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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连续12年下降，从77.43岁降至67.71岁。61.47%的遗嘱指定管理人，15.71%选择专业机构托管。《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4年度）》所披露的数据，显示人们的遗嘱观念在发生改变。而“国内遗嘱第一案”的终止，也表明社会对于财富传承的认知，以及相关法律与税收制度的完善，还亟待突破。

清明节将至，人们在缅怀亲人的同时，也会面对死亡的话题。3月21日，《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4年度）》正式发布。近日，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内“遗嘱信托第一案”也终止了。对于死后的财富传承，目前在国内还存在认知与法律上的种种障碍。而死亡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如何规划死亡，其实也映射了对“生”的态度。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4年度）》所披露的

自2018年起，中华遗嘱库便形成了每年3月发布年度遗嘱大数据的惯例，至今已持续六年。3月21日，中华遗嘱库发布2024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白皮书在对遗嘱数据进行多维度展示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空巢老人、孤寡老人、遗嘱修改、遗嘱管理人进行了专题研究。

近期，两起无人继承的遗产纠纷案引发社会关注。上海独居老人葛先生猝然离世后，300万元遗产及一套住房被收归国有，其堂弟经过诉讼分得葛先生存款和保险金共130万元。北京41岁的赵女士病逝后留下了数百万元遗产，其部分亲属继承了赵女士的银行存款与体恤金，名下房屋被收归国家所有。两起案件的共同点是当事者生前都未立遗嘱，引发公众对无主财产归属问题的热议。

白皮书首次系统披露了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等群体的遗嘱数据，填补了传统继承研究中的空白。2024年，全国60岁以上老人遗嘱登记中，空巢老人占比高达60.28%，且北京、上海、广东三地集中了超77%的空巢老人遗嘱登记量，反映出经济发达地区“老年留守”现象的普遍性。

此外，未婚、不婚、离异等非传统家庭群体的遗嘱需求显著增长，登记量超3.6万份，其中未婚不婚人群60岁以下占比80%，高学历女性主导，44.65%以“照顾父母”为首要目的，这表明家庭结构松散化下的自主规划意识在增强，凸显社会对多元家庭结构的包容性提升。

白皮书披露的数据，也显示了遗嘱年轻化与女性主导的趋势。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连续12年下降，从77.43岁降至67.71岁，遗嘱规划逐渐成为中青年群体“未雨绸缪”的常规操作。

同时，女性在遗嘱规划中占据主导地位：老年群体中，女性立遗嘱比例连续12年超过男性，未婚、不婚群体中女性占比达69.29%，再婚女性比例也达68.21%。这反映了女性从传统“照料者”向“财产治理者”的角色转型。

立遗嘱也正在突破传统继承模式，11.59%空巢老人将财产留给孙辈等非法定继承人，9.78%孤寡老人选择捐赠公益机构，遗嘱正在从单纯财产分配转向情感延续与社会责任。在遗嘱专业化方面，61.47%的遗嘱指定管理人，15.71%选择专业机构托管，实现从“家庭自治”到“专业托管”的转型。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4年）》揭示了中国遗嘱观念从被动接受向主动规划、从单一分配向多元治理的深刻转型。财富传承工具的创新，比如遗嘱信托混合模式、遗产管理人制度，回应了社会需求，但有关信托登记、税制方面的法律空白和执行矛盾仍是主要障碍。未来需通过立法完善、技术赋能和公众教育，推动遗嘱服务与财富传承体系的专业化、国际化发展。

“国内遗嘱信托第一案”所揭示的

近日，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内“遗嘱信托第一案”所确立的遗嘱信托的当事人签署了和解协议，终止了这份遗嘱信托，所涉信托财产按法定继承处理并分配结束，未能实现被继承人传承家族财产的期望。

国内“遗嘱信托第一案”指的是2017年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李某诉钦某某等遗嘱继承纠纷案。一审判决书显示，2015年8月11日，李某甲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过世。2015年8月1日，就在李某甲过世前，他写下了一份亲笔遗嘱。

在遗嘱中李某甲明确表示，不分割名下遗产，而是成立“李某家族基金会”，指定妻子钦某某和3个兄弟作为受托人，子女亲属为受益人，并详细规划了财产的管理与分配方式。

李某甲名下资产众多，包括1000余万元的金融投资产品，还有位于上海金家巷、青浦练塘前进街以及海口的3套房产。李某甲去世后，其与前妻所生子女李某等继承人对遗产继承产生纠纷，李某将钦某某等诉至静安区法院。

静安区法院表示，上述李某甲的意思表示，符合信托的法律特征，应当识别为李某甲希望通过遗嘱的方式设立信托，实现家族财富的传承。因此，该份遗嘱的效力，应当根据继承法和信托法进行认定。

静安区法院一审判决，李某甲所立遗嘱有效，依法成立信托。值得一提的是，李某甲在自书遗嘱中并未出现“信托”“遗嘱信托”等字样，而是在出现纠纷后，法院通过遗嘱内容，探究被继承人的真意方认定遗嘱信托。

令人扼腕的是，在遗嘱信托执行过程中，矛盾逐渐显现。先是受益人之间因信托财产金额争议于2019年对簿公堂，而后部分受益人对受托人是否妥善履行职责产生质疑，又于2020年再次引发诉讼。

在这份遗嘱信托履行的过程中，受益人与受托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终止了这份遗嘱信托，选择依照法定继承分割了被继承人的财产，“国内遗嘱信托第一案”就此终止，未能实现被继承人李某传承家族财产的期望。

这也引发了关于遗嘱信托终止条件的探讨，即在委托人过世后，受益人与受托人能否合意终止信托？“国内遗嘱信托第一案”的终止执行是遗嘱信托面临现实困境的一个缩影。

遗嘱信托，是依据委托人遗嘱而设立的信托形式。相较于其他信托，其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生效时间：遗嘱信托是在委托人逝世之后，方可生效，因此也被称之为死后信托。

遗嘱信托近年来逐渐成为财富传承的重要工具。数据显示，2025年遗嘱信托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000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0%。信托公司如万向信托已推出遗嘱信托服务，尽管目前仅其一家实质性开展业务，但“监护无忧”等创新服务模式已吸引部分高净值客户，可以通过遗嘱信托管理跨境资产和复杂家庭关系。

现行《信托法》对遗嘱信托的设立、财产登记等环节缺乏细则。例如，不动产和股权等资产转移至信托时，因登记制度不明确导致信托效力存疑。而且，中国尚未开征遗产税，遗嘱信托的税务筹划优势难以体现，降低了高净值人群的设立动力。

中国遗嘱信托市场正处于“需求觉醒期”，高净值人士的遗嘱规划从单一财产分配转向综合风险管理，但法律制度和市场成熟度仍需完善。

作为传统传承工具的遗嘱，一直以来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在处理特定事项、特定财产类型以及特殊意愿等方面。在当下遗嘱信托发展遭遇瓶颈之时，或许可以先聚焦于充分利用遗嘱这一传统工具，以期为遗嘱信托未来的发展积累参考经验。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4年度）》的发布与“国内遗嘱信托第一案”的终止，一方面显示了人们对于死亡、对于遗嘱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财富传承的认知，以及在法律和税收制度完善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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