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7年，何某毅因妻子与王某春存在婚外情，带亲属追踪至王某春经营的店面，发现妻子遗物后殴打王某春致其轻微伤，并砸坏其车辆。事后，王某春主动提出“赔钱解决”，并在何某毅要求下签署赔偿8万元的保证书。但何某毅此后未实际索要钱款，反而将保证书丢弃。案发后，一审法院认定何某毅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最终改判无罪。

厦门中院终审判决指出，何某毅虽存在殴打、索财行为，但缺乏敲诈勒索罪的核心要件——非法占有目的。具体理由包括：其一，何某毅殴打王某春系因婚外情纠纷引发的泄愤行为，与索财无预谋关联；其二，8万元赔偿金额虽高于实际损失，但结合王某春破坏他人家庭的过错程度，属于合理协商结果；其三，何某毅未实际索财且丢弃保证书，印证其动机是挽回婚姻而非牟利。法院最终认定，此类因婚外情纠纷主张赔偿的行为，若无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人民法院入库案例：何某毅敲诈勒索宣告无罪案—因婚外情纠纷向第三者索要赔偿但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入库编号：2024-05-1-229-001）

二、刑事法理分析：敲诈勒索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认定

敲诈勒索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意图通过威胁手段永久剥夺他人财产。司法实践中，这一要件常被形式化判断，导致部分正当维权行为被错误入罪。

何某毅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其索要赔偿是否属于“非法占有”？从刑法教义学视角，非法占有目的需结合行为动机、权利基础综合判断。若行为人主张赔偿存在合理依据（如侵权损失），即便手段过激，也不宜直接认定非法占有。本案中，王某春与何某毅之妻的婚外情行为，直接导致何某毅家庭破裂及精神损害，王某春对此负有道德与法律上的双重过错。何某毅提出赔偿要求，本质是对自身权益受损的救济主张，而非凭空索财。

值得关注的是，赔偿金额的合理性并非入罪关键。即使索赔数额高于实际损失，只要存在权利基础且经双方协商，仍属民事自治范畴。例如，消费者维权中主张“天价赔偿”若未超出合理协商范围，亦不构成犯罪。何某毅案中，从“一两万”到“八万”的协商过程，恰恰印证了双方博弈的真实性，司法机关不宜以数额高低否定行为性质。

三、刑事法理分析：道德权利主张与敲诈勒索罪的司法限缩

婚外情纠纷中的索赔行为，涉及刑法与道德权利的边界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只有法定权利才能阻却敲诈勒索罪的违法性，但近年法理研究指出，道德权利同样具有出罪功能。道德权利虽未被法律明文列举，但其根植于社会伦理，与法定权利同源共生。

在何某毅案中，王某春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不仅违反《民法典》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更侵犯了何某毅基于婚姻关系享有的道德权利。此类权利虽未被法律直接规定为“配偶权”，但社会普遍承认婚姻关系中的忠诚价值。何某毅主张赔偿，实质是对道德权利损害的填补诉求。正如学者所言，“道德权利主张的本质是侵权与赔偿的私力协商，而非无端勒索”。

需特别强调的是，道德权利主张的正当性需满足两项条件：一是侵权人存在违反法定义务的“道德过错”（如王某春介入他人婚姻）；二是被侵权人遭受精神损害。本案中，何某毅的殴打行为虽涉嫌违法，但索财行为与道德权利基础直接关联，二者在法律评价上应作区分。司法机关将“泄愤”与“索赔”割裂评价，正是避免刑法过度介入伦理纠纷的理性选择。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强调，司法应尊重社会伦理的自治空间。何某毅案的无罪判决，体现了刑事司法对婚恋伦理纠纷的谦抑态度。对于因情感纠纷引发的索赔行为，若机械适用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可能混淆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界限，甚至助长“法律万能主义”倾向。

当前司法实践中，类似“捉奸索赔”“青春损失费”等案件仍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对此，司法机关需进一步明确：权利基础（包括法定与道德权利）的存在与否，是区分正当维权与敲诈勒索的关键标尺。唯有坚持实质解释立场，才能避免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冰冷的构成要件，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