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为何有世俗化倾向：魏晋多情僧，隋唐多妖僧，明清多淫僧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历经两千余年，各类史料及笔记小说中留下了大量的神僧、圣僧、高僧形象，但僧人群体中的正面形象之外，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涌现了诸多情僧、淫僧、妖僧、贪财僧、变态僧等负面形象。

一入空门，一念不生，讲究的是斩断红尘，无情无义。但魏晋僧人在超凡脱俗、不念尘世的普遍特征之外，同时具有强烈的情谊意识，即重情重义，内心丰富，爱憎分明，与俗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遵从俗世的人情交往。

《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魏晋僧人有22人，有关僧人故事80多个，这些僧人及故事有很大的戏剧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僧人是支道林。其一，支道林的朋友法虔和尚死后，支道林闷闷不乐，常常对人说他跟法虔的关系就像俞伯牙和钟子期，如今法虔不在了，自觉十分孤单，不到一年便悲伤过度去世。按理说僧人看透生死，但支道林显然将法虔认作“知己”，因朋友去世而悲伤弃世，可谓“生死之交”，僧人内心丰富、柔软、脆弱可见一斑。

其二，某日王子猷拜访谢万，正好支道林在场。两位一唱一和开始品评支道林的相貌，戏言如果支道林长了胡子和头发会更好看，支道林见两人拿自己开涮，没有丝毫尊重，大怒抨击“和尚没有胡子头发还算人，二位可惜了七尺之躯，连人都不是！”，说罢拂袖而去。

此事讲得很有意思，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说得就是这二位世代公卿，家世了得。王子猷和谢万两人乃东晋名士，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留下千古名句“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的那一位；谢万则是东晋宰相谢石的弟弟，同时也是能领兵打仗的政治家。在并不算恶言的闲谈中，便惹得支道林大怒骂两人“不是人”，支道林绝对是嫉恶如仇的性情中人。

其三，支道林和于法开都是当时有名的高僧，两人却彼此不服气，经常争论不休，二人论法于法开数次败给支道林，心中十分不忿。有次在支道林讲法的时候，于法开安排几个弟子专挑褃节上跟支道林辩论，支道林一人难敌众口，理屈之中恼羞成怒，厉声叱骂“你们几个小子是哪个王八蛋派来捣乱”。

类似支道林、于法开这种有情有义、脾气火爆、理屈还能蹿火的僧人在魏晋小说中普遍存在，被称之为“情僧”。平心而论，情僧仍能得到世俗的认可，但妖僧、淫僧、贪财僧则是典型的僧人负面形象。

  • 二、隋唐多妖僧

从东汉到隋唐，佛教始终属于舶来品，经书梵文被认为具有奇异法力的符咒，再加上异域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僧人服饰形象在当时属于奇装异服，若和尚行不轨之事，往往让人联想到传说中的妖怪，因此相关史料及小说中多有妖邪化的僧人形象。

《旧唐书》有载，唐德宗年间，有位僧人化名李广弘，自称李唐王室嫡系，得神仙法术，能搬山移海，交感天地，不日便能当上皇帝。一番妖言惑众之下，有商人资助他从邠州来到长安，在资敬寺住下，纠集一帮流氓无赖准备杀光百官举事。李广弘却看中了资敬寺的尼姑智因，妄言封其为皇后生了太子举事必成。智因竟相信这番鬼话，岂不知李广弘贪心不足，要把全寺的尼姑封为三宫六院，一个泼皮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到官府举报，唐德宗下令抓捕，一干人等被处极刑。

隋唐之际，载入史册的和尚多行不轨之事，妖言惑众，借机敛财，私通皇室，有名的辩机和尚与高阳公主，惠范和尚与太平公主，怀义和尚与武则天皆有史实，这几位骗财骗色倒还罢了，偏李广弘要做皇帝，且封尼姑为后妃，让人啼笑皆非。

跟正史比起来，唐人小说中僧人形象则更不堪，直接视之为妖邪本妖。《传奇·马拯》中的老和尚是虎妖，白天吃斋念佛，晚上吃人肝胆；《东阳夜怪录》中病恹恹的老僧是病骆驼，《宣世志》的群僧则是一群癞蛤蟆。除了这些妖魔鬼怪，更多地将僧人举止妖邪化，并且其法术、符咒都有妖邪特征，比如《独异志》中的和尚能喷火，威胁民众为其做事，还有施行咒语，掠人神魄，更有和尚以妖术迷惑女子欺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酉阳杂俎》中记载的胡僧，能将自己的梵杖变成三个妙龄尼姑，让她们在自己面前跳舞，倒酒捶背，将自己的头扭下来，钉在墙上唱歌，这类妖艳诡异之事让和尚法术变得妖邪刺激，迎合了读者的猎奇之心。

整体而言，僧人本应慈悲庄严，但在正史和唐人小说中却有极度的妖邪化倾向，反映的是佛教传入中土之后的文化碰撞与冲突，妖僧也是民众对僧人好奇又鄙视，迷恋又抵制的复杂心理。

  • 三、明清多淫僧

宋元以降，僧人神迹、神异、高妙的记载开始变少，法术、咒语之类的神怪描写也不再流行，世俗化的杀人僧、贪财僧乃至淫僧的记载开始变多。

宋元明清话本传奇中的僧人多酒色财气占全，毫无出家人的戒律，掳掠藏匿妇人，《奉先寺》中记载的一则故事便很有代表性：奉先寺供奉的酒肉祭品常常被鬼怪偷走，众人觉得古怪，官府派人沿着血迹和动物脚印追到一处荒墓，打开墓室发现一个赤身裸体，披头散发，面目可憎的怪物正在啃食祭品。拘拿后仔细辨认原来是城东走失多年的少妇，官府拷问缘由，才知此少妇被一淫僧掳掠藏匿在墓室，白天关在墓室，晚上淫僧来与之欢合，数年之后，僧人忽然不来，少妇浑浑噩噩，不知经年几何，已经丧失人性本能，饥饿难耐下白天不敢见人，晚上爬出墓室找食物。最终官府拘拿淫僧，发现已在附近寺庙病死，此事不了了之。

除了掳掠藏匿之外，更有群体性僧人不轨骇人听闻。《醒世恒言》中有载：广西南宁府的宝莲寺有处子孙堂，因求子灵验香火旺盛。但此处须妇人单独在大殿内住一晚。一旦妇人留宿，寺中僧人从暗道进入大殿，轮·流·奸·宿这些妇人，导致求子者怀孕，因此子孙堂名气更大，往来求子者不绝如缕。新任县令汪旦觉得事有蹊跷，便安排两位歌姬进入子孙堂，并让歌姬墨汁涂抹在僧人脑门上，汪旦借此查明缘由，剿灭了全寺僧众，并一把火烧了宝莲寺。宝莲寺的和尚行为可谓令人发指，但数年之间，僧众集体欺辱妇女的行为风行数年无人揭发也实在匪夷所思。

明代公案小说中的反派多为淫僧，已经成为脸谱化的形象，万历年间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有关淫僧的故事就是十几种，足见僧人形象的毁坏已经不可收拾。值得一提的是《水浒传》和《金瓶梅》中也有淫僧故事，《水浒传》中跟杨雄妻子潘巧云通奸的大和尚裴如海，算是有名有姓的淫僧，只可惜淫僧故事的泛滥化，使得作者对淫僧的描述一笔带过，远没有阎婆惜和潘金莲的故事来得精彩。《金瓶梅》中的胡僧药，药以胡僧命名，便是典型的污名化，也从侧面反映了僧人形象的淫与贪。

魏晋的情僧、隋唐的妖僧、明清的淫僧，史料及笔记小说对僧人形象的记载刻画越来越世俗化和低俗化，有“僧人勿进”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