商环境的重塑是这场转型的关键。以制度创新护航企业成长，昆明才能吸引人才、资本与技术的集聚，真正成为东南亚市场的“桥头堡”。

那么这泼天的富贵昆明能否接住，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本文数据来源：昆明多个商业项目开业信息及空置率统计、恒隆广场与社区商业对比、本地居民消费支出（统计局2023年数据）、昆明市政务服务局发布的21个创新案例、斗南花市线上交易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