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而生产只是手段|经济活动|趋势报告

古典经济学家巴斯夏有一句名言:“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生产只是手段”，这一观点强调了经济活动的本身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

然而，当我们审视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时，不难发现上述逻辑在现实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当前经济困境，尤其是今年的经济放缓，消费疲软和生产过剩，恰恰反映了生产与消费的失衡：一边是强大的供应链和生产制造的能力，另一边却是疲软的无能为力的消费能力。向外求突破，却是四处燃气的贸易战硝烟，向内求发展，却是被房价、教育、医疗、养老所挤压而所剩无几的消费能力。

我国经济现状，牛X的供应链和弱鸡的消费

过去几十年，我们凭借大规模投资和出口导向实现了高速增长，被誉为“世界工厂”，我去了不同的国家考察，发现很多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 无论是电子产品，白色家电，还是建材、低端消费品，而中国供应链也确实很牛，几乎所有产品都能在中国找到厂家，譬如我们昨天去义乌看到的打火机，前段时间去佛山看到的建材，这些产品确实是又便宜又好。

（义乌的打火机批发市场，几乎所有的打火机品类都可以找到）

（这家位于佛山的卫浴工厂，产品远销中东和欧美）

通过制造业扩张，我们的居民收入有所提高，再通过房地产发展，我们提高了基础建设，譬如我在江浙沪看到的服务区，其环境和设施的繁华，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但这优质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供应链却不得不面临居民消费不足的困境。

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工业产能庞大，但外部需求不确定，譬如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大量的电子企业转移到越南和泰国，芯片封装则转移到马来西亚，汽车和服装转移到墨西哥），将使得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可预期。

预计五年后，很多生产型企业将不得不面对在国外生产的中国同行的强力冲击。

与国外需求改变的同时，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增长还远不及国内生产增长。

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0%，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3.5%，居民消费倾向降至68.32%，储蓄率却攀升至60%以上。高债务压力（居民杠杆率超70%）、收入分配不均（基尼系数0.47）及房价下跌导致的家庭资产缩水，共同挤压了消费空间。

消费疲软的根源探究

要理解我们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是要从多层面来分析。首先，收入分配不均是一个关键要素。尽管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也确实让世人瞩目，但不容忽视的是，财富还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增长有限，而他们还不得不面临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教育和养老等领域的支出，迫使许多家庭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支出。

（0.3%的人占了全部财富的67%）

而房地产的市场泡沫又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问题。房地产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但其过度扩张导致居民债务负担加重（房贷占家庭负债70%以上），并挤压教育、医疗等消费支出。2024年某市二手房价格较峰值下跌31%（实际是多少，大家自己体会）。房企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2.5%，全国地产待售面积大幅增长，超过了7亿平方米，房企土地储备中商办用地占比达40%-50%，而同时，写字楼的租赁价格却大幅跳水，有的跌幅超一半。

这种“为生产而生产”的模式，与消费需求严重脱节，形成了“高房价—低消费”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新冠后的经济复苏并未如预期强劲，尽管也推进了多项刺激政策，譬如降息、发消费券，以旧换新等，但这些措施难以撼动结构性问题。年轻人面临的就业压力和高失业率，也进一步削弱了消费的动力，甚至连基础的出生率也出了问题。

这些结构性问题导致了政策工具的边际失效，传统的货币政策（降准降息）难以激活需求端，2023年新增贷款28万亿元仅拉动GDP增长7万亿；财政刺激受制于地方债务风险，专项债收储政策落地缓慢。

凯恩斯主义“总需求刺激”在结构性矛盾面前效果式微，凸显经济治理模式亟需转型。

从“生产优先”到“消费引领”

如要重构经济结构，首先要做的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与社会保障体系，让消费者有钱消费是第一要务。

譬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推动个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包括完善社保制度（部分省市出现的社保基数高于其现有收入实际上是提高了企业的负担而且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退休后的社保工资（按比例提高其实是降低了低收入者的收入）。

然后重构消费与生产关系

譬如将政策重心从“扩大投资”向“激活消费”，真正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产品为本，确保劳动法规定的八小时工资制的落实；同时借鉴日本2023年通过薪资增长推动消费的经验，直接发放消费券或现金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打破“储蓄—债务”循环。

再就是化解债务风险与产业转型
设立“住房银行”收购房企不良资产，推动存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按照朴素的市场经济原理，减少供给才能稳定房价。

加大对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的投入，创造新消费场景（如智能家居、银发经济）。

最后是改革地方财政与土地制度
通过中央财政置换地方隐性债务，缓解土地财政依赖，控制房地产的土地共给（其中更重要的是限制城投的土地共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