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栋
“一部民国金融史，半部中国书画史”。翻开近代诸多书画大家的人生履历，与旧时银行、钱庄有着或深或浅的缘分；而近代银行家们所留存下来的珍贵墨迹里，也同样见证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功底。 ｢翰墨见“金”神｣ 带大家重新认识那些曾和金融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艺术大家，他们的金融才学、做人之道和博雅人生，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自19世纪中期开埠以来，上海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前沿城市，繁荣发达的商业经济不仅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而且铸就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风格气度，海派绘画亦由此形成，引领一代风尚，绵延一百多年。这些优秀的海派画家中，有一位曾担任过银行高管，他就是与齐白石有“北齐南姚”之誉的姚虞琴。
两段金融职业生涯
姚虞琴（1867年-1961年），名瀛，字虞琴，一字渔吟，号景瀛，晚年以字行，原籍仁和亭趾（今属浙江余杭），久居上海，精绘画、工书法、擅诗文、喜收藏、长鉴赏，与吴湖帆、黄葆戉、张大壮并称“四大鉴定家”，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系民革成员，著有《珍帚斋诗稿》《杨柳楼台》等，还合编过《临平记再续》三卷与《杭县志稿》。
在大运河边的余杭亭趾，姚虞琴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虽然其身处的时代已是清朝末期，但科举仍是读书人的唯一正途。他少时受当地秀才沈任启蒙，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又是其姑表叔，所以姚虞琴习读诗书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于“四书五经”上也下过功夫，但他并不热衷于此，而是潜心书画，早年科举未第，就辗转南北谋生，先后在湖北水泥厂、造币厂和湖南银行汉阳分行过着四处奔波的“打工”生涯，饱受到世间冷暖，深感生活艰辛，直至50岁那年赴上海任公茂盐栈协理，至此方安定下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年轻时敢于涉猎新学，读过《穆勒名学》、孟德斯鸠《法意》、赫胥黎《天演论》、达尔文《物种起源》等译本。这些西方译著在当时都是“禁书”，但姚虞琴却崇尚近代文化、现代文明，从中汲取营养。这也为他后来从事现代商业、金融和艺术创作等做好了必要的知识储备。
湖南官钱局故址
姚虞琴的金融职业生涯有两段：一段是“25岁，前往湖北汉口的湖北水泥厂、造币厂工作约十五年”；另一段则为“40岁，在湖南银行汉口分行任襄理约十年”。如果说，造币厂是他初涉金融的话，那么，在湖南银行可算是正儿八经搞金融了。这家湖南银行颇具历史，它的前身是湖南阜南官钱局。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委托朱昌琳、朱恩绂父子开办湖南阜南官钱局，三年后，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向朝廷奏请停办，但过了数年全国各地官钱局大为兴旺，俞廉三不得不恢复官钱局，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八月筹设湖南官钱局，次年元月开业。1912年，湖南都督谭延闿将“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为湖南有银行之始。湖南银行主要业务为发行纸币，代理财政金库，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并附设湖南储蓄银行。1918年3月北洋军阀进攻长沙，驻防桂军将领谭浩明勒提湖南银行巨款南逃，散兵游勇也入行趁火打劫，导致该行倒闭。
需要注意的是，姚虞琴在湖南银行汉口分行的职位是襄理。襄理是旧时候规模较大的银行或企业中协助经理主持业务的人，相当于副经理。因此，姚虞琴当时在湖南银行并非普通职员，亦非仅仅是操文案、当智囊的后台人员，而是实际参与经营的管理者，这说明他在银行经营管理上还是有一套的。否则，也不可能在此位置上长达十年。如果说，在汉阳任银行襄理是姚虞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那么，“武汉25年，习画至勤，厚积薄发，为后期在上海的大器晚成奠定了基础。”正是这段时间，由于工作、生活稳定，收入待遇优渥，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书画研习。
痴情梅兰竹菊
姚虞琴于知命之年迁居沪上，凭借诗书画印兼善、收藏评鉴俱精而蜚声江南，跻身海派名家之列。这从他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第一批画师就可见一斑。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直接关怀领导下，上海中国画院开始筹建， 1960年画院正式成立，首任院长丰子恺，聘任的首批画师个个都是当时金石书画圈中的大咖，如赖少其、傅抱石、潘天寿、王个簃、白蕉、吴湖帆等。当时上海中国画院所聚集的名家、大家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地位，堪与国家画院相比。能成为该院的首批画师，足见姚虞琴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海上艺坛之影响。
高洁傲骨之梅，幽淑宁淡之兰，清俊高逸之竹，冷艳清贞之菊，合称“四君子”。姚虞琴也以善画兰、竹、梅等而闻名海上画坛。他尤爱兰花，称其“灵根自昔称香祖，位置孤高品独尊”，喜欢用画兰来表达自己幽谷清香、节操自持的品格。姚虞琴笔下的兰花表现手法多样，融合设色没骨和水墨写意二法，笔、墨、色、形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属于写意花卉一类。从上海中国画院所藏的姚虞琴作品来看，“兰”的题材居多，如《墨兰》边角生发，无根无土，淡墨染花，充满生机；作品《春正好》亦为墨兰，只是兰叶更加舒展，有根无土，别具气象；《石兰》用笔湿润，兰草后一石挺然而立，石、兰皆用墨色，唯兰花略染淡红于其中，意趣盎然；《兰》《蕙兰》《兰池清夏》三幅也都是写兰，只是褪去墨色，兰叶用色直接勾勒，叶长而灵动，似风中摇曳，花蕊则以红点染，更添俏丽之姿。
行书王士禛诗
（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晚年，他受吴昌硕影响，加之家乡余杭超山不仅有“十里梅花香雪海”之誉，且有以六瓣梅而傲然于天下的唐梅、宋梅，而开始寻梅、咏梅、画梅。他画的大都是红梅，色彩温润，浓淡相宜，别开气象。有时也会搭配墨竹，画面中，竹叶饱满，疏密有致，与疏影横斜、枝干遒劲的梅花彼此穿插，相映成趣，文气典雅。
写一手好字，这既是当时读书人必备技能，也是进钱庄银行的前提条件。姚虞琴的书风清雅超逸，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简淡、清和、萧散、自然，充满了“书卷气”“文人味”。
才情与风骨并存
一个艺术家的成功或风格的形成，与其师承交往是分不开的。姚虞琴到上海定居后，逐渐融入海上书画圈，与画家陈夔龙、程十发、唐云、吴昌硕等交往甚密，常聚会于海上题襟馆。海上题襟馆是清末上海一个规模较大、活动频繁的书画金石艺术团体，几乎囊括了当时海上所有书画金石名家，不但在上海有影响，在全国影响也很大。所以，外地来沪的书画家要在上海站稳脚跟，必须先加入题襟馆。题襟馆的首任会长是汪洵，汪洵去世后，由吴昌硕继任会长。
吴昌硕姚虞琴合作水墨兰石图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当时，姚虞琴与比他大23岁的吴昌硕常常在题襟馆一起挥毫论艺，由于性格脾气相投，艺术观念相似，渐成忘年之交。他曾多次与吴昌硕同游超山，赏梅、题咏、作画，风雅之致。1923年，姚虞琴邀请著名书画家周梦坡、塘栖文人王绶珊等人共游超山，见报慈寺香海楼前环植老梅十棵，感到非常珍贵，便约定于宋梅旁建一座小亭，取名“宋梅亭”。待亭落成时，名家云集，周庆云撰写亭碑，周梦坡、马一浮、姚虞琴等人撰联，吴昌硕以梅之神韵作《宋梅图》，后勒石“宋梅小影”一幅。吴昌硕在《忆梅》诗中吟道：“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两人相约百年以后同葬超山伴梅眠。吴去世后，于1931年冬被移葬于超山北麓之大明堂西侧。三十年后，1962年姚也归葬于超山南麓之海云洞西侧，南北相望，实现了与吴同葬超山梅乡之愿。其情义之深，由此可见。
姚虞琴的艺术成就除了与其学养、阅历、积淀有关，还和他本人的品格、人格有很大关系。其性情淡泊，不慕荣利，刚正不阿。在日寇横行时，有人欲请他主持带有汉奸性质的杭县维持会，遭其严词谢绝：“我是中国人，怎能为日本效劳！”伪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梁鸿志邀其参加伪政府，被他断然拒绝，并蓄须深居，靠卖画度日，画的兰花都不带土，以此来寓意国土沦陷，抒发忧国忧民之感，表现出拳拳爱国之心与坚韧的民族气节。
同时，他十分热爱家乡。1921年，为扶持家乡蚕农，出资建造庆成茧行。每逢家乡荒年歉收，就出资赈灾，施米、施药、施衣。有求画卖钱度日者，他不避严寒酷暑，有求必应。1957年，杭县文化馆举办画展，他拿出生平力作和所藏名画一箱（24幅字画），无偿献赠。这种爱国爱乡、扶贫济困的精神与品德，体现出一位银行人、艺术家应有的操守。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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