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众多监狱之中，北京燕城监狱和秦城监狱是较为特殊的。燕城监狱是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唯一只管的监狱。燕城监狱中主要关押外籍犯人及职务罪犯，犯人生活待遇要高于普通监狱。

秦城监狱则更为重量级，它是唯一一座由公安部直接管理的特殊监狱，甚至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原因无他，主要是因为在那里关押的都是国内的政治犯，以及一些触犯法律的前党政高官。秦城监狱中待遇如何？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呢？

秦城监狱

其实说来有趣，秦城监狱本身就是上世纪50年代中苏蜜月期时，苏联援建我国的157个工程项目之一。由于当时国内工程建造能力较为落后，只能请苏联人来帮助我国修建这座高级别、高规格、高待遇的特殊监狱。

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正式落成。监狱由四栋三层小楼组成，其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

根据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中记述，秦城监狱的居住与生活条件远远超过共和国普通民众。当时的他以预审员的身份在牢房中居住办公，但每间牢房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脚踏式抽水马桶。

有趣的地方在于，王文正所居住的是201区，那还是秦城监狱中条件最差的。204区的条件要比201区好得多。

根据曾长期担任秦城监狱监管处处长的何殿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204区都是单间，每间牢房面积达20多平方米。牢房中铺有地毯，床铺也是高级的沙发床。过去三餐供应按部长级待遇安排，过去饮食都是东华门“高干供应点”“专供”的。

犯人早餐能喝到牛奶，午饭和晚饭都是两菜一汤，还有饭后水果。此外，犯人们还能喝到冲泡的柠檬茶，随便享用白糖和红糖制的方糖。即便是1959到1961年的经济困难“大饥荒”时期，犯人的待遇也丝毫不受影响。

连给犯人们做饭的厨师都是出身北京饭店的国家乙级厨师刘家雄。为了丰富犯人们的饮食，监狱会不定期为其提供鱼翅与海参。据何殿奎回忆，直到在秦城监狱工作，他才第一次看到真的鱼翅。

每天，何殿奎都会为犯人们亲自送饭。饭菜装在一个四层饭盒中。在冬天，为了保温，饭盒外还会套着棉罩。可以说同占国内大多数，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人相比，秦城监狱中的犯人简直生活在“天堂”之上。

为什么要对这些犯人如此优待呢？其实从何殿奎的言论中就能一窥一二。何殿奎在数十年的工作中始终不理解，那些老干部能犯什么罪？怎么就犯罪了呢？因为在建成初期，秦城监狱中羁押了大量被“冤假错案”所累的犯人。

如涉嫌敌特的青岛案、广东案，株连数百人，最后都抓错了。因上世纪50年代内部肃反一案，有多批老干部身陷秦城，最后也都平反了。因此，何殿奎认识到关在秦城监狱里的，与其说是罪犯，倒不如说是政治博弈中的“失意者”，指不定哪天就出去了。

因此对关押的老干部，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普遍采取保护好、服务好的态度，按照规定做好自己的职责就好，低头做事，不问是非。

但秦城监狱对老干部们的待遇也不总是那么好。如在那个特殊时代，羁押在秦城监狱犯人的环境就非常糟糕，甚至惊动了最高领袖。这里主要指的就是刘淑清上书毛主席的刘建章事件。

凄风苦雨

刘淑清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阜城县刘莘庄村的一户农民家庭，自幼聪明朴实。1932年刘淑清嫁给毗邻的景县大刘庄村的刘建章。刘建章是1926年在北平加入组织的党员。刘淑清在丈夫的影响与带动下，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在1934年入党，是景县最早的女性党员之一。

当时刘建章的对外身份是教师，为了给丈夫打掩护，刘淑清毅然卖掉自己的嫁妆，置办桌椅板凳，在大刘庄村办起了小学。刘家的小学成为我党在华北重要的情报活动中心，如津南特委书记赵博、党员王任重、赵志刚等人均是以在该小学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十年特殊时期，作为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建章也受到波及，后遭多次羁押囚禁。

虽然在周总理的帮助之下，刘建章多次被解救，并一度住进中南海保护起来。但1968年2月13日的元宵节，刘建章还是被身着军装的人从家中带走，被关入秦城监狱监禁。在秦城监狱中，刘建章备受阴谋集团爪牙的折辱与虐待。

这些阴谋份子知道这些人眼下不过是暂时“失势”，日后必有平反再起的一天。所以他们使尽百般解数，为的就是趁此机会“逼死”刘建章，为自己日后“加官进爵”铺路。

在生活待遇上，秦城监狱的人给刘建章的环境很差。他们把刘建章关进只有一张单人木板床的房间内。房间面积极小，若是刘建章舒展身体，头和脚都能顶到墙壁上。一日三餐也是极为简陋，整日里吃的都是窝头白菜，长期见不到肉。

在精神上，阴谋份子对其进行虐待般的集中审讯。刘建章入狱没多久，专案组就开始让他交待所谓的“历史问题”。为了得到想要的“口供”，专案组态度粗暴，经常对刘建章百般恐吓。

刘建章是见识过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老革命，阴谋夺权份子这点能耐跟那群畜生根本比不了。不管他们如何蛮横，刘建章都不为所动。除了简单说明外，不攀扯他人，更不承认所谓的“问题”。

由于在审讯过程中“不合作”、“不配合”的态度，专案组将刘建章划入“极不老实、态度顽劣”之列，对其进行更加无底线的虐待与迫害。当刘淑清在自身争取和友人协助之下，第一次见到入狱的丈夫时，刘建章面黄肌瘦，双臂不能上举，身体虚弱到话都说不清。

眼看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没死在日本人和反动派手里，反而要断送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刘淑清痛心疾首，决定遵从丈夫的建议，上书陈情，向国家领导人反映问题。

娘子上书

针对刘建章等老干部在秦城监狱备受虐待之事，刘淑清曾多次向周总理反映，但始终不见回复。眼见上访之路艰辛如此，刘淑清准备“把事闹大”，来一出“上达天听”。

刘淑清通过在曾在外交部工作过的大女儿刘润芳联系上王海容、唐闻生等外交官。他们在政府中地位较高，能直接接触毛主席，更重要的是他们良心未泯，对刘家的遭遇持同情态度。在刘润芳的协调下，他们答应择机将刘家的“陈情”交到毛主席手中。

1972年12月中旬，趁着向毛主席汇报外事工作的机会，王海容和唐闻生将刘淑清的信交到毛主席手中。毛主席在读到信的那一刻，才知道包括刘建章在内的老革命在秦城的环境如此之差。

伙食标准远低于普通民众，饭菜生冷，时常有虫子、石头等杂物，还总是吃不饱。不仅喝不到温热开水，甚至连生冷的凉水每天也只能喝三杯。老干部们没法洗澡，不能理发，不能读书看报。

老干部们甚至连睡觉翻身的自由都没有。因为监狱规定犯人睡觉头一律朝外，如有违反就要被眼里呵斥“起来重睡”！就是在如此生活条件之下，包括刘建章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健康状况急速恶化。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震愤异常。最高指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总理收到批示后立即命令公安部李震、交通部杨杰和国务院吴庆彤等相关负责人着手办理。

根据总理的指示，一方面，工作组将刘建章的卷宗抽出送给国务院的李先念与纪登奎等人批复处理。在积极为其平反的同时，联系医院系统给予刘建章保外就医的待遇，并允许家人前往照顾。

另一方面，工作组进驻，整顿秦城监狱。他们积极听取了被关押的老干部们的反馈，并做出了一定的整改。一大批老干部改善处境，并被陆续释放。

但根据在当时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刘复之回忆，在那个群魔乱舞，道德沦丧，是非不分的动荡年代，改的只是关乎物质方面的。如睡觉时必须面朝哨兵的陋习依然存在，但对比过去，羁押人员的日子过得还是过得好了些。

1972年底刘建章结束了近5年的牢狱生活，住进北京同仁医院的前身，也就是工农兵医院进行调养。1975年，随着小平同志回归国务院主持中央工作，刘建章也得到复用，继续奋战在我国铁路事业的最前线。刘淑清也扶持照顾着丈夫走过了人生最后的道路。

1987年12月25日，不畏强权的刘淑清因病身故。开国中将刘志坚夫妇提送挽联“黑云压沉，青春少女有远见，舍弃嫁妆建学堂，爱我党情深意红；群魔乱舞，白发老妪有胆识，上书抗暴救忠良，为革命铁骨铮铮。”

这副挽联可谓是对刘淑清女士一生经历与品德情操最恰当的概括与总结。

参考文献：

《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的是刘淑清》2001年第3期《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