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十二）：魏孝文帝元宏3
③军事 a.平定叛乱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后议废太子恂，并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先派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的同党，向他们说明利害，叛党顷刻瓦解。穆泰见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打李焕，失败之后逃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将穆泰同党全部平定，将陆睿等百余人下狱；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

b.南伐萧齐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北魏孝文帝元宏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余万，准备大举南伐。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攻克。

孝文帝留咸阳王元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南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498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南征之事中途作罢。

④外交 a.对南齐

在南齐永明之后，南北对抗的均势被打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已处于积极进攻的主导地位。其实，往前追溯，自刘宋元嘉年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泰始年间北魏攻占青齐，南朝不断遭受巨大的军事压迫。在此基础上，孝文帝继位之后，便不断加强对南朝的军事攻势，而且表现出日益强烈的统一江南的愿望，其决然迁都洛阳等重大举措则是统一战略的一个环节。当然，对于孝文帝之南征及其统一战略，朝臣之中多有分歧，甚至出现激烈的争议。

在新的南进战略下，北魏利用南朝宋齐易代之机兴兵淮北。魏孝文帝在主政之前，由于受到冯太后的影响，对于征服江南，统一全国，似乎已有成策。其亲政后，进一步明确相关南征战略，并不断亲率大军，发动对南齐的军事攻势，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江南的愿望。正是在这一愿望的驱使下，孝文帝亲政后不断谋划对南朝的战争，并决意将都城迁移至洛阳。

b.对高句丽

至北魏践祚，秉承华夏之主的继承地位，其对周边部族、势力集团的封赏直接继承了既往王朝的传统。对周边民族，北魏展现出拉拢的姿态，试图保持国际影响力，将原有的国际体系继续维持下去。对高句丽的册封就是明显的例证。实际上，这是“羁縻”政策在特殊形势下的变化。取得华夏正统名分最大益处即是可以使得北魏统治者减少在其扩张中遇到的阻力，而在与实力层面相同的对手竞争中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

孝文帝太和年间，魏丽关系基本理顺。从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至太和十八年（493年）十月迁都洛阳，期间十八年之久，双方基本保持了友好往来。北魏力主与东夷诸部建立和平关系，保证东部地带的平稳；高句丽在时任国王高链主持下也朝着与魏交好的方向推进双方关系，致使此时期双边关系一直保持了较为和平稳定的态势。期间，太和十五年（490年），高句丽王高链逝世，而业已亲政北魏的孝文帝特为高句丽王高链举行了隆重的哀悼大礼。

⑤文化 a.移风易俗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

洛阳聚集着大量的鲜卑贵族，孝文帝为了推广汉文化，不惜以彻底清除本民族文化为代价，禁止这些鲜卑贵族延续本民族语言、传统、风俗。但孝文帝推行汉化之后不久，在洛阳发现仍有妇女穿民族服装。

b.儒佛文化

孝文帝改革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在洛阳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作为首都，洛阳集中了全国的文化精英。这也是令南朝人感慨“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的缘故。除鲜卑文化、汉文化之外，佛教文化也在洛阳大行其道，使得洛阳文化呈现出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特征。

佛教信仰在洛阳大行其道，与孝文帝大力引入礼教改革北魏风俗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北魏佛教信仰的一个特征，即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的融合。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如颜之推，在谈到佛教时充分肯定其宗教义理和社会功能，对批判佛教的言论给以多方面驳斥。吕思勉论说南北朝宗教信仰时，曾提到：“中国人之于佛，流俗虽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识者，固多能知其教义。既能知其教义，自知其理与儒、道无二，而建寺、造像等，徒为烦费矣。

（9）轶事典故 ①开导元澄

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孝文帝在首都平城的明堂举行了斋戒，召集群臣，将要占卜决定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太常卿王谌主持卜卦，他仔细观察龟版上的纹线，确定属于革卦。孝文帝一听，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辞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真是再吉利也没有了。”群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谁也不敢说话，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先皇遗业，统治中原，这次出兵征伐尚未归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却是商汤、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孝文帝厉声责问任城王澄，这场隆重的仪式就草草结束了。

孝文帝的真意当然不是南伐，他知道任城王已看破自己的心思，回宫后立即召见，并说：“在明堂上怕人多嘴杂，坏了我的大事，所以假装发怒，吓住文武百官，你大概明白。现在我们再认真讨论一下革卦。”接着屏退左右，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这次的行动实在很难，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实施文治的地方，要在这里移风易俗，是毫无办法的，我想乘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拓跋澄这才恍然大悟。十天后，孝文帝在他嫡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就从平城出发，率领三十万大军浩荡南下。

②赐死太子

孝文帝的第一位皇太子元恂，出生于历经改革时期的背景下，在冯太后权倾朝野的十五年里，对元恂十分的溺爱。元恂自幼因冯太后的溺爱，养成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厌烦学习与教习的性格。再加上孝文帝监管时期，对元恂极为严格要求，但开导不足，这一反差让元恂一度产生了逆反心理。孝文帝对他已经略感失望，父子关系有些隔阂。

元恂长得壮硕无比，厌书籍，因常年居于平城，所以很不习惯洛阳地区湿热无比的天气，经常想着能够回平城。有次孝文帝出巡嵩山，元恂留守在金庸城内，与侍从密谋，亲手杀死了侍从官高道悦。后被尚书快马加鞭传信报给前在嵩山的孝文帝，孝文帝闻后十分震怒，但又对此皇太子感到惋惜和痛心。下令封锁消息，嵩山之行之后，回京召来元恂，痛斥元恂的罪行，甚至还与王宗贵族亲手惩罚元恂，杖责一百。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受奸人李彪给孝文帝告发，元恂仍有谋反之心，被刺赐死河阳，平常入葬。

③妇人妒防

孝文帝册立冯润为皇后。冯润为得专宠，几乎不让孝文帝再承幸后宫嫔妃。拓跋宏无奈地说：“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

皇次子元恪的母亲——贵人高照容暴死，民间盛传是被冯润所杀。

由于孝文帝忙于南征，经常不在皇宫，孝文帝的第二任皇后冯润实在受不了。冯润在家养病时，一个医生叫高菩萨帮她治疗过，互有好感。冯润便让心腹把他悄悄带进宫，谎称宦官，从此两人寻欢作乐。

后来，冯润威逼彭城公主嫁给自己的同母弟——冯夙。彭城公主心生畏惧，趁着雨夜偷偷跑出洛阳，来到孝文帝的军中，告发了冯润淫乱后宫的事。孝文帝震惊病倒。查证属实后，孝文帝杀了高菩萨等人，但只和冯润分居，而没有废黜她。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带病南征，在军中突然病倒。他自知不免一死，对两个弟弟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交代了后事，又嘱托说：“皇后不守妇道，我死以后，她恐怕会干预朝政，你们去让她自尽，找个地方，以皇后之礼安葬吧，千万不能让冯家的丑事泄露出去。”

孝文帝病逝后，北海王元详带着白整来到冯润的住处，送上了一杯酒。冯润饮后身亡，谥号幽皇后。

④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孝文帝的儿子取名为元恂、元愉、元悦、元怿，侍中崔光的儿子取名为崔劭、崔勖、崔勉。孝文帝对崔光说：“我儿子的名字偏旁皆有‘心’，你儿子的名字偏旁皆有‘力’。”崔光回答说：“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孝文帝大悦。

（10）历史评价

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朝廷的贤明之臣，有才能者常与其结为布衣之交。他对元勰、元澄、李冲、李彪、穆亮、王肃、高闾、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成为孝文帝汉化的坚定支持者，在制礼作乐、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遂为太和之名臣。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一直倡导和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强调“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对敢于批评进谏的官吏礼遇有加。如大臣李冏“性鲠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高祖常加优礼。”而用法严谨，虽王公、贵戚、大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　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文帝说：“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仅铁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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