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闻礼法者，人伦之纲纪，刑律者，社稷之权衡。今有山西大同阳高县一讼，名“订婚强暴案”，其情诡谲，其理纷纭，民议沸腾，官署审慎。时维乙巳年二月廿五日（公历2025年3月24日），翌日即开二审，刑事、民事二案并起，举国瞩目。余以实录为本，溯其源流，析其曲直，以俟公断。

癸卯年三月十二（2023年5月1日），阳高县民席氏子某某，年廿七，与吴氏女某某，年廿四，依俗订婚。席氏纳聘，付半礼金十万钱，赠金戒一枚，重七钱二分，立契为证。契曰：“若男悔婚，聘礼不返；若女背约，尽数归还。”且诺婚后一载，于九丈婚房之契添女名。是日宴宾，觥筹交错，礼成而约定。

翌日，吴女归宁，依俗行回门之礼。午后，二人入婚房，遂行云雨。未几，吴女遽诉强暴于官，席生遂陷囹圄。三月十六，席生拘系，五月初九，检司以强暴罪诉之。冬月十三，阳高县衙一审，判席生强暴罪成，处刑三年。席生当庭抗辩，坚称无罪，上陈至大同府衙。

席母郑氏泣告：“吾儿与吴女既订婚约，何来强暴？彼时二人情投，入房相拥，岂有逼迫？事后吴女沐浴更衣，反索余礼十万，并立逼房契添名。吾家一时难筹，吴女遂怒而诬告。”又言，吴母尝私录席生之言，胁其履约，此乃构陷之证。律师殷清利亦陈：“案发时无目击，女方伤痕未验，供词多臆测。且席生羁押廿二月余，始终鸣冤，足见疑窦丛生。”

吴母吴某平厉声驳斥：“席生恃力逞凶，强辱吾女，岂容狡辩？所谓索财添名，皆虚言污蔑。吾女贞烈，素恶婚前苟合，岂甘自毁名节？”并斥席家以“骗婚”“敲诈”流言惑众，坚称报案惟求公道，非关财帛。

一审有司据吴女供词，谓席生“违逆女意，强行苟合”，依《刑律》二百三十六条定罪。然席氏律师指摘：“庭审匆促，四刻即决；辩护所呈廿六条陈，衙署置若罔闻。更甚者，宣判之日，律师未至，程序有亏。”由是舆情哗然，疑司法偏颇。

席生上诉后，大同府衙三度延期，自甲辰年八月至东月（2024年9月至12月），复定乙巳年二月廿六日二审。其间，最高刑司数番斟酌，显见慎刑之意。二月廿五日，庭前会议，控辩各呈新证：席方请调证物、除非法供述、重验伤痕，并求吴女及证人出庭；检司亦补证词。辩方谓：“案悬二载，物证或湮，然女方言辞反复，矛盾昭然，愿法曹明察秋毫。”至若民事讼争，吴氏虽退十万聘礼，然房契添名之诺未践，席家复诉追偿，此案亦于同日审理。

此案要害，在于“合意”与否。依律，强暴之罪，须证暴行、胁迫及女方抗拒。然案发独处密室，别无佐证，惟凭双方供述。席家持订婚之契，证二人已近夫妇；吴家斥其悖礼，强合于未婚之时。一审偏听女方，然二审若纳新证——如当日录音、索财之迹，或可动摇前判。且最高刑司新颁《聘礼断讼例》（2024年2月施行），或引为参酌，以辨案情是否涉财讼纠葛。

民事讼争，虽涉钱财，实为刑案之影。若刑案翻异，则吴氏退礼或生变数；若维持原判，则席家索偿必难遂愿。然法司裁断，当以契约为本。席家诺房契添名，系附于婚约，今婚约既破，此诺效力几何？此亦法理之辩。

此案非独司法之争，更揭乡土婚俗之弊。晋地聘礼奢靡，房契为质，婚约几成交易。有识之士疾呼：“礼崩则伦常乱，财重则人情薄。”纵二审公允，此风难息，犹待教化更张。

明日堂审，万众屏息。然余观之，二审改判非无可能：一则羁押日久，席生冤抑之声不绝；二则刑司慎刑，延期已显重审之态；三则新证迭出，或补一审阙漏。然法曹持衡，首重实据，若女方伤痕确凿，供述无瑕，则席生罪责难逃。至若民讼，恐依契断案，吴氏退礼已践约，房契之诺或判无效。

嗟夫！礼法相争，情财纠葛，此案之谳，非独决一人之罪，亦将立风俗之鉴。愿法曹秉烛夜审，还曲直于昭昭，则民信可树，公义得彰矣。

昔太史公云：“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今观此案，法理人情，胶葛难分。若官能循迹索隐，察微知著，则蒙冤者雪，诬告者惩，晋地婚俗之弊，或可因之革除。然世道浇漓，财欲横流，欲正本清源，岂独赖一纸判书耶？

注：文中日期、法律条文及案情细节均据公开报道，预判部分为笔者综析舆情、法理之论，非定谳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