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提出了以民正官的理论，就是要老百姓监督官员的作为。上级检查的时候，看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就知道官员治理的怎么样了。看似比较理想，其实不一定能行得通。

以民正官的理论比较理想化，就是要人民监督官员，而且要更高级的官员看到民生状况，而不能只是听下级的汇报。事实上并非如此，古代老百姓大多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长期生活的社会底层，甚至借贷生存，却并不会反抗。他们并不具备监督官员的权利，因为官员和他们没在一个等级上，或者说阶级不同，考虑的事情不同，监督的职责也不同。官员可以监督老百姓，但老百姓并不能监督官员，因为官员长期在衙门里歇着，不会出来办事，即便要在民间走一圈，也是由三班衙役开道，鸣锣之下，没人敢挡官员的轿子。倘若有农民认为官员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就一定会被当成脑后生了反骨的人，会被官员打击。倘若他只是在家里说说，还无关紧要，和同伴们说说也无关紧要；倘若为了这种说法而去造反，就一定会被官员镇压。他们甚至根本没有举报的门径，不可能向上级官员举报当地的官员，更不可能到京城告御状。即便是当地告状，也不是那么顺利，很容易被官员抬高告状的门槛。俗话说：“衙门自古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老百姓没钱不要打官司，以免身陷其中，花了钱还不一定能办成事，不一定能获得理想的结果。

老百姓不能行使监督权，即便看到官员胡作非为，也拿官员没办法。官员手握权力，甚至对老百姓有生杀欲夺大权，并不能被忽略，更不能被亵渎。官员有暴力系统做支撑，表面上温文尔雅，讲究儒家的仁义道德，甚至讲究封建迷信，只是想用改造了的儒家道德统治人们的头脑，用神权吓唬人们，让人们有所敬畏，其背后仍然是靠权力支撑。倘若没有权力做后盾，没有暴力作为保障，官员的统治模式就无法适用于社会，甚至会被农民挑战，土崩瓦解。古代社会没有太多的民族精神，官员自称老百姓的父母官，说一不二，想要干什么，不用和老百姓商量，直接去干就行了。长期如此，竟然形成某种社会惯例，老百姓竟然认为官员真的是父母官，官员做每一件事都在为老百姓着想，而当庄稼欠收的时候，或遭遇饥荒或战乱的时候，官员还要强行征税，甚至雇用一帮地痞流氓来征税，老百姓就知道官员真实的嘴脸是什么了。

老百姓不具备监督官员的权利，也不具备民主精神，大多都是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倘若不是为了生存，他们绝对不会反抗。即便有一两个人被压榨得生存不下去了，也不会反抗，而是想到逃荒要饭。当一个地区的农民都无法生存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吃大户”。他们走上反抗的道路是被逼的，而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他们为了生存可以干出很多违法的事，却不会顾及官府怎样，也不会顾及皇帝的淫威。就像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说的那样：“举大计亦死，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人总是要死的，与其现在死，不如以后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老百姓都面临死亡的时候，就不怕死了，可以干出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即便违背皇帝颁布的法律，也在所不惜。倘若让老百姓来监督官员，就会体现民主精神，而封建皇权制度并不体现民主精神，讲究的是权力伟大，权力背后是暴力。靠暴力来维持权力的实行，同时要老百姓当顺民，而不是要他们谋反。

倘若以民正官，让老百姓来监督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蹬鼻子上脸，会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尤其会质疑官员的作为，让官员做不成事。统治阶级的官员都是这样想的，当然不会给老百姓太多的权利，即便监督权也不会给他们，而是让他们老老实实做顺民，其实就是让他们做奴隶。鲁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人的状态，说世界上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人，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人。老百姓都被官员手中的权力驯化了，而且被长期驯化，代代驯化，当然就只知道服从而不知道反抗了，即便有老百姓质疑官员的权威，质疑官员的作为，也不敢当面提出来，更不能以此作为造反的条件，也就只能服从了。倘若有老百姓敢于反抗，就会做强盗或土匪，而不会号召所有人都来反抗官员。当然老百姓之中不乏有清醒者，不乏有对官员的作为认识深刻的人，但他们仍然不能监督官员，因为有阶级差别，不可能实现阶级之间的跨越。官员的上级可以监督他，但一旦和下级，沆瀣一气，就不是互相监督的，而是变成了互相帮助，互相得利。

倘若有上级官员检查地方官的政绩，就不要看他的汇报材料，也不要看他说的所谓政绩工程，直接看民生就可以了，看老百姓生活的好不好，看老百姓对地方官有什么意见。这种看法才是移民政官，算是上级直接体察民生，但很多时候上级并不提倡民生，而只是听官员的汇报，看官员指出的政绩工程，甚至只是看官员送了多少银子来评定他的优劣，和老百姓的呼声没关系，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也没关系。如此一来，古代的以民正官太过于理想化了，即便到了近现代，也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