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的浩瀚体系中，御医派与民间派如同两条并行流淌的河流，虽同源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治疗智慧。史士昊作为御医派传承人，结合30余年临床经验，为我们揭示了这两大流派的深层差异。

一、诊断哲学：宫廷的严谨与民间的灵活

御医派受宫廷戒律影响，诊断时“重脉轻症”。他们深谙《黄帝内经》精髓，通过“牵线切脉”等独特手法，结合四诊合参，尤其注重辨证施治。史士昊指出：“御医诊病如解九连环，需将脉象、面色、病史层层拆解，个体化用药如量体裁衣。”

而民间派则如江湖游医，诊病更具烟火气。他们依赖望诊（尤重舌诊）和问诊，常结合地域性疾病特征。如浙江民间用“岩蚕、鱼鳖草”治风湿，岭南地区则擅用“路路通”疏肝通络。

二、用药风格：宫廷的“温补”与民间的“虎狼”

御医派用药如烹小鲜，追求“四两拨千斤”。史士昊强调：“御医选药必遵《神农本草经》，炮制宜古，药量宜轻。”御医常用温和药物调理脾胃，如乾隆四神汤（牛尾汤、乌鸡汤等），旨在激活胃气，为治疗奠定基础。其效虽缓，却能调和五脏，标本兼治。

民间派则崇尚“重剂起沉疴”。攻邪派张子和主张“邪去正自安”，常用大汗、大吐、大下之法；温病派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善用石膏、犀角等寒凉药迅速退热。

三、治疗理念：宫廷的“养治结合”与民间的“随证应变”

御医派推崇“七分养三分治”。史士昊临床常用乾隆四神汤（牛尾汤、乌鸡汤等）先调脾胃，待“有胃气则生”后，再以猛药治之。这种理念源于《黄帝内经》“脾胃为后天之本”的理论，通过食疗激活胃气，为治疗奠定基础。

民间派则注重“随证应变”。如江西民间用“千里光”治疮毒，谚语云“识得千里光，全家不生疮”；浙江医生遇急症时，甚至用“麻腰丹”发泡疗法。这种实用主义精神，使民间中医在资源匮乏时仍能“就地取材”救急。

御医派和民间派虽路径不同，但都为中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御医派以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医疗规范，保障了医疗质量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民间派则以灵活多样的治疗手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弥补了御医派在某些方面的局限，使中医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医疗需求，共同推动着中医这一传统医学瑰宝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