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沙逊家族，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这个名字，但如果说起近代中国的鸦片贸易、银行业和房地产领域，这个家族的名字却是绕不开的。

他们是一个发迹于巴格达的犹太家族，从19世纪初开始，通过商业活动逐步扩展到印度，再到中国，凭借鸦片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来又涉足银行和地产等领域，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存在。

他们的故事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甚至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今天，这个家族的名字常常与“剥削”和“殖民”这样的词语挂钩，声名早已不再光鲜。

沙逊家族的起点

沙逊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伊拉克的巴格达。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他们是当地犹太社区中的一个显赫家族，族长大卫·沙逊在巴格达担任过财务官员，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关系密切。

然而，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政局动荡，犹太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排挤。1820年代末，大卫·沙逊带着家人逃离巴格达，先是辗转到波斯湾一带，最终在1832年定居英属印度的孟买（今孟买）。

孟买当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据点，商业氛围浓厚，尤其是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大卫·沙逊抓住机会，开始从事纺织品、香料等商品的贸易，但真正让他发家致富的，是鸦片生意。

鸦片在当时是合法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在印度种植罂粟并加工成鸦片，大量销往中国市场，赚取暴利。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宪章法案》，打破了东印度公司对鸦片贸易的垄断，允许私人商人参与其中。沙逊家族抓住了这个风口，迅速成为印度鸦片贸易中的重要玩家。

他们的商业模式很简单：从印度采购鸦片，运到中国沿海城市出售。当时中国的鸦片需求巨大，尤其是沿海地区，瘾君子数量激增，市场几乎供不应求。沙逊家族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和与英国商界的良好关系，短短几年就在贸易圈子里站稳了脚跟。到1840年代，他们的生意已经扩展到中国，直接在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设立据点，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经营。

掘取第一桶金的血腥代价

19世纪初，清政府已经意识到鸦片对社会的危害，试图通过禁烟来遏制瘾君子数量的增长。1839年，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广州担任钦差大臣，负责禁烟。林则徐雷厉风行，没收并销毁了2万多箱鸦片，其中不少就属于沙逊家族和其他英国商人所有。这件事直接点燃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1840年，英国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名，对中国发动战争。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还要支付巨额赔款。

这场战争让鸦片贸易彻底合法化，外国商人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倾销鸦片。沙逊家族正是这一时期的受益者之一。他们不仅恢复了被没收的损失，还借着新开放的市场进一步扩大生意规模。

具体来说，沙逊家族在上海和香港的业务最为突出。他们在上海设立了“大卫·沙逊父子公司”，专门负责鸦片的分销和贸易。在香港，他们也建起了仓库和码头，确保货物能快速流通。据历史资料统计，到19世纪中叶，沙逊家族控制了印度对中国鸦片出口的相当大一部分份额，虽然具体数字难以精确，但他们的影响力在当时无人能忽视。

鸦片贸易带来的利润是惊人的。以19世纪40年代为例，一箱鸦片（约60公斤）的成本在印度可能只有几十两白银，到了中国能卖到几百两甚至上千两，利润率高达数倍甚至十倍以上。

沙逊家族靠着这笔财富迅速崛起，不仅在商业上站稳脚跟，还开始把触角伸向其他领域。不过，这笔财富的背后，是中国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鸦片泛滥导致瘾君子遍地，家庭破裂，劳动力流失，经济陷入混乱，清政府的税收也因为白银外流而捉襟见肘。沙逊家族虽然不是唯一的鸦片商人，但作为行业里的佼佼者，他们无疑难逃其责。

沙逊家族并不是只靠鸦片吃饭的短视商人。到了19世纪中期，他们开始把赚来的钱投入到更稳定的领域，银行和房地产成了他们的重点方向。这种多元化经营不仅巩固了他们的财富，还让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1865年，沙逊家族参与创立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这家银行的成立背景很有意思。当时，香港和上海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但缺少一家专门服务于外国商人和本地商界的金融机构。沙逊家族联合其他在华英商，看准了这个空白，筹资成立了汇丰。沙逊家族不仅是大股东之一，还在银行早期运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汇丰银行很快就成了亚洲金融业的支柱。它为鸦片贸易提供融资支持，也为其他商品贸易提供贷款，甚至在清政府财政困难时扮演了债权人的角色。

比如，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向外国银行借款支付对日本的赔款，汇丰就是主要放贷方之一。这些贷款往往附带苛刻条件，比如关税抵押或者经济特权，这让中国的主权进一步受损。沙逊家族通过汇丰，不仅控制了资金流向，还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政策。

除了银行，沙逊家族在房地产上的投资也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上海，他们几乎成了“地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作为通商口岸迅速发展，外滩一带成了外国商人的聚集地。沙逊家族在这里买下大片土地，建起了不少标志性建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沙逊大厦”，也就是今天的和平饭店。

沙逊大厦建于1926-1929年间，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建筑之一。13层高，融合了哥特式和现代风格，里面有大理石地板、铜制电梯，还有从欧洲进口的家具。这栋楼不仅是沙逊家族的办公地点，还出租给其他公司和富豪，租金收入非常可观。除了沙逊大厦，他们在上海还拥有几十处房产，包括仓库、住宅和商铺，遍布外滩和南京路附近。在香港，他们同样投资了不少物业，比如码头和商业楼。

这些房地产项目有两个作用：一是直接带来收益，二是展示沙逊家族的实力。他们的建筑至今仍是上海和香港的城市名片，但背后却是靠鸦片贸易积累的资本堆砌起来的。

主权的隐秘操控者

仅仅占据经济高地还不足以满足沙逊家族的野心。他们深知，只有将政治权力也掌握在手中，才能真正做到无法撼动。于是，他们盯上了那些在汇丰银行存有大量资产的达官贵人。透过账户信息，沙逊家族掌握了这些权贵的致命把柄。要知道，在那个官场腐败横行的年代，这些钱财多半来路不正，稍有风吹草动便能让他们身败名裂。

沙逊家族就此操纵起这些权贵，让他们沦为自己的傀儡。每当清政府试图推行有利于国家的新政时，那些被收买的权臣便会集体反对，使改革胎死腹中。而在利润丰厚的实业领域，他们又会为沙逊家族开绿灯，将大笔财富输送到其手中。

沙逊家族对中国的侵蚀绝不止于经济层面。他们还试图操控国家的军政大权，改变中国的发展轨迹。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军阀们为了争夺地盘，无所不用其极。而沙逊家族就是他们最大的靠山。只要依附于这个狡猾的幕后黑手，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多少野心勃勃的军阀，就这样成为了沙逊家族的提线木偶，任凭其摆布。

百年帝国的终结

庆幸的是，沙逊家族在中国的辉煌并没有一直持续。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外国商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新成立的中华民国试图收回经济主权，这对沙逊家族的生意是个打击。加上1920-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他们的贸易和地产收益都受到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外国资产实行国有化，沙逊家族在上海、香港的物业被没收，他们的银行和贸易网络也被切断。到1950年代初，沙逊家族彻底退出中国，他们在亚洲的商业帝国基本瓦解。家族成员有的移居英国，有的去了美国，曾经的风光不再。

沙逊家族在中国活动了一个世纪，从鸦片贸易起家，到银行和地产的扩张，再到最终的衰落退出，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令人咋舌，但这份成功背后，是中国社会付出的巨大代价。

今天的沙逊家族早已声名狼藉，淡出公众视野。而如今的中国也不再任人宰割，中国人民也不再受资本家凌辱。我们有理由相信，沙逊家族之流再也无法在这片热土上兴风作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