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很多朝代都出现了政治强人的治理模式，无论是雄霸天下的皇帝，还是控制地方的官员，都算是政治强人。政治强人的治理模式很容易出现问题，但他们只要能维持社会的平稳发展，就算是有功劳，甚至有的会成为明君贤相，有的会成为清官廉吏，却往往忽略了政治强制性领导带来的负面效应。

马克思·韦伯说过卡里斯玛型人格。这种人格与领袖超凡的个人魅力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其衍生权威既无法剥夺也无法模仿，只能由个人行使；并且往往致力于改变，甚至摧毁现有组织和制度，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改革的诸侯，还是实现大一统的秦始皇，都算是政治强人，要用一定的学说改变现有的制度。但天下岂是那么容易治理的？仅靠武力治理天下是不行的，不管是秦靠武力统一了天下，还是蒙古族靠武力统一了天下，都不会永远靠武力统治下去，而是要讲究儒家学说，甚至要改造儒家学说，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曾经叱咤风云，曾经雄极一时，但最终都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即便如秦始皇那样的人物，想要让权力千世万世流传下去，也仍然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因为封建国家不可能永远不破灭，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出现颠覆现有制度的力量。封建皇帝并不是那么糊涂，而是知道如何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维持社会各方力量的均衡。只要能够保证社会平稳发展，能够让老百姓有吃有穿，社会就不会动乱。

政治强人往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甚至有军人的风格，要求所有人都要服从他的领导，而且使命必达，速战速决。越是这样的皇帝，就越容易形成强烈的独断专行的作风，甚至有时候刚愎自用，听不进臣子的意见，一意孤行，最终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却让一些大臣来承担责任，甚至根本不负责任。在皇帝眼里，一个人就和蝼蚁差不多，是生是死和皇帝关系不大，皇帝只关心他的江山社稷，关心他的享乐生活。倘若皇帝想要施展文治武功，就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往往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并不一定好。秦始皇修筑了万里长城，却并不一定能阻止匈奴的入侵，倘若能阻止，就没有汉代的卫青、霍去病长击匈奴了。秦始皇还把天下的兵器收到宫廷，铸成了十二座金属人，算是销毁了天下的宝贝兵器，却并没有防止陈胜、吴广的叛乱。汉武帝的宫廷“巫蛊案”株连太多，残杀太多，以至于嗜杀成性，被人屡屡诟病。武则天重用酷吏，虽然能够迅速结案，但容易形成对政治对立面的争斗，不利于政治和谐生态的构建。朱元璋建国以后大杀功臣，也被后人屡屡诟病。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囚禁光绪皇帝，更是开启了政治强人的治理模式，最终弊大于利。

即便是地方官员，也会出现政治强人。他们一般会造一些工程，等于是惠民工程，却往往被同僚弹劾，因为在造工程的过程中，他们吃了回扣，而且并没有买通上级，也就是没有在官场运作，没有实现利益均分，当然就会被同僚弹劾了。无论是苏轼还是白居易，都被弹劾过，而且造的工程也毁誉参半。一般来说，官场内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要靠银子铺路，要靠利益往来，而利益的根本是银子。书生十年寒窗苦读，一朝考中之后，就可以做官。他们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而是要遵从官场的潜规则，拼命搜刮民间财富，用于官场运作，不然就不能获得升迁的机会，也不能掌握很大的权力。他们往往认为一路升迁之后，获得很大的权力，就可以治国安天下了，起码可以为老百姓造福。而一旦他们形成了搜刮银子的惯例，会搞各种官场运作，也真的做了大官，有了很大的权力，就只会为官僚谋福利，为统治阶级利益着想，甚至只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就不会胸怀天下了。他们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就可以开启政治强人的治理模式。

他们巧立名目，搜刮民间财富，甚至可以层层加税，可以镇压农民叛乱，而不会让皇帝知道，只是和上级合伙镇压，当然要防止消息的外泄，而上级成了他们的保护伞。官员们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当然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他们会形成政治强人的治理模式。看似老百姓面对的是一个官员，其实面对的是整个官员群体。当官员不为老百姓办事，而且各级官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老百姓就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官员手握权力，拥有绝对话语权，可以对管理的地方事务进行强有力的干预，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死。有书生要揭露他们的贪污腐化行为，他们就会把书生下在大狱里，等着书上的家人来赎他。书生的家人四处借钱，要赶快把书生赎出来，不然书生死在大狱里，就叫做“庾毙”，官员和狱卒都不用负责任。官员除了要遵从皇帝的命令，就是要遵从上级的命令，还要自己颁布很多命令，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自身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老百姓服务，但他们会宣称为老百姓服务，而且要做出一副勤政爱民的样子。即便是皇帝颁布的命令，到了地方上，地方官员也会改变命令的具体执行环节，甚至违背了命令的初衷。很多地方官员联合起来糊弄皇帝，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强人政治模式。倘若有地方官员比较强悍，除了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有紧密的关系网，就一定树大根深，就像《水浒传》中的梁中书，岳父是当朝太师蔡京，朝中有人，当然就可以杀罚决断，甚至可以强力控制地方事态。

古代不乏政治强人的治理模式，很容易走上极端，但出发点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也要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倘若在他们的治理下，正好赶上风调雨顺，农作物丰收，就算是盛世了，其实和他们的治理没什么关系，似乎和天气以及劳动人民的努力有关系。当气候不好的时候，即便政治强人再努力，也不一定能弄得社会和谐，不一定达到河清海晏的程度。看来古代政治环境是否清明，人民是否安居乐业，和政治强人模式没什么关系。即便出现了秦皇汉武，出现了一代天骄，也只是被吹捧，真实的情况却没有那么好。历史学家应该重新审视政治强人模式，审视当时的气候与经济发展，看人民生活的水平，当然也要看到政治强人的作为以及最终结果，才能做出综合的评价，不然只是吹嘘，甚至出现一边倒的评论，怎么说都是不客观的，容易产生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