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瑞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陈垣先生出生于1880年11月12日，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大师和社会活动家。
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对他人介绍说:“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早有定评，他为我们留下许多不朽著作，如《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等，不仅在当时成为史学界的示范性著作，引领学术前沿，奠定了中国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中西交通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基础，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堪称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
陈垣先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条是必须要提出来的：一是对民族和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贯穿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活动；二是求实与创新的科学研究精神，使他在总结和改造我国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
他开创很多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令人耳目一新，受到海内外学者普遍称誉，不愧为一代史学大师。
陈垣先生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投身反清民主运动，曾经为推翻帝制奔走呼号。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陈垣先生曾经出任教育界和文化界一系列重要职务，如教育部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辅仁大学校长、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并长期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执鞭任教，德艺双馨，桃李满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在办学思想上，陈垣先生虽然没有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样具体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口号，但他的办学实践与此完全相通。在学校管理、教师选聘以及学术活动中，从不因循守旧，没有门户之见，唯才是举，唯才是用，这是非常难得的。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对于办好学校、提高教学质量至关重要，陈垣先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对教师的选聘极为重视，常常亲自把关。
他不仅注意网罗学术名流，而且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发现和培养启功先生。启功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有详细记述。
陈垣先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论是任辅仁大学校长还是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反复强调和一贯坚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说，爱国主义是陈垣先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把爱国看得至高无上，只要爱国，其他都可以从权。
如对一个人来说，即使有很多缺点，“苟不戕贼祖国，君子所不弃也”（《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再如关于历史史实，认为“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同上）。
由此可以看出陈垣先生强烈的感情色彩。
1950年，政府就辅仁大学的教育主权与教会有激烈交锋，陈垣先生毫不犹豫地站在政府一边，坚决支持政府收回教育主权。
陈垣先生没有专门学习过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和教学教法，也没有发表过这方面的著述，但他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总结归纳出的经验、原则和方法，同现代教学理论是非常一致的，这是他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继承。
陈垣先生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时，已届70岁高龄，但他不顾年迈体衰，积极投身到国家建设和教育工作之中，为师范教育和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尽心竭力。
他经常和青年学生谈心，让他们树立教师光荣的思想，并鼓励广大青年投身到教师队伍中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