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事件后（指HK文章事件，本号有报道——编者注），我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再来，但我受到了热烈欢迎，得以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DF）。这是我连续第24次出席这个论坛，我一直以来都称它为中国最重要的会议。我甚至还在开幕晚宴上播放的 25 周年纪念视频中客串了一把。就像我在去年的文章结尾所写的那样：“出席总是有收获的。”

如今这个会议的会期比过去短了，也没有了早年那种热烈的你来我往的辩论和互动。你需要更加努力地去揣摩字里行间的意思，提炼出重要信息。但对于像我这样的资深人士来说（我觉得自己也属于这一类吧），这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工作重点和风险评估。有三个问题尤为突出：

首先，现在聚焦消费是合理的。我连续 17 年都在CDF上大力宣扬这一主题。我翻查了自己的文档，找到了一份 2008 年的演讲稿，题目是《中国以消费为主导的再平衡势在必行》。此后每年，我都会更新和微调相关内容，但我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不变。我曾敦促中国有关部门关注构建消费型社会的三大基石：以服务业带动就业增长、以城市化带动实际工资提高，以及进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以减少因过度担忧而产生的预防性储蓄。多年来，我在中国的朋友们都劝我坚持传达这一观点，还说总有一天，这一观点会被人们接受。而这一天如今已经到来。但聚焦和采取行动是两码事，现在的挑战已经转变为中国如何将这一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其次，北京方面现在已经将外部风险视为一种常态。从 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到如今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两轮贸易冲击，大约每十年左右，出口导向型的中国就不得不努力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李强总理在今年的CDF开幕式上强调了中国已建立起完善的应对风险的政策体系，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对居民消费的加大关注。与早年中国高层领导人谈及外部冲击的危害时不同，这次没有对日益加剧的逆全球化势力表达道义上的愤慨。更多的是一种接受的态度，同时李强总理坚信，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又一次外部威胁，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

第三，人们对美国当前的状况明显表示怀疑。尽管在过去 15 年里，美国的反华情绪在不断累积，但参加论坛的人们长期以来对美国几乎一直怀有崇敬之情。七年前，特朗普发起关税战时，人们对华盛顿方面明显感到愤慨和愤怒，而现在，这种情绪已被一种对美国这个已然迷失方向的国家的无奈接受所取代。许多中国人曾钦佩特朗普是一个注重达成交易的商人。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他们一直秉持这种观点。但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尽管人们希望在 6 月能举行领导人的“生日峰会”，但这样的活动已不再被视为解决日益令人担忧的冲突的终极方案。毕竟，2017 年的两次这样的会面未能阻止随后在 2018 年至 2019 年迅速实施的第一轮关税措施。在今年的CDF论坛上，几乎没有人期望这次（会面）会有不同的结果。

虽然在论坛精心安排的公开会议环节中，几乎没有机会在正式场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但我发现在论坛前后以及会外活动和几次闭门会议中有很多机会可以这样做。

在讨论过程中，我用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方式来描述特朗普带来的冲击，将其称为 “美国文化大G-M” （America’s Cultural Revolution）早期阶段的一种表现。有一些人不认同这种比较，尤其是一些美国人，其中一人甚至声称，他在中国W-G刚结束、国家一片混乱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反驳说，尽管美国现在的情况可能看起来很糟糕，但与他当时所见的中国情况仍无法相提并论。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这并非我想表达的重点。我认为美国目前正处于动荡的早期阶段，这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截然不同。从相对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混乱时期都可被视为革命性的阶段，因为它们都与之前的常态有着巨大的偏离。尽管美国可能永远不会经历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那样的极端恐怖状况，但目前美国与早期常态的偏离程度可能同样极端。此外，我强调了我认为两次 “文化大G-M” 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中国当时的混乱主要是内部问题，对世界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影响，而美国当前的紧张局势既包括内部冲击，也包括外部冲击，这可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我接着指出，中国备受赞誉的抗风险框架可能比在CDF上所描述的更难实施。由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仍有大约 20% 依赖出口，因此在面临另一次外部冲击时，中国仍存在相当大的脆弱性。我告诫说，特朗普第一轮关税措施时期中国所采取的出口多元化战略 —— 通过转向其他市场（尤其是越南、俄罗斯和印度）来弥补美国外部需求的损失 —— 这次可能不会那么奏效。如今中国经济不仅比那时更弱，而且特朗普第二轮关税措施带来的贸易冲击在范围上可能更具多边性。特朗普所谓的 “对等关税” 计划将在他称为 “解放日” 的 4 月 2 日宣布，这凸显了全球贸易彻底萎缩的可能性。在贸易周期下行的情况下进行出口多元化，这对中国行之有效的抗风险策略构成了巨大限制。

最后，我还对消费问题中一个被忽视的关键方面表示担忧，即减少因居民顾虑而产生的预防性储蓄这一缺失环节，需要中国消费者的行为反应发生重大转变。制定旨在提高劳动收入的政策相对比较简单直接，而改变行为激励因素则要困难得多，这需要直面中国人内心深处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这种恐惧催生了预防性储蓄，并抑制了可自由支配的消费需求。我一直主张中国进行更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目的始终是用信心战胜这种恐惧。

我进而指出，类似的行为约束正压在中国私营企业主身上，我将其称为 “动物精神缺失”。【此处省略，原文请见读者群】

我认为，要重新激发 “动物精神”——即凯恩斯所强调的对于充满活力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至关重要的 “自发的行动冲动”，仅仅这样时松时紧的监管行动可能远远不够。

中国正处于其发展轨迹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即将迈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在这一门槛前停滞不前，就如同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 所暗示的那样，始终未能抵达理想的彼岸。尽管今年CDF的讨论中，这一挑战非常突出，但我对中国在理解这一关键问题上仍有一种隐隐的担忧。

在过去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调动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和资本所推动的。这一策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效果显著，但随着中国逐步接近发达经济体的生活水平，这种发展模式需要让位于对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进行有机变革的灵感。在 2025 CDF上，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道路并不轻松。对中国而言，通往最后一公里的激励动力很可能是最艰难的一段征程。

（作者为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首席经济学家；原文题为“Inspiration at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