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印度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长期以来无休止地对外企 “薅羊毛” 的行径，终于在 2024 年引发了严重恶果。从 2024 年 4 月至 12 月，印度的外国投资净流入相较于 2023 年同期，竟暴跌了约 85%。这一惊人的数据，犹如一记沉重的警钟，敲响了印度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潜在危机。

此前，印度税务局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其向BYD开出巨额偷税罚单，然而在送达时却发现，BYD在印度境内根本没有设立任何公司和实体办事处。原来，印度市场上的BYD汽车，是印度经销商自行从中国采购后在印度销售的。如此荒诞的操作，也只有印度能做得出来，这无疑凸显了其在经济管理上的混乱与随意。

2024 年，印度经济遭遇了历史性的反噬。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大幅下滑，让这个曾经被寄予厚望、被誉为 “下一个中国” 的国家，因系统性的制度暴力，逐渐沦为全球资本望而却步的 “黑洞”。当印度议会为针对单个企业定制追缴法案，税务部门凭借 “莫须有” 的罪名向外企开出天价罚单时，其苦心经营的 “世界办公室” 形象瞬间崩塌，深藏于 “印度模式” 中的制度性掠夺基因也暴露无遗。

印度针对外资的 “合规性围猎” 已发展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税务部门率先进行突击查账，随后司法系统介入，开启漫长的无限期诉讼，紧接着议会紧急立法进行追溯，最终迫使企业无奈签署 “和解协议”。在这一系列手段下，众多知名企业深受其害。英国沃达丰被追缴 51 亿美元的历史税款，中国小米 48 亿元资产遭冻结，亚马逊因所谓 “违反投资规定” 被罚 20 亿美元。这些案例清晰地揭示了印度制度设计的掠夺本质。

这种系统性掠夺建立在三大制度支柱之上。一是法律武器化，通过《税收追溯法案》《外汇管理法修正案》等，将企业十年前符合法规的行为重新判定为犯罪；二是司法恐怖化，印度商业诉讼平均耗时 1440 天，诉讼期间企业资产被冻结，企业为求生存，往往只能被迫接受 “破财免灾” 的结局；三是行政黑箱化，全印 90% 的外资突击检查都集中在非本土企业，2023 年税务纠纷中外国公司占比高达 78%。这种 “先诱后杀” 的模式，让印度在全球商业风险地图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美国企业商会报告显示，在印跨国企业合规成本较东南亚国家高出 320%，而政策稳定性得分仅为 12 分（满分 100）。

印度制度性掠夺的代价正逐步显现。产业链方面，苹果计划将 40% 产能撤出印度，特斯拉暂停建厂谈判，三星关闭诺伊达工厂，企业纷纷逃离印度市场。资本市场上，2024 年三季度印度股市外资净流出达 217 亿美元，创下 1999 年以来的新高，资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印度经济前景的悲观态度。信用评级方面，穆迪将印度主权信用展望调至负面，明确指出 “制度性风险不可控”。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印度发展模式的崩溃。印度试图复制中国 “市场换技术” 的路径，却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产业工人储备。外资企业发现，印度既无消费市场红利（人均 GDP 仅 2500 美元），又无制造业成本优势（物流成本占 GDP14%），更无制度安全保障，曾经美好的 “印度故事” 彻底破灭。

印度的教训为全球化 2.0 时代敲响了警钟。当国家制度沦为掠夺工具，突破制度底线追求短期利益，最终必将引发长期的发展灾难。在越南、印尼等国积极推出 “外资保护特别法” 吸引外资时，印度却陷入自我孤立的深渊。这深刻印证了制度质量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生产要素。或许只有当印度精英阶层真正认识到法治的本质，摒弃将法治当作工具的错误观念，印度才有可能打破 “掠夺 — 贫困 — 更疯狂掠夺” 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