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然有许多疾病尚未攻克，而癌症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剥夺了众多人的生命。被称为“众病之王”
根据2019中国国家癌肿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约392.9万人，较2014年380.4万增加12.5万，增长率为3.2%。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7.5人被确认为癌症。
从这些数据就足以说明对手的“凶猛”，但是人类从来没有因为恐惧而停止对癌症病因、疾病机制和治疗方法的探索。
肿瘤的治疗包括三大金刚：外科治疗、放射治疗、药物治疗。而这三大金刚“组合”治疗成为对抗这个顽疾的主要方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药物治疗也经历了三次革命，肿瘤患者的生存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第一次革命：化学治疗
第二次革命：靶向治疗
第三次革命：免疫治疗
回顾历史我们才能展望未来，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回顾、见证下这三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化学治疗
1940年后开始出现的细胞毒性化疗药物。1943年耶鲁大学的Gilman 将氮芥用于治疗淋巴瘤取得了短暂的疗效。1948年Farber 用抗叶酸剂甲氨蝶呤治疗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揭开了现代癌症化疗的序幕。
此后，随着抗癌药物的研究开发，化疗药物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药物有：氟尿嘧啶（5-Fu）、6羟基嘌呤（6MP）、甲氨蝶呤（MTX）、环磷酰胺（CTX）、放线菌素D（Act D) 等。MTX治疗绒毛膜上皮细胞癌取得成功。
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目前常用的化疗药物，如长春花碱（VLB）、阿霉素（ADM）、阿糖胞苷（Ara-C）、博莱霉素（BLM）、顺铂（DDP）等都已被发现；细胞动力学和抗癌药代动力学研究取得了成绩；儿童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霍奇金病通过联合化疗已能治愈，并开始了其他实体瘤的化疗。
20世纪70年代：一些肿瘤的联合化疗方案更趋于成熟，顺铂和阿霉素应用于临床，使化疗姑息性向根治性目标迈进。
20世纪80年代：从植物中提取的抗癌物质——紫杉类和喜树碱类应用于临床。
常用的化疗药物有几十种，机制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机制如何，它们的统一作用都是干扰DNA的完整性，干扰DNA的复制，作用于有丝分裂纺锤体中的微管，抑制有丝分裂，阻止癌细胞的增殖、浸润、转移直到最后杀灭癌症组织。
化学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正日益提高，已能治愈一部分化疗敏感肿瘤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绒毛膜上皮细胞癌、睾丸癌等，并延长晚期乳腺癌等对化疗比较敏感肿瘤的生存期。但仍有一些肿瘤对现有的化疗药物不敏感，化疗还不能延长这部分患者的生命。
另外一方面，化疗药物的死穴是它们本身并不能区分恶性细胞还是正常细胞，因此化疗药物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大量人体正常的需要分裂的干细胞，这就是为什么化疗对细胞生长比较旺盛的骨髓细胞、肝细胞、肠胃表皮细胞等都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临床上化疗药物的使用剂量必须受到严格控制：药物太少不能起到杀死癌细胞的作用，药物太多会产生过于严重的副作用，对患者造成“不可逆伤害”，甚至死亡。
第二次革命：靶向治疗
DNA双螺旋结构的破解，拓宽了人类对生命的认知，许多疾病都在基因层面找到了突变基因，癌症也不例外。
科学家开始猜测，既然癌细胞是因为基因突变而产生的，那么是否可以针对突变位点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在此之前，无论是手术还是放疗、化疗，都无法做到精准地杀死癌细胞，大量的正常细胞也在治疗的过程中被杀死，于是靶向药物应运而生。
靶向药物又被称作生物导弹，药物进入体内会特意地选择致癌位点相结合发生作用，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而不会波及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细胞。
1987年，科学家首次确定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对非小细胞肺癌的生长和扩散的重要作用。
199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首个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利妥昔单抗，用于对其他治疗无效的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适应症，此后靶向药物就成了癌症治疗药物研究的热点，不断有新的靶向药物诞生并应用于临床。
2013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发布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癌症相关基因变异数据库，为研究者研究靶向药物提供了最全面的数据库。
靶向药物一般是小分子药物，需要足够小，可以轻松进入细胞，因此它们常作用于细胞内部的靶标。
大多数患有某些癌症类型的患者将有某一特定药物作用的靶点，因此可以用该靶向药物治疗。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还需要对您的肿瘤进行检测，以确定是否有药物靶点，患者是否对药物敏感。
要对肿瘤进行基因检测，可能需要做活检。活检是医生将肿瘤切除以进行检测的过程。进行活检有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取决于肿瘤的大小和位置。
但是，伴随着分子靶向药的诞生，靶向药物的弊端也逐步凸显。靶向药物由于过于精准地瞄准靶点基因，一旦靶点基因发生突变，靶向药物就会失去作用。
很多癌症患者在经过分子靶向治疗之后几年内，都会出现耐药情况，这将使患者的癌症进一步恶化。
此外，靶向药物的研发时间长、成本高、价格昂贵，并非所有癌症患者都能承受。当科学家发现靶向药物的弊端，而且暂时无法战胜所有的癌症时，人体内的天然抗癌战士——免疫系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并逐步成为研究的焦点。
第三次革命：免疫治疗——
癌症治疗史上的第三次革命
肿瘤免疫治疗起源于19世纪末期，但在近30年才得以快速发展：
▶ 1893年，美国纽约外科医生科利（William Coley）意外发现有一个患者左面颊部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肉瘤，虽然手术切除了两次，但仍然在左耳后出现约11厘米像葡萄串的复发肿瘤，并且术后的伤口迟迟不能愈合。
更糟糕的是，患者伤口出现化脓性链球菌感染，反复伴随高热。就在医生束手无策、患者绝望之时，肉瘤竟然奇迹般缩小直至消退。
这一特殊的病例引起了科利的兴趣，他意识到也许这个感染能够通过唤醒免疫防御治疗肿瘤。于是，他提取患者链球菌脓肿进行培养，再把培养好的活细菌注射给肿瘤患者。
接受这种方法治疗的患者中，两名好转，两名死于感染。
随后，科利开始利用灭活细菌进行试验，最终他确定了最佳的方案：使用灭活的酿脓链球菌和黏质沙雷菌混合物，这就是著名的科利毒素。虽然科利毒素因受制于不良反应、疗效等原因没能发展到今天，但不可否认，科利的研究打开了肿瘤免疫治疗的新篇章。
▶ 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沉寂，20世纪50年代末期，澳大利亚免疫学家伯内特（Macfarlane Burnet）等人提出了“免疫监视理论”，该理论认为免疫系统具有完备的监视功能，能区分“自己”和“非己”，肿瘤中存在肿瘤抗原，能够被淋巴细胞视为“非己”而清除，这为肿瘤免疫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
▶ 40多年后，2002年美国肿瘤生物学家施赖伯（Robert Schreiber）提出了“肿瘤免疫编辑理论”，指出免疫系统不但具有排除肿瘤细胞的能力，还具有促进肿瘤生长的作用，免疫系统与肿瘤的相互关系分为“清除、均衡、逃逸”三个阶段。
这不仅完善了肿瘤免疫治疗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为肿瘤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策略。
肿瘤免疫治疗被学术界认为是癌症治疗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其应用与效果是其他治疗方法无法比拟的。
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治疗时期范围更广，能治疗已经广泛转移的晚期癌症，特别是对于部分标准疗法全部失败的晚期癌症患者使用免疫治疗后，依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是预后好、“生存拖尾效应”显著，响应免疫治疗的患者有很大机会能够高质量长期存活，这是与化疗、靶向药物最大的区别；
三是免疫治疗是广谱型的，可以治疗多种不同的癌症，使异病同治成为现实。
免疫治疗同样也避免不了副作用的发生。免疫治疗相关常见不良反应包括：
内分泌异常：甲状腺炎、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功能亢进、下垂体炎、垂体功能减退症、肾上腺功能不全；
肺部：肺炎、呼吸衰竭；
消化道：恶心、呕吐、腹泻、结肠炎、穿孔和胰腺炎；
神经：神经病、脑膜炎、格林-巴利综合征；
皮肤：黏膜炎、皮疹、白癜风；
肝脏：转氨酶升高、肝炎；
视力：虹膜炎、葡萄膜炎、结膜炎；
心脏：心包炎；肾脏：肾炎、肾功能不全；
导致这些毒副作用的原因为：T细胞浸润、细胞因子、自身抗体。
结语
人类为应对病痛与死亡，动员了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群体，每一次斗争的胜利和认识的深化都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
癌症的认知经历了从宗教混沌，到细胞病毒，再到癌症基因。
治疗手段也经历了从手术、放疗和化疗，到分子靶向药物，以及细胞免疫治疗，人类与癌症的斗争持续数千年。
没有谁能准确预测癌症的终点，但我们坚信科技的进步将最终使“谈癌色变”成为历史。
参考：
《中国2019最新癌症统计数据出炉》
《癌症治疗史上的革命：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抗肿瘤药的发展简史》
《“以毒攻毒”是真的！“诺奖”背后，免疫疗法靠什么治病救人？》
《收藏 | 肿瘤免疫治疗常见毒副作用及处理方法大全》
来源：趣宣讲
作者：Daisy Qian
1940年后开始出现的细胞毒性化疗药物。1943年耶鲁大学的Gilman将氮芥用于治疗淋巴瘤取得了短暂的疗效。1948年Farber用抗叶酸剂甲氨蝶呤治疗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揭开了现代癌症化疗的序幕。
ScienceThe biological actions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the B-Chloroethyl Amines and Sulfides（1946）
JAMA
JAMANitrogen mustard therapy: Use of methylbis(-chloroethyl)amino hydrochloride for Hodgkin's disease, lymphosarcoma, leukemia, and certain allied and miscellaneous disorders（1946）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Temporary remissions in acute leukemia in children produced by folic acid antagonist, 4-aminopteroyl-glutamic acid（1948）
1946年 Gilmanh和Philips尝试用氮芥治疗淋巴瘤，并取得惊人的疗效，被认为是近代肿瘤化疗药物治疗的开端。
ScienceThe biological actions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the B-Chloroethyl Amines and Sulfides（1946）
直至1995年，北美肺癌研究小组（LCSG）公布的随机对照试验（LCSG821）的结果显示，与肺叶切除术相比，局部肺切除（肺段切除和楔形切除）患者的复发率增加了三倍，肺癌相关死亡率增加了50%，肺叶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优于亚肺叶，自此确立了肺叶切除术作为早期NSCLC外科治疗的标准术式。
Ann Thorac Surg
Ann Thorac SurgRandomized trial of lobectomy versus limited resection for T1N0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Lung Cancer Study Group（1995）
肿瘤的TNM分期系统最早由法国肿瘤研究所的学者在1943-1952年间提出并完善，在其提出TNM分期系统时曾一度被认为太简单，但自1968年国际抗癌联盟出版了第1版的TNM肿瘤分期至今，肿瘤的TNM分期已经更新至第9版，现仍被广泛使用。
1926年：Barnard首次描述了小细胞肺癌，称之为不寻常的纵隔燕麦细胞肉瘤。
1959年：Azzopardi提供了小细胞肺癌的光学显微镜描述，并将其与其他类型的肺癌区分开来。
1973年：发现小细胞肺癌细胞比其它类型肺癌的恶性细胞更早通过淋巴和血管扩散，这使得外科切除成为次要治疗手段，而放射治疗和化疗成为主要治疗方式。
1980年代：定义了目前使用基于铂的组合化疗方案。多项研究表明，与胸部放疗同时进行的铂类化疗可以提高有限阶段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率，而包含依托泊苷的铂类组合化疗在广泛阶段疾病中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率。
2019年：研究表明，在依托泊苷/铂类（EP）化疗中加入抗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免疫疗法可以提高生存率，部分患者3年后仍存活。
这些时间点的事件标志着小细胞肺癌在诊断、治疗和生物学理解方面的重要进展。从最初的手术切除到化疗和放疗的转变，再到免疫疗法的引入，这些进展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和更好的生存机会。
化疗时代
1995年 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地位确立
BMJ
BMJChemotherapy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etaanalysis using updated data on individual patients from 52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s（1995）
2000年 ECOG1594研究显示三代化疗药物提供患者生存期突破6个月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Comparison of four chemotherapy regimens for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2000）
2008年 鳞癌、非鳞癌“分而治之”
J Clin Oncol
J Clin OncolPhase Ⅲ study comparing cisplatin plus gemcitabine with cisplatin plus pemetrexed in chemotherapy-naive patients with advanced-stag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2008）
2013年 “维持治疗”的概念诞生
Lancet Oncol
Lancet OncolMaintenance therapy with pemetrexed plus best supportive care versus placebo plus best supportive care after induction therapy with pemetrexed plus cisplatin for advanced non-squamous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PARAMOUNT): a double-blind, phase 3,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2013）
人类吸烟的历史已经有500多年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还顺便发现了当地印第安人吸烟。到了16世纪中叶，烟草迅速传遍世界各地。19世纪中期，卷烟出现了。1887年，英国出现了卷烟机，卷烟生产因此飞速发展。
烟草传到中国，大概是在16世纪末的明朝万历年间。最早翻译成“淡巴枯”（tobacco），后来直接改成了烟草。到了明朝崇祯末年，吸烟已经非常普遍了。到了清朝，吸烟更是风靡一时，客人来先敬烟，后敬茶，成了当时的习俗。上世纪20年代，吸烟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到了50年代，吸烟更是风靡全球。
20世纪40年代末，吸烟人数占了美国男性的80%，香烟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此同时，肺癌的发病率暴增。1900年，肺癌在全部癌症中少于1%，1945年已经达到了20%，并且还在持续稳步的上升。但想要把吸烟和肺癌正式挂钩，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并不是所有抽烟者都会患癌，有一部分不吸烟的人也会患上肺癌。更何况同一时期的变量也不只是香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介子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空气污染、1918到19的大流感，还有新晋白油路上的扬尘，都被怀疑是导致肺癌的原因。
1950年9月， 多尔和希尔意义深远的《吸烟与肺癌》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而在几个月前，圣·路易斯的温德尔和格雷厄姆已经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
JAMA
圣·路易斯的温德尔和格雷厄姆的研究论文
BMJ
多尔和希尔的研究论文
使用化学疗法治疗癌症始于20世纪初，是继手术、放疗、内分泌治疗后第四种治疗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计划催生了四个相关药物，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疗效果，推动了肿瘤治疗药物的开发和体系建立。经过50年代的悲观岁月，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联合化疗治疗急性儿童白血病和晚期霍奇金病克服了对药物治疗晚期癌症能力的普遍悲观情绪；以乳腺癌辅助化疗、新辅助化疗为代表的研究，使化疗发生革命性变化；应用肿瘤的分子异常来筛选潜在的新药和靶向治疗，加之20世纪末开始的靶向与化疗药物偶联的ADC药物，使肿瘤化疗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ScienceThe biological actions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the B-Chloroethyl Amines and Sulfides（1946）
JAMA
JAMANitrogen mustard therapy: Use of methylbis(-chloroethyl)amino hydrochloride for Hodgkin's disease, lymphosarcoma, leukemia, and certain allied and miscellaneous disorders（1946）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Temporary remissions in acute leukemia in children produced by folic acid antagonist, 4-aminopteroyl-glutamic acid（1948）
Nature
NatureFluorinated pyrimidines, a new class of tumour-inhibitory compounds（1957）
JAMA
JAMAEffects of combined drug therapy on metastatic cancer of the testis（1960）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L-Phenylalanine mustard (L-PAM) in the management of primary breast cancer. A report of early findings（1975）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as an adjuvant treatment in operable breast cancer（1976）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Adjuvant cyclophosphamide, methotrexate, and fluorouracil in node-positive breast cancer: the results of 20 years of follow-up（1995）
BMJ
BMJ30 years' follow up of randomised studies of adjuvant CMF in operable breast cancer: cohort study（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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