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永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曾任《焦点访谈》 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3期
导 读：
在新闻实践中强调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健康新闻也应该重视讲好故事。分析2010年到2024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14篇健康报道可以发现，这些报道绝大部分是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而非特稿，都注重故事化表达，并表现出六个叙事特征。
一、讲故事不是特稿专属
在一些人的认知中，似乎只有特稿（Feature）才需要讲故事。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卡琳·沃尔-乔根森研究了1995年至2011年间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后发现，在新闻报道中，既有尊重客观性的理想，也有充满感情的叙事[1]。在新闻实践中，尤其是特别强调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健康新闻应该怎么讲故事？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选取2010年至2024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2]中的健康报道展开分析。
就新闻品类来说，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健康新闻，例如某种流行疾病的感染人数、疫苗研发和接种动态等，或者日常的诸如癌症和糖尿病等疾病的治疗资讯。这些报道要想以事实和知识帮助人们了解健康动态、掌握健康政策、改善健康状况，至少须做到两条：第一是权威准确，第二是通俗生动。这两点相加便能准确地讲好健康故事——借助真实、权威的信源，讲述好疾病的新发现和新情况、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重大疫情和重要政策。所谓故事化的健康报道，是将健康事件、健康信息中的个人经历、伤痛、情感与信念变成具体可感的文字、图片、视频，诉诸读者（用户）的理智与情感，还原生活，引发共情，促成健康行动。
虽然不能说所有的报道都是故事，但报道几乎离不开故事，健康报道更是如此。理想状况是，读者仿佛不是在阅读健康知识或事实报告，而是在欣赏一个牵动人心的故事中认清事实、获得新知。除了简明新闻（News in Brief），几乎所有的新闻都可以讲故事。
但一说到讲故事，很多记者和编辑可能会很自然地想到特稿（Feature），想到1979年普利策新闻奖初设特稿奖（Feature Writing）的获奖作品《凯利太太的妖怪》（Mrs. Kelly’s Monster），这篇作品是体现人类挑战疾病的一次失败之旅的名作；其实，除了特稿，优秀的解释性报道（Explanatory Reporting）和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也都非常注重讲故事。
普利策新闻奖并没有单设健康类题材的奖项，不过近年的获奖作品当中，与疾病、健康和医院、医疗有关的广义的健康新闻平均每年都有一个系列报道，有的年份还不止一个。笔者阅读的2010年至2024年的14个作品中，除2023年涉及新冠疫情的获奖作品为特稿、2013年获奖作品为社论写作（Editorial Writing）外，其他皆是解释性报道或调查性报道。这14个作品大多数都讲述了丰富多彩、细致立体的新闻故事，即使系列社论也主要是在陈述事实。
我们先通过获奖理由来了解一下这些作品讲的都是什么故事。
2023年特稿写作奖（Feature Writing）获奖作品是同一作者的四篇稿件，获奖理由是：“关于人们与疫情、无家可归、吸毒和不平等作斗争的个人叙述，令人回味，这些叙述共同构成了当代美国的一幅引人注目的画卷。”其中一篇通过美国丹佛一个女公交车司机的视角，以移动的视线呈现新冠疫情给城市和市民带来的打击。
2021年普利策金奖——公共服务奖（Public Service）的获得者《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其“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勇敢、有先见之明和全面的报道”，报道采用了文字、图片、视频、数据库和互动等多种形式，既有日常动态，也有深度调查，揭露了美国的“种族和经济不平等、政府失职”（以下简称《新冠系列》）。
2020年地方报道奖（Local Reporting）由《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的多名记者获得，他们“对市长和她协助监督的公立医院系统之间有利可图、未披露的财务关系进行了富有启发性、有影响力的报道”。从2019年的3月中旬到5月初市长宣布辞职，读者像在看一部反腐连续剧（以下简称《市长的健康读物》）。
2019年获得调查性报道奖（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三名记者揭露了“南加州大学一名妇科医生被指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侵犯了数百名年轻女性”（以下简称《25年的性侵》）。
2018年获得调查性报道奖的《辛辛那提问询报》（The Cincinnati Enquirer）的数十名记者，合作了“引人入胜、见解深刻的报道和视频，记录了大辛辛那提地区（greater Cincinnati's）7天的海洛因流行的情况，揭示了致命的毒瘾如何蹂躏家庭和社区”。
2017年获得调查性报道奖的《查尔斯顿公报邮报》（Charleston Gazette-Mail）记者埃里克·艾尔（Eric Eyre）“顶着强大的压力，揭露了大量鸦片类药物流入美国用药过量死亡率最高的西弗吉尼亚州的贫困县”。
2016年获得调查性报道奖的《坦帕湾时报》（the Tampa Bay Times）和《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the Sarasota Herald-Tribune）的记者和数据专家团队花了一年多时间调查佛罗里达州最大的州立精神病院，“两家新闻机构合作报道佛罗里达州精神病院的暴力升级和疏于照顾，并问责州政府官员”。
2015年获得调查性报道奖的两个作品之一是《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揭露医疗保险）（Medicare Unmasked），这“是一个开创性的项目，它让美国人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有关他们健康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动机和做法的机密数据”（以下简称《揭露医保》）。
2015年的国际报道奖（International Reporting）获奖作品也与健康有关，是《纽约时报》数十名记者（有的记者身处非洲疫区）完成的数百篇有关埃博拉（Ebola）疫情的报道， “勇敢的前线报道和生动的非洲埃博拉故事，让公众了解疫情的范围和细节，同时让当局承担责任”。
2014年调查性报道奖得主是华盛顿特区公共诚信中心（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Washington, DC）的克里斯·汉比（Chris Hamby），“他报道了一些律师和医生如何操纵一个系统，拒绝向患有尘肺病的煤矿工人提供福利，他的报道推动了补救性立法”（以下简称《尘肺》）。
2013年与健康报道有关的是社论写作奖（Editorial Writing）。《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的蒂姆·尼肯斯（Tim Nickens）和丹尼尔·鲁斯（Daniel Ruth）为了推翻报社所在县70万居民供水停止加氟的错误决定，不仅会见了氟化物的批评者，而且采访了牙医和氟化物专家，并走访自己购买氟化物药片的家庭，阅读数千页的学术研究成果。他们撰写的社论最终促使该县恢复在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这一经济和科学的做法。
2012年的调查性报道奖之一由《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的迈克尔·J·贝伦斯 （Michael J. Berens）和肯·阿姆斯特朗（Ken Armstrong）获得，他俩调查了华盛顿州将一种更安全的止疼药替换成更便宜却更危险的美沙酮的事情，报道引发了全州的健康警告（以下简称《便宜的止疼药》）。
2011年获得解释性报道奖的《密尔沃基哨兵报》（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的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等5名记者，“通过文字、图形、视频和其他图像，清晰地审视了一项利用基因技术拯救一名遭受神秘疾病威胁的4岁男孩的漫长而艰难的努力”（以下简称《拯救尼古拉斯》）。
2010年调查性报道奖两个获奖作品之一的《纪念医疗中心的致命抉择》（The Deadly Choices at Memorial），是由ProPublica网站的记者雪莉·芬克（Sheri Fink）与《纽约时报》杂志合作推出的，“这个故事记录了一家医院疲惫不堪的医生在被卡特里娜飓风引发的洪水切断联系时做出的紧急生死决定”。这篇报道也获得了当年美国杂志编辑协会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合办的美国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的最佳报道奖（以下简称《抉择》）。
二、14个作品的叙事特点
总括这15年14个作品讲故事的方法，有6个特点十分突出。
（一）关切病患伤痛
被洪水围困的住院患者、被怪病折磨的幼童、对美沙酮上瘾的伤者、自费购买含氟药片的家庭、濒临死亡的尘肺矿工、被埃博拉夺命的患者、遭受暴力的精神病人、被毒瘾控制的贫困家庭、在校医院被猥亵的女大学生、面临新冠威胁的人群等，在这14个作品中，读者总会读到甚至记住那些经历身心苦痛的有名有姓的个人的遭遇，正是他们的伤痛激起了读者对病痛成因和疗愈的关切。
即使在突出知识性、科学性的解释性报道中，优秀作品对患者伤痛的叙述依然令人揪心。
2011年获奖的《拯救尼古拉斯》作品中主人公尼古拉斯只有4岁，但他已经被一种怪病折磨了两年，做了100多次手术，他一吃东西“肠道和皮肤之间就会出现不寻常的洞，导致粪便漏入腹部的大伤口”，威斯康星州儿童医院的医生们从数以百万的医学文献中也查不到他患的究竟是什么病。
记者不仅详细描述了尼古拉斯的痛苦，也让读者知道了他的爱好——喜欢扮作蝙蝠侠。
尼古拉斯的妈妈在网上续写已有230页的治疗日记，医生在她面前提到字母D开头的“Die”（“死”）这个词，她就会怒不可遏。
这对母子的痛苦与坚强，深深打动了儿科医生，尽管当时还没有使用基因测序技术进行诊断的公开报告，但医生还是向一名一直想把遗传研究从实验室带到医疗系统的遗传学家写信求助：他介绍了尼古拉斯的病情，还把男孩妈妈的日记链接发给了遗传学家。
这名遗传学家有两个孩子，他点开了日记，边读边想：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推入手术室会是什么感觉，他想象他的孩子消失在一扇门的后面，自己既不能跟随也不能提供保护，他简直无法想象小尼古拉斯一家已经经历100多次这样的时刻。他决定帮助这个孩子。
作为优秀的解释性报道，记者的关注点并不只是尼古拉斯，他写道：儿科医生的请求不仅限于一个生病的孩子，对尼古拉斯进行基因测序可能会改变治病的方式，尤其是那些症状与任何已知疾病都不匹配的患者。即使这个男孩的疾病只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少数人，该技术也可能用于诊断其他罕见的遗传性疾病；总的来说，罕见疾病大多是遗传性的，折磨着 2500 万到 3000 万美国人。
（二）洞悉人性幽暗
医生和医院、患者和家属是健康报道中最重要的两方，这15年来的14个作品既重视患者的伤痛，也关注医生和医院的境况，有的还刻意追踪医生的成长经历、专业训练和性格特征，帮助读者体会人性之复杂。
这些获奖报道让读者认识了若干医生，有的医德高尚富有同情心，有的利欲熏心、行为卑琐甚至涉嫌犯罪，但报道并没有将这些医生脸谱化，而是用事实表现出新闻当事人自身的行为逻辑。2019年获得调查性报道奖的《25年的性侵》对涉嫌性侵的南加州大学学生健康中心的医生廷德尔（Tyndall）的叙述便是如此。
在记者采访中，我们了解到70多岁的廷德尔1967年退学后加入海军，其所在部队曾在菲律宾驻扎；1971年退役之后在菲律宾和美国的医学院学习，他赞赏菲律宾人的家庭观念，40多岁时娶了一名比他小27岁的菲律宾太太；1989年他在42岁时，入职南加州大学。廷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南加州大学聘请他的一个原因是他有能力进行阴道镜检查。
在南加州大学学生健康中心担任全职医生期间，廷德尔曾开过一家名为“魅力摄影”（Glamourlight Photography）的公司，他太太担任化妆师。根据记者的拍摄记录，该公司定期在黄页和好莱坞演员名录上刊登如下广告：“魅力摄影”提供头像和全家福这样的传统服务，也提供“闺房”照服务——拍摄穿内衣女性的私密的、色情的照片。
2018年的6月，警方在廷德尔的储藏室发现了一大堆色情录像和照片，有的显示他正与女性发生性关系，有的则是患者检查身体时的裸照。
作为获奖的调查性报道，记者在探究廷德尔性侵事件中为什么他被同事和学生举报多年却没有得到校方回应的同时，也通过上述客观叙述使读者对他被指控的不当行为（如要求求诊女生不必要的全身赤裸、手指不适当的插入、拍摄隐私部位等）、他对年轻女性的特殊注意（尤其针对亚裔女生）乃至他的生活习惯，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三）挖掘制度漏洞
制度漏洞当然是这些作品呈现的重点，为了最终揭示制度漏洞，获奖作品往往如同侦探小说般一点点揭开医生、医院、律师、官员侵犯患者权益甚至不当获利的种种行径。
2020年获地方报道奖的“市长的健康读物”报道了时任巴尔的摩市长的凯瑟琳·普格（Baltimore Mayor Catherine Pugh）如何向自己参与监管的马里兰大学医疗系统推销其出版的以虚拟人物非裔女孩霍莉（Holly）为主角的有关健康饮食和锻炼的系列读物《健康的霍莉》（Healthy Holly）。根据报道，凯瑟琳通过自己的公司（Healthy Holly LLC）推销了10万套书，销售金额达50万美元，营利10万美元。与巴尔的摩市有业务往来的一家医疗服务公司和一个非营利组织也分别买了10万和9万美元的《健康的霍莉》。媒体还陆续公布了医疗服务商支持市长的其他方式——捐款和借钱。
市长先是否认，曾经做过记者和编辑的她指责报道此事的记者和其他人的调查是“猎巫行动”，但她不得不接受调查。随后她提出病休，并表示康复后将重返岗位。但在联邦特工搜查她的家后，她被迫辞职。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尘肺发病率一直上升。2014年获得调查性报道奖的“尘肺”，首先刺激读者的是像福克斯（Gary Nelson Fox）这样患尘肺多年却无法获得相应福利的矿工的惨状。福克斯于1950年出生，参加过越战，为了让妻女生活得更好而下井，“几乎从不缺勤，除了发烧39℃，除了被落下的岩石砸碎脚踝。他日复一日地工作，部分身体浸在潮湿的水中，每晚都湿漉漉地回家；他扭曲着差不多1米88的身体在只有几英尺高的洞口弯腰或爬行9小时轮班”。在出现症状十几年之后的1999年，一名美国劳工部认证的医生诊断他患了最严重的尘肺。政府部门命令他的雇主——著名的梅西能源公司（Massey Energy）的子公司向他支付福利，但是跟以往一样，该公司拒绝这样做，并提出上诉。
福克斯没有律师，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矿工在案件的初始阶段有律师帮助，而煤炭公司及其保险公司几乎总是有专门处理尘肺索赔的律师代理诉讼。福克斯的雇主聘请的是著名的杰克逊·凯利律师事务所（Jackson Kelly PLLC）的律师，律师扣留（withheld）了证明他患有尘肺的病理检查。2001年，严重依赖检查报告的法官米勒（Edward Terhune Miller）拒绝了福克斯的福利申请，福克斯只好继续下井，导致尘肺更加严重。记者采访时已经退休的这位法官，在得知十几年前律师的行为时说：“我完全惊呆了。”记者发现，这家律师事务所扣留了大量矿工的检查报告，正是这些不法律师误导了法庭。记者还发现，著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the Johns Hopkins Medical Institutions）的尘肺项目为许多后来被确诊或尸检确认患有尘肺的矿工出具了阴性报告，致使他们失去了获得福利的机会。
（四）报道推进持续紧张
获奖作品往往不满足于交代事实或陈述更多的事实，而是呈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张的情势，有意地铺陈情节：一是通过几篇、十几篇甚至几十篇、上百篇的报道展开描述，有的还配以评论；二是营造紧张的氛围，对当事人的命运与事件的变化展开双线甚至多线叙述。
在篇幅上，14个作品只有一个是单篇形式，其他都是系列报道。即使是单篇作品，它的情节线也是典型的“步步爬升，急转直下”。
2010年，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杂志奖的“抉择”，用前四个核心段落着重描写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来的四天，按一天一天甚至几小时几小时的节奏描摹被飓风带来的洪水围困的医院如何一步步陷入绝境：断水断电、呼吸机停止、38℃高温袭人、救生直升机和船只久等不来、本就危重的病人出现呼吸困难甚至神志不清；并且一步步呈现医生面临的痛苦抉择：是让病人在煎熬中等待不知何时才到的救援，还是让他们以较小的痛苦离世？
记者在报道的后两个部分写出了给9名等待救援的患者注射过量麻醉药物致其呼吸停止的医生身处的五重困境。
1.专业技术认定方面：参加过肯尼迪遇刺案和辛普森杀妻案审理的一名法医将9人中7人的死因认定为“谋杀”；另一名知名法医和一名药物专家认为9名患者都是被谋杀；解剖尸体的实验室主管告诉记者：在这家医院发现的41具尸体中，很多尸体中检出的违禁药物吗啡和咪达唑仑的浓度高得惊人，“就像一颗炸弹”。
2.法律诉讼审判方面：飓风引发的洪水袭击这家医院将近一年后，有三名医生因涉嫌谋杀被捕，但在被捕当晚获释。医院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首席检察官认为医生的注射行为“根本不是安乐死”，“明显是不折不扣的谋杀”；但大陪审团没有通过任何一项对医生的起诉。
3.医务同行评议方面：曾有医生给患者注射吗啡和咪达唑仑时问过医院伦理道德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真能这么做吗？”这名主席对记者说，她被病人的糟糕状况触动，认为注射可以让他们舒服一些。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栏目《60分钟》（60 Minutes）播出对获释医生的专访当天，美国医学会（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发表声明：“美国医学会为许多英勇的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在卡特里娜飓风来袭后做出了牺牲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4.公众道德判断方面：死者家属质问医院和医生：谁给你们剥夺患者生命的权力？但有数百名市民游行表示支持采取紧急措施的医生，并发出警告：如果一名医生因为救灾而被起诉，那飓风过后留在当地的本就不多的医生都会逃离。
5.新闻媒体审视方面：医生被捕的第二天，媒体直播了检察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也报道了被捕医生的律师组织的发布会；有媒体采访了死亡患者的家属，也有媒体采访了涉事医生。
如此扭结、冲撞、矛盾，使整篇报道充满张力，将紧急状态下医院和医务人员处置危重病患的权限和做法这一重大问题再次推到公众面前，推动读者思考生命伦理的内涵与考验。
（五）呈现数字肌理
详细精准、形象直观的数据信息，不仅能提供超越个案和个人的背景信息、扩展新闻的社会面，还能生动体现个案内部、个人自身的具体信息，丰富新闻的叙事。
2021获得金奖的《纽约时报》“新冠系列”试图勾画全景，既用文字和图片描述疫情发展、国家举措、个人遭遇，也为读者提供各种数据库和互动信息，比如，“最新地图和病例数（Database: Coronavirus in the U.S.: Latest Map and Case Count）”等反映面上动态信息的数据库，或者，“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冠状病毒死亡与疗养院有关”（Database: Nearly One-Third of U.S. Coronavirus Deaths Are Linked to Nursing Homes）、“在美国高校追踪冠状病毒（Database: Tracking the Coronavirus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等某些特定场所的疫情数据库。互动内容既有政治解读，如“全面了解冠状病毒的种族不平等（Interactive: The Fullest Look Yet at the Racial Inequity of Coronavirus）”，也有实用信息，如，“您附近的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有多满（Interactive: How Full Are Hospital I.C.U.s Near You）。”
2015年，《华尔街日报》的《揭露医保》之所以获得调查性报道奖，得益于它充分发挥了数据叙事的优势。该调查报道从数据入手，将医生的个人行为放在数据分析这个“显示屏”上，清晰地揭示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异常行为。记者分析了2014年4月首次公开的医疗保险医生支付数据（Medicare physician-payment data），发现2012年有2300多家医疗服务提供者通过单一手术或服务从医疗保险中赚取了50万美元或更多，其中一名承认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心脏病医生韦弗（Ronald S. Weaver），给99.5%的享受医疗保险的患者实施了一种平均不到5%的患者才做的心脏手术。记者在数据中发现，以心脏护理闻名的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的141名心脏病专家，前一年仅对6名患者进行了这项手术，而韦弗医生做的615例手术都由联邦老年人和残疾人健康保险计划买单，共16619笔。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记者在其他疾病的治疗或检查中也发现若干获得超高医疗保险回报的医生。《华尔街日报》的一组记者和数据专家还创建了若干程序来分析和理解这些数字，产生了一系列交互式图形、图表和其他充满艺术感的信息产品，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引用了这些图形、图表。
2012年获得调查性报道奖的《便宜的止疼药》，绘制了一张触目惊心的死亡地图，死者是因为过量使用美沙酮（methadone），该药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警告“可能导致死亡以及危及生命的呼吸和心跳变化”的治疗慢性疼痛的处方药。从死亡地图一望即知：死者往往集中在低收入地区。
（六）发挥影像力量
同为个人故事，从1979年获奖的特稿《凯利太太的妖怪》到2011年的解释性报道《拯救尼古拉斯》，我们可以看到特稿和解释性报道的区别，更可以看到30年来健康题材叙事的微妙变化：在依然注重呈现患者伤痛和医生勇气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发病机理的深入探究、对治疗方法的大胆探索等更专业问题的采访和呈现，还充分利用了视频、动画等多种视觉手段。
《拯救尼古拉斯》不仅有图表显示患儿的病症（Graphic：Doctors struggle to control a rare and mysterious disease ravaging a young boy's body）和基因缺陷（Graphic：Nicholas' DNA: Unraveling the mystery ），还应用不同内容的视频展开叙事。其中，有长达7分钟的催人泪下的自述形式的视频《患儿妈妈日志》（Video：The treatment: A mother's journal ），也有《一个男孩的怪病》（Video：A boy's mysterious disease）和《给男孩的基因测序》（video：Sequencing a boy's DNA）等视频直观科普。
2020年3月，《纽约时报》的“新冠系列”推出视频：《人们在垂死挣扎》（Video: “People Are Dying”：72 Hours Inside a N.Y.C. Hospital Battling Coronavirus），从一个美国急诊室医生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医院用冷冻车存放尸体、呼吸机和口罩供应短缺、患者数量激增、医护人员大量生病等方面的窘境。
对照许多常见的健康报道，它们即使刊发于知名媒体，即使属于解释性报道或调查性报道，也往往呈现出有信源无人物、有事实无细节、有经过无情节、有地点无场景等不足，这其中的缘由，除了“时间紧任务重”造成的采访不够深入，恐怕跟“深度报道不用太讲究叙事”的误解有关。
诚如2014年获得普利策调查报道奖的新闻中那些身患尘肺却得不到确认与赔偿的矿工们所感，“他们觉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错误的，希望他们的故事能被讲述（They felt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m was wrong and wanted their stories told）”。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健康报道或哪类题材的深度报道，要想被更多人看见、听见，仅仅告知是不行的，还需要好好讲故事。
参考文献:
[1] Wahl-Jorgensen, K. The 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 A case study of Pulitzer Prize-winning articles[J]. Journalism, 2013, 14(1):129-145.
[2]所有作品均见普利策奖官网：https://www.pulitzer.org/prize-winners-by-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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