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举证》（National Theatre Live: Prima Facie，2022)剧照，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非非马

毕业自剑桥大学法学院的英国律政界新星，居然被自己律所的男同事强奸了。

那个名叫朱利安（Julian）的男同事，也是律界之星，而且出身于英国赫赫有名的律政之家，他的父亲是获得“皇室法律顾问”（Queen's Council，简称QC）头衔的资深大律。

而这位被强奸的女律师泰莎•恩斯勒（Tessa Ensler），则来自利物浦的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她的母亲是一名普通的清洁工，叔叔是位出租车司机，她还有个“问题哥哥”。她完全是凭借个人的“超级”天赋与努力完成了阶层跨越，成功跻身于英国的精英阶层。一路开挂的她，在遭遇性侵之前，可谓是“春风得意”。一家排名顶级的律所，也向她伸出了橄榄枝。

泰莎自己非常精通英国现行的“法律游戏”，十分擅长运用既定的法律规则，以及她独特的刑辩技巧，帮自己的“客户们”打赢官司。而最讽刺的地方在哪里呢？遭遇了性侵犯的她，正是一名性侵案辩护律师——专门帮那些被指控性侵的男性被告“开罪”的。她每打赢一场官司，就意味着有一名女性的正义可能未得到伸张。而她特别擅长的是什么呢？以低姿态让原告放松警惕、多说话，因为她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如此她就可以轻松抓住证词里那些不连贯、不清晰、不一致的“漏洞”，摧毁其证词的可信度，从而让原告所讲述的“故事”不被法官采信。于是，她和她的客户就可以在这场“游戏”中胜出。

就是这么一名深谙现有司法游戏规则、有着过人“法律直觉”、几乎时刻都能保持机敏冷静淡定、只追求性侵案中“法律真相”而非“事实真相”的女律师，自己却遭遇了熟人性侵——那么，她遭遇性别暴力后的创伤反应是怎样的？这一切会因为她的精英女律师身份而有所不同吗？而当她自己作为性侵案受害者成为原告时，她能成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武器和技巧，去打赢这场官司吗？

以上的人物身份与情节设定，看似来自一则很容易引起轰动的社会新闻，实则来自一部全球范围内口碑极好、也获得了奥利弗奖和托尼奖双料大奖的英国戏剧——《初步举证》（Prima Facie）。它虽不是直接照搬某一桩具体性侵案件，却“提炼”自无数桩真实案件，以女性独角戏的形式向英国的司法体系发出了灵魂拷问。而它的编剧苏西•米勒（Suzie Miller），也的确曾是一名在澳大利亚经手过诸多性侵类案件的执业律师。

在该剧中独挑大梁的英国女演员朱迪•科默（Jodie Comer），和她所扮演的女律师泰莎一样，也出生于利物浦，在3月11日刚刚度过她的32岁生日。6年前，她以《杀死伊芙》（Killing Eve）中的变态女杀手一角为观众所熟悉，并被中国粉丝亲切地称为“小变态”。此番在《初步举证》中，她以一己之力，独撑109分钟的戏份，表演极具张力。其令人惊叹的演技不止极大加持了该剧的口碑，也为她自己赢得两座最具分量的表演奖——奥利弗奖和托尼奖的最佳女演员大奖。

目前，《初步举证》的剧场录播版正在中国大银幕上映，虽然这种名曰“新现场（Filmed live theatre）”的影片形式相对小众，排片率和上座率都并不高，但依旧凭借其超高的口碑（超过13万人在豆瓣评出了9.5分）、剧本所承载的性别议题、司法议题等因素，在上映20天后收获了超过3200万RMB的票房。

这出戏，不止在中国收获了高度一致的好评，更在英国本土对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引发了诸多关于性侵案审理的关键讨论，真正示范了“戏剧改变现实”的强大力量。

编剧苏西•米勒几十年前在法学院学习时就发现：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之下，性侵案胜诉的可能性极低。一方面，她赞同“疑罪从无”的无罪推论制度，但另一方面，具体到性侵法这里，“疑罪从无”则无疑加重了那些女性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就像剧中台词所写：施暴者有权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或者只需要“声明”自己并不知道对方不愿意；而受害者们却不得不向法庭上的各方，努力证明自己并非骗子、并非诬告。她们不得不在庭审的交叉质询中，一遍遍撕开伤口，被要求以“毫无漏洞”的方式，讲述在过程中自己的确反抗过、明确地说过“不”。伤痕、被撕破的衣衫、尖叫式的反抗，是更容易被法官和陪审团采信的“证据”，而她们的证词也必须“完美”到——足够清晰明确、前后一致、富有逻辑。

正是基于这样的“高证据标准”要求，在英国仅有1.3%的性侵案件最终能被定罪。而悲哀又严酷的现实是：英国每三个女性里就曾有一名遭遇过性侵犯。

如美国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所言：“若从女性视角审视法律，你会发现它本就不是为她们设计的。”

也所以，在性侵案的审理中，法庭本应审判施害者，实际却将受害者置于被告席。

编剧米勒认为，现行这套由白人精英男性所制定的司法体系，带着太过鲜明的性别属性，而性侵法一直以来更是主要从男性视角出发，着重于避免男性被诬告的风险，而不是为每一个受侵害的女性伸张正义——它没有充分考虑到女性的真实创伤经历。

在剧中，身为性侵案辩护律师的泰莎，也是直到自己遭遇了强奸，才发现原来性侵对女性的伤害是如何深重：“它是一种腐蚀性的创伤，开始是身体深处的恐惧和痛苦，接下来会蔓延到思想和灵魂。”即便是她，虽然在性侵过程中明确地表达了“不”，也一度出现过僵直反应（freeze）。

在性侵犯对女性造成的巨大创伤、惊恐、压力之下，她也不可能再保持平日里的理性、逻辑、冷静，对每个细节都记忆清晰。何况她当时还因为酒后呕吐正感到眩晕不适。那一刻，她不再是专业的“律师”，只是一个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受害人。创伤反应之下，她没有在第一时间里想到保留证据、更没想到报警，而是急于“清洗”，从身体到心理。

她走出家门，失魂落泊地淋在瓢泼大雨之中，坐上出租想要逃回母亲的身边，直到几个小时之后，理智归位的她才决定去警局报警。尽管，作为律师，她早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注定无法打赢这场官司。因为在现有的“审判游戏”之下，她的遭遇并不符合法律意义上“完美强奸案”的要件，她自己也并非那种容易获得陪审团“怜悯”的所谓“完美受害人”。有太多不利于她的因素。

比如，她之前曾经和Julian在办公室发生过一夜情，她曾对他颇有好感，甚至跟闺蜜坦承过考虑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并且，在案发前，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和他一起在酒吧开心地喝酒、举止亲昵，甚至，在两人去到她的住所后，还发生过一次两厢情愿的性关系。这一切，都“足以”让法官、陪审团，去质疑她所声称的“强奸案”是否曾经真实地发生。她真地说“不”了吗？而她最深切的痛楚是，尽管自己是那个受害者，她的人格、尊严却还得在交叉质询中被一再质疑、诱导。

多重打击之下，她发现自己的口齿不再伶俐，表述不再连贯、一致、简洁，甚至会出现前后矛盾，就像她之前质询过的每一个受害者一样，她也陷入了陷阱。

编剧米勒希望以此让观众思考：

为什么女性需要以“完美受害者”的姿态才能获得怜悯，而施暴者只需要说“她没说不”就能够全身而退？这，真的合理吗？受害者证词的模糊性、部分缺失、甚至一些细节的前后矛盾，就能证明受害者在撒谎吗？而在“性同意”的问题上，是否从过去的“否定同意（negative consent）”模式转向“肯定同意（affermative consent）”模式，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平？

显然，米勒成功地通过她的剧本实现了这些诉求。在该剧于伦敦首演之后，英国中央刑事法院的一位法官一早就给米勒打了电话，说自己整夜未眠，忙于修改性侵案件中给陪审团的指引条款，“仅仅因为某人在回忆中无法做到清晰、一致，并不意味着她在撒谎，这可能是创伤的表现。”这位法官将其称为“初步举证条款”。

如今，观看该剧的影像版已经成为北爱尔兰法官培训的一部分，英国成千上万的警察也被要求观看了影片。

在关于“性同意”的问题上，该剧与现实社会中“only yes means yes”的“肯定同意”运动形成完美呼应：“同意意味着对所发生的事情说 ‘是’。醉酒、未被询问、什么也没说或过去曾说过 ‘是’，都不是同意。与某人有恋爱关系或已婚也不是同意。同意可以随时撤回。”

更有数百名女律师组成了“TESSA(泰莎)”（严重性侵审查项目）小组，她们重新起草了性侵相关的法律条文，积极推动修订法案。比如在性侵类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转移。从要求原告（受害者）承担举证责任，到要求被告（施害者）承担相关责任——在关键节点询问对方意愿，获得肯定同意。这种“被告责任导向”的框架，更能扭转司法叙事，迫使法庭重点审视施害者行为，而非苛责受害者。

对照现实世界，值得借鉴的是瑞典的法改。2018年，瑞典采取“肯定同意”原则立法后，仅仅两年时间，强奸定罪率就上升了 75%。如今，除了瑞典之外，葡萄牙、冰岛、西班牙、丹麦、加拿大，还有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州，都已开始采用“肯定同意”原则。

米勒认为，法律改革固然无法单独解决系统性的性别暴力，但至少应该力求避免成为性别压迫的工具。无论是“肯定同意”模式还是“被告责任”模式，其核心都在于重构司法叙事的提问方式：不再质问“她为何不反抗”，而是追问“他为何不确认”。

米勒回忆自己在当执业律师时，她所记录过的受害者们几乎都在遭遇性侵时陷入过僵直状态，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事，不知如何反抗——而女性若在此时反抗，往往面临更大危险。但人们仍然会问：“你为何不反击或逃跑？”后来，有专业研究者提出了四种创伤与压力应激反应模式——战斗、逃跑、僵住或讨好，这才让女性得以说：“看，我只是在求生。”

然而，由于长期缺乏这样的认知，遭遇性暴力的女性仍在自我拷问：“我为何当时不尖叫？不反击？我是不是活该？所以这算强奸吗？”米勒指出，女性的这种自我否定，正是源于女性的真实经历从未被法庭正视。而这，也不仅是法律体系的缺陷，更是整个社会的认知问题。

比如女主演朱迪•科默在研读相关资料时就发现，许多受害者会对自身经历怀有愧疚与羞耻，进而将这种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当受害者沉默时，未处理的创伤会转化为对他人的评判。”

为了进一步在现实层面影响社会认知、推动社会变革，《初步举证》还特别参与了“性同意计划进校园”，向中学生们科普“性同意”的知识。说到这一点，我也是在朱迪•科默的讲述中才发现，即便是在社会观念相对开放多元的英国，对于中学生的性教育其实也相对缺失。朱迪出生于1993年，在她的中学时代，她和同学们也没在学校接受过什么正规的性教育，大家只是被安排进一个房间，放了一盘教育性质的录像带，同学们一起观看了一个小时。仅此而已。

《初步举证》在英国现实社会所掀起的变革性力量，是超出了剧组主创的预想的。后来，编剧米勒又将剧本改写成了一本小说发表。在泰莎的独白里，有一句台词非常打动我：我只知道，在某处，在某时，以某种方式，改变必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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