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粉川黑、挺乌挺俄、哈以冲突、中医问题、女性主义……随便一个话题抛到公共舆论，都能引发一场恶战，最终甚至超越了输赢这一辩论目的，而是欲除之后快，仿佛消灭了“敌人”就能天下太平。

我们是不是只有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是完全支持，一种是坚决反对。我们是不是只有两种说话方式？一种是夸上天，一种是踩到底。

我加过一些讨论热烈的群，某人抛出一个观点，哪怕语气温和论证详细，也有人破口大骂。要问我支持谁，我说不好，我可能反对前者的观点，但反对后者的态度。

不要小看语言方式，言为心声，口出恶言的时候，哪怕发心为善，也被嗔恨染污了。而且我相信正义总是善良的，金刚怒目背后是慈悲为怀。问题是我们没有菩萨阿罗汉的定力和智慧，语言的诘问并非以棒喝目的，不过是狰狞的口舌之快。很多人在沟通中跳过论证过程直接看结论，迅速判断立场，分辨敌我，敌人反对的我必然反对，朋友支持的我必然支持。立场遮蔽语言，表现为语言方式的异化，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

扣帽子。比如有人分析川普上台的因素，是民主党人在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DEI问题上走得太邪，由此认为川普的“矫枉过正”或许会促进一些美国的改良。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前提有一定道理，但不认同逻辑和结论。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分析和反驳都需要搜集一些资料，也就是有一点门槛。大多数人往往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往往有朴素的正义感。于是，扣帽子就成了反驳的常见方式，“你这个为XX洗地的狗东西”、“你这个维护主子的奴才”，“你这个……”句式就是典型的扣帽子行为，在讨论事实和逻辑之前，先把对方置于“必败之地”，其中的可取之处便自动过滤，本来复杂的问题被简单化。世界上少有人能全对或全错，围绕事实和文本的厘清、针对不同层面问题的梳理，能让讨论沟通变得丰富而深入，扣帽子则只会让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却“抛开事实不谈”。

反讽。日常对话中的反问句，常常会杀死对话本身，比如朋友问我周末去不去看电影，我回一句“看那玩意儿干啥”，老人想让你多吃点菜会说“咋地菜不好吃啊”，孩子问家长一件东西放哪儿了，一些父母回答“在我脸上呢”，再配上翻飞的白眼，足够让孩子丧失与你沟通或求助的意愿。反讽作为文学修辞当然没有问题，而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反讽模式只会让对方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善念在出口的刹那转为恶意，呼之欲出的傲慢拒人千里之外。习惯性否定，是很多人的通病，反讽就是否定对方的利器，长期否定对方只会招来两种人，奴才和杠精。

诉诸身份。我还发现有些人喜欢标榜自己的身份，或者借用权威的力量，仿佛有这些外在符号会让你有天然正当性。比如讨论一部电影，有人说“我是专业的博士”或者“某某也批评这部电影”，全然不顾这与电影的叙事结构、镜头语言、表演能力毫无关系。逻辑在我们的教育甚至文化中经常缺位，大量使用比喻论证，再借助权威来定性，常常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并一再固化权威不可冒犯的形象。也常常导致对话的方向偏离，从一部电影的讨论，转向某个影评学者的能力问题上。不断跑题，成为很多群聊或者对话的常态，最终很多共识无法达成，讨论的语言现场一片狼藉。

道德攻击。这也是一种常见现象，不管对方说得有没有道理，先祭出与议题不相关的道德瑕疵，试图用人品问题来证明对方不可信，终于从跑题上升为人身攻击。这往往成为讨论的终极形态，从扣帽子开始，最后变成了证明这个“帽子”，问题早就扔到九霄云外。我时常纳闷，国人为何对道德问题如此痴迷。或许因为儒教喜欢制造道德楷模，以榜样的力量来教化民众，问题在于道德意义上的圣人几乎不存在，几乎没有人经得起长久的审视。一个人的人品和他在某件事上的观点，并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相对论”都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被摒弃，这种荒唐的历史应该给我们足够的警示，要就事论事，不要因人废言，这些常识问题本来不需要一再强调，可看看如今的讨论空气，还是强调点基本常识吧。

我在某种意义上相信“言灵”的存在，语言方式不仅是态度和技巧问题，更是心性的外显。一次次的串习恶言，只会积累更多怨气和愤怒，争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败对方，甚至不一定要说服对方，更多是在听者的心灵里种下一颗种子。当然，在表达的时候也在重新耕一遍自己的心田，检视自己的不足。这样的切磋琢磨，才让我们因讨论而精进，世界变好，从好好说话开始。否则不过是一遍遍地加固信息茧房，让人类变得越来越固执，可能最后连话都不用说，直接按下YES或者NO的按钮，然后打成一团，像人类当年在树上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