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资料图。吴敬琏在“中德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模式比较”论坛暨《经济学的未来：来自德国学术界的回答》新书发布上做了视频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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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谈经济发展史：很多经济学大师并没有对不同观点表现出完全否定

3月2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了“中德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模式比较”论坛暨《经济学的未来：来自德国学术界的回答》新书发布活动，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通过视频致辞介绍了德国战后社会的经济理论发展与治理实践，并号召当代经济学研究者肩负起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责任。

2009年，科隆“教授起义”事件在德国引发了一场以两种经济学方法之争开端、随后议题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激烈争论。吴敬琏指出，这种左右争论是很自然的学术之争，并不应该是“有我无你的”，更不应走向极端化。然而现实中，很多认同政府主导的观点会主张政府包办一切，而认同市场机制的观点则不承认市场存在缺点，这导致了左右两派之间没有了讨论空间。

吴敬琏介绍道，很多经济学大师并没有对不同观点表现出完全否定，比如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就有好多沟通，他们的书信显示，哈耶克并非主张排斥一切政府活动，凯恩斯也认为从长期看还是要靠市场才能解决问题，而他们之间核心的分歧在于“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哪”？

秩序自由主义思潮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包括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任德国总理、经济部长）在内的弗莱堡学派也认为，统治经济是不可取的，对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也做了恰当的估计，反对走向极端。一方面，他们强调市场的作用、保护产权、防止对私权的侵犯等等，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按照古典自由主义（亚当·斯密）认为的，市场的存在和有效运作有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前提，是需要友善市场的政府来提供保证，政府还是要起作用的，但是要有个界限，政府不能运用自己的权力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

“我觉得这个秩序自由主义有可取之处，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经验，防止我们的经济学思想走向极端，我们中国经济学人应该反复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吴敬琏表示，德国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有很多经验值得是中国学界研究。

1948年艾哈德改革为战后德国社会实施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但其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德国从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欧洲最强的经济体，创造了德国奇迹，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也出现了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波动和反复。

吴敬琏指出，当时德国的大联盟政府主张采取扩张性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过去以后，偏左派的德国政党认为应当持续推行这套政策，这也导致了经济衰退。因此，社民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基民盟（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1982年取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在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领导下，实现了社会市场经济（持续自由主义）的复兴，德国自此重新走上了繁荣和健康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推动马克和日元升值，但德国与日本应对方法存在明显差异。吴敬琏介绍道，德国还是按照秩序自由主义的方式应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日本迫于内外部压力，在90年代初期实施了较大幅度的货币放水，虽然短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当时的日本已经在危机边缘了，日本GDP增长跃居世界第一，人均GDP在90年代初期超过了美国，也正是在这一片乐观的气氛下，突然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崩盘，结果造成了所谓失去的二十年。

在吴敬琏看来，当前的德国也碰到了相似的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建设新社会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策不断左倾，向着凯恩斯主义调整，这个趋势也反映在《经济学的未来：来自德国学术界的回答》这本书中。

“2009年，这种向左调整达到了最高峰，有人就提出来，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了，要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美国主流宏观经济学）来改造德国的经济学，这种改造持续了很多年，到了近几年恶果明显地暴露出来，以至于最近德国的GDP出现了负增长，这本书就反映了这个争论及其后续发展。”吴敬琏称。在他看来，艾哈德的改革奠定了德国战后复习的基础，核心问题就是放开价格，消除政府对价格的管制。

谈及对中国的启示，吴敬琏指出，中国经济学不管哪一派都知道，市场机制的核心优势是价格机制，只有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才能引导资源做出有效的配置，而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开放市场让竞争决定价格，才能出现这样的价格体现，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吴敬琏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人自称赞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却反对价格放开。他呼吁，对于经济学研究者来说，要需要密切关注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从理论提出正确的方针，经济学界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